还有部队进入朝鲜后的翻译问题，也一时来不及解决。五十九师保卫科副科长龚育民被首长指定：“设法解决翻译和向导问题。”他愁坏了，后来突然急中生智，“想起一些国民党部队中台湾籍的战士会讲日本话，而朝鲜和台湾一样，长期被日本占领过，朝鲜年纪大些的人一般都会讲日语”，于是龚育民组织起一些台湾籍的战士临时充当入朝后的翻译，“轻而易举”地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相比较而言，二十七军由于从安东入朝后又返回，绕道沈阳、通化，又从临江二次入朝，由兵团前卫变成后卫，因而才“来得及补充了一点棉帽、棉鞋和大衣”，情况比二十军稍好一些。
八十师二三八团七连副连长宋协生说，他们第一次由安东过新义州入朝时，“排以上干部给发了件薄毛衣”，后来绕回国内，第二次又从临江入朝，“天冷了，到临江发了棉鞋，一人一个毡绒帽子……二十六军有的部队没捞着，他们戴大盖帽，用毛巾捂耳朵……”
八十一师文工队员潘杰记得，部队“转移到临江时，连级干部一人发一件大衣、一双大头鞋、一个棉帽子。战士啥也没发”。潘杰由于当时是“副连级待遇”，也得到了大衣、棉帽和大头鞋，但是“号码不对，那双大头鞋，我穿着胶鞋再穿进去还觉着大”。
这个师二四三团一连连长黄万丰记得，在临江以北一个叫苏家屯的小站，“停车时，每个车厢给了两箱大头鞋，连以上干部一人一件大衣，不够分，车也开了……”
七十九师司令部军务参谋赵池城，“穿的是黄色的上海回力球鞋，到了临江入朝的路上边走边发，我捞了件大衣，捞了个皮帽子……”
二十七军后勤部财粮科科长于钟鸣说：“从泰安上火车到安东时，说东北军区负责后勤保障，到了地方，需要的东西都有，没想到后来任务又变了，到了安东又返回，要从临江入朝。返回到沈阳一个小站——皇姑屯，在那里乱哄哄地补给，大衣、棉衣、皮鞋、帽子。部队乱了套，也没计划，哪个列车是哪个部队也搞不清楚，车站上只要见到开上来的军列，就朝车上扔棉衣、扔帽子。有的车厢可能全扔的是大衣，也有的车厢全是棉帽子……车开后，大伙儿分到啥是啥……”
二十七军七十九师二三六团一营教导员李炳章记得：“沿途大小车站都堆有棉衣、棉帽等，不要手续，上去就扛……我们营棉衣、棉帽、大衣都弄到了，就是没抢到棉鞋。二十军在前头走得急，听说什么也没弄到……”
看来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一道命令很管用：东北军区后勤清了仓库底子，把所有能搞到的冬装都运到了沈阳至边境沿途车站上。至于哪个军哪个师能分到些什么几乎全凭运气了。二十军由后卫变前卫，最早由东线辑安方向入朝，得到的冬装最少；二十七军由安东返回沈阳后绕道临江入朝，来得及补充了部分冬装；三个军当中，只有二十六军获得一点喘息的时间：在辽宁抚顺停留了一个星期。按说，二十六军是兵团预备队，又是在二十七军之后由临江入朝，时间相比较而言稍宽松一些，应该得到较多的冬装补给，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们的遭遇却并不比前两个军好多少。
二十六军七十六师炮团参谋长单洪玺记得，从抚顺赶到临江时，“已经下雪了”，而他的部队还“基本上是单鞋、南方的薄棉衣，再就是一人一条粮袋装炒面、馒头干。团以上干部才发一件日本军队的呢大衣和一双棉鞋……”
八十八师二六二团七连指导员赵可鉴“从山东滕县坐闷罐车到抚顺，戴的大盖帽，一过山海关，在车门口小便，帽子让风刮跑了”。后来，部队到抚顺后，“住下来，演习一个礼拜：爬雪地训练，上边才给换了棉帽子，排以上干部增发了一件棉背心。”还有就是“每人发给一点儿棉花，干部战士都有，可以用手巾包起来缝上，捂耳朵用”。
