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19世纪90年代的工业动乱，第一个阶段将会是一场一直持续到最后的金融战争，而联合被长久地耽误了。只有在惊人的浪费和延迟之后，在那个年代主导的银行家呼吁下，这些正在争吵的贵族才会最终达成共识。
但是，与此同时，希尔、维拉德、亨廷顿以及古尔德的胜利或失败，都没有给西部的定居者带来多少喜悦之情。在明尼苏达和红河谷的农民中，流传着这样的谚语：“蝗虫之后，我们又迎来了詹姆斯·希尔。”定居者的粮食和牲畜只能通过詹姆斯·希尔的铁路运送到他巨大的湖泊蒸汽船上，然后进入他的升降机和货仓——从头到尾都要按照他设定的价格来办。我们不得不去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在1883年，希尔的马尼托巴公司的收入是刚成立时的十倍，而且他突然要求股东们提供一笔1000万美元的“巨款”，以便进行改进和收购。
在维拉德短暂的统治期间，哥伦比亚盆地的居民们对这位征服者也没有什么好感。因为维拉德的轮船垄断了水路，控制了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的运费。在这里，就像是在加州一样，比如说，一船耐火砖从利物浦经过好望角运到瓦拉瓦拉（Walla Walla）所需要的费用将会与通过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直接路径所花费的费用一样便宜。此外，维拉德还将他的手伸向了那些正在成长的城镇上。他可以依照他的喜好来决定这些城镇的发展，以及经济的成长或衰退。因此，当维拉德专注于哥伦比亚河口的业务时，波特兰的人们就会很高兴，而西雅图以及塔科马的人们就会觉得很压抑。而当维拉德修建连接西雅图的铁路时，波特兰的居民又将会号叫。
不管转向哪里，那些自由的西部拓荒者们发现他们的情况都同样地令人绝望。杰伊·古尔德把持着联合太平洋铁路，亨廷顿则把持着南太平洋铁路。正如历史学家休伯特·班克罗夫特提到的那样，例如在加利福尼亚，几乎没有哪个村庄不在承担着巨大的债务，实际上这些债务是付给铁路公司的赎金。定居者都被当地的政治家怂恿着，而且“所有的报纸都炫耀着说，能够从铁路公司那里收得到巨大的利益。受到了政治家和媒体的影响，人们带着无比的镇定，在大棒底下走过”。但是，很快之后，在许多宣传手册或小城镇报纸中，人们可以感觉到定居者情绪的改变。因为他们朦胧地感觉到了这样一个事实：虽然火车给他们打开了巨大的机会，但这些机会已经不在他们的控制之下。一台脱粒机可以在短时间内从芝加哥带到圣华金河谷，但是正如弗兰克·诺里斯（Frank Norris）在他的倾向性小说中所叙述的那样，这件物品可能要多走上几百英里到“主要转运点”，然后再被送回到他的购买者手中，其间被称作“章鱼”的铁路贩子可以高兴地为其制定价格。或者，当市场显示出农民可能会