显而易见，由于行动过于仓促，后勤补给几乎随意到了可有可无的地步。但是，入朝作战前的必要步骤——轻装，却是必不可少的，尽管官兵的背包里的东西其实都少得可怜。这轻装包含两个要求：一是丢掉那些打仗用不着的多余的东西，称为轻装；再就是部队是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赴朝的，那就需要把带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标记的任何东西都清除，此为清装。命令一下，各部在开进途中，从通化开始，有的到辑安，有的到临江，也有的在一些中途停车的不知名小站，纷纷打开自己的背包，把暂时不用的多余的毛巾、肥皂、鞋子、纪念品、杂物等用包袱皮打成包裹，统一上交保管。然后就是纷纷摘帽徽、撕胸章，连毛巾上印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字也要剪掉，因为上级要求是“一律不许留下有汉字的东西”。
二十军五十九师后勤部卫生处的干事陈煜轩因为在通化“看药品箱，多留了两天”，看见通化车站沿街很乱，“成群的军人互相摘帽徽、扯胸章，被子上的汉字记号、床单上的汉字都得剪下来，摊得像军用品旧货场……公文纸在街上乱飞，寒风吹来的感觉，不像是要出征作战，倒是像忙乱着要撤退的样子……”
轻装时，有的干脆把东西随手扔掉不要了，他们怀疑就是上交了，将来兵荒马乱的，打完仗就是回来了也不一定能找回来。六十师警卫连的副指导员陈家银就“扔掉了一双在上海发给干部的日本大皮鞋”，原因是“这鞋死沉，行军跑不动路”。五十九师保卫科副科长龚育民“把在上海买的刮胡子刀丢了”，他倒不是嫌它沉，他是轻敌，准备“打跑美国兵再回国刮胡子”。六十师一七八团八连副班长李永良“扔掉了在上海时买的一支博士钢笔”，因为“钢笔上刻着汉字”，更让他后悔的是“连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作战纪念章也扔了，都扔火车站外头野地里了，现在都没有了……”
也有的部队没有摘帽徽，而是“把大盖帽连帽徽一起收集起来上交了”，可是，交了大盖帽，却没等来棉帽，又催着入朝，这一来，让五十九师一七六团一营的王宪丰看到一种奇特而滑稽的景象：“有的部队光着头，一人头上包一条白毛巾就过了江，跟敌后武工队一样。”
由于要求轻装，有的战士连干粮袋也不愿多带，“一条米袋一条干粮袋，还扔了米袋，想着要一条干粮袋就打到南朝鲜去！”五十九师一七六团卫生队的炊事班，“开进时轻装，从火车上朝下边扔锅，扔油桶，扔面板，只留了一根擀面杖……连面粉都轻了装，啥东西都扔了，就是没舍得扔大米——南方部队嘛，怕到了朝鲜吃不上大米……”多少年后，管理排长曲肇录都庆幸这个明智之举：“由于我和担架队长坚持，四个人一副担架抬大米，让我们后来少挨了饿……”
也有的人更重视精神食粮——五十九师一七六团政治处干事缪俊清在辑安轻装时，“清理各种内部文件，日记本、记录本等等都收起来，留在国内。”不过，他同时做了另一个稍稍违反规定的决定：带走一本小说。“书是我买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没舍得丢下，带到了朝鲜……把一本书分成三份儿，带到朝鲜大家传着看，我们政治处的人都看遍了……”
当然，大多数出身农家的官兵们还是把自己保存的私人物品，小心翼翼地打了包，并在包袱上或写上名字，或留下记号，交给留守的人统一保管。肯定地说，这些包裹有相当数量属于战后无人认领；也有的是包裹的主人幸存归国，而包裹却不知流落到了何方。最终能完璧归赵的不算多。
五十八师一七四团三营八连指导员侯志坚是一九四六年入伍的老兵，入朝前他的包裹里积攒了不少私产：“一些小玩意儿，纪念章呀、照片呀、钱呀、日记本呀，还有一些日用品，都统统打了包，让收上去交了，谁也不知道运到哪儿去保管，战后回国也没处去找……”一七六团的排长王宪丰说，他们轻装后各人的包裹，是“一个班一个班集中起来上交保存，后来回国都找不着了”。
兵团俘管团的工作队队员李英文把自己小包的东西清点得很仔细：“一共有十三条毛巾，好几年攒下的；两套单军衣、三双鞋，还有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纪念章……”李英文原来想打完仗复员回乡后把这些物品“带回老家去”，现在规定轻装，只得仔细打点好，“用白布打个结结实实的小包裹，写上个姓名，交给上头统一保存。”
也许是由于李英文所在的俘管团直属九兵团，沾了大机关的光，战后，他的小包还真的“找回来了，东西一点儿都没少”。
清装的过程要麻烦得多。只要带有中国军队标记的东西都需清除掉，哪一点儿漏掉都不行。
二十七军八十一师二四二团炮连一位入伍两年的战士任玉祥当时已入了党组织，清装时“党证都要收起上交，为啥？上头有中国字呀——写着姓名，部队番号，入党年月日”。交了党证，“党员身份的人都要求在衣裳里头划个小红圈——万一负伤转院好接转组织关系呀……衣裳里头原来写名字的都得抠掉，不能露中国字……”不过，任玉祥认为，比起抠掉衣裳里的中国字，刮掉九二炮上的标记难度更大很多。“我们的炮上印着五角星，印着‘八一’，红字黄边，油漆涂的，挺好看。都要求刮下去，用刺刀刮，刮掉了漆皮还有印儿，冻手不说，把炮弄得像生了烂疮。”
八十师二四○团卫生队十八岁的医助邹本兴“剪掉了毛巾上的汉字，连棉衣里边印的几号服装的字样也弄掉”。但是，他在清除军用水壶的“八一”两个字时有点犯难，“找不到小刀子，想用胶布贴上吧，又怕万一掉了挨批评，就用石头片子刮，刮了好一阵，挺好个水壶弄得那么难看……”
十六岁的二十六军医疗队女卫生员寿南珍在临江清装时，到处寻找随身各种装备和物品上的汉字，忽然“看到闷罐车皮上有显眼的汉字——牛……马……”大伙儿看着把他们从山东拉到临江的闷罐车厢，都愣怔了——别的车厢也都用粉笔写着：牛××头，马××头，“想了想，估计这是为了保密，怕沿途特务探知部队的调动才这么写的。”不过，还是听到有人嘟囔了一句：“搞半天，咱们是当牛当马给拉来了！”立即听到有人反驳：“别胡说，这是为保密！革命军人跟牛马牲口不是一回事！”
一个月以前在长江口沿岸刚刚学会凫水的六十师一七九团的老兵侯方仁在辑安轻装时，早已忘记了他为了学会凫水和别人打赌的事。因为部队紧急出发北调山东，继而又开进东北，他和张福二人打赌的计划被迫停止。不过，他的运气不错，在沈阳停车时，他搞到了一件大衣。这极有可能就是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让二十军副军长廖政国在沈阳多停两个小时，容他返回军区机关，动员机关人员将自己身上的大衣、棉帽统统脱下，送给二十军的这一批“支援物资”。因为六十师紧靠军直机关的列车，因而侯方仁他们才非常幸运地得到了大衣。现在，侯方仁专心致志地执行清装命令，早已把学游泳、打台湾的事忘于脑后，心中涌起的是“立马就要上朝鲜出国打仗”的紧张和激动心情。
侯方仁先是“把毛巾上‘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汉字剪了去”，又想办法，“把棉衣里边印的被服厂的型号、填上的化验的血型，都涂了去”，还和大家一样，扯下胸章和帽徽上交，然后就找一块粗砂石，“很费事地打磨水壶，把壶上印的‘八一’两个字打磨掉……”
就在他吱吱啦啦地打磨水壶的时候，张福走过来喊他，手里拎着那双硬底翻毛皮鞋。
张福把新皮鞋杵到侯方仁眼前，对他说：“我寻思着，上回在崇明江边打赌，还是你赢了，你在水上浮起来了，这鞋你拿去。”
侯方仁盯着张福，琢磨了一会儿，“觉得不能要他的鞋。”侯方仁心想：“上回没得到他的鞋，倒交了好运，在沈阳弄到了大衣。别的营连都没搞到，这回要入朝打仗，他这皮鞋死沉，穿上跑不动……”
“上级让轻装，俺可背不动你这大皮鞋！”侯方仁笑了笑说，“你还是自个儿留着吧！”
“这可不是我不给你啊，是你自个儿不要，”张福说，“我是怕欠你的，万一你打仗光荣了，到阎王爷那里去告我的状子……”
“这你放心，俺命大得很，阎王爷点不到俺的名字。”侯方仁说，“你要是真想把鞋给我，打完仗回国再说。”
张福把鞋收回来，笑道：“我是真想给你，只怕你回不来……”
侯方仁心想，张福这个傻大头，“他没听指导员说，咱二十军东线这边，美国兵也就一二十万人——还不够咱一个淮海战役打的！一根牙膏用不了就得胜利回国……”于是，侯方仁停下打磨水壶，盯着张福说：“咱再打个赌儿？我要一个月回来……”
“一个月回来，鞋是你的！”
两人打罢赌，张福便把那双皮鞋打进了白布小包，准备上交留存国内；而侯方仁则继续打磨干净水壶上的残留字迹……
十一月八日夜里，侯方仁和张福他们这个连队的人，跟随师、团的队伍，“踏着一串一串搭起的浮桥，走走停停地过了鸭绿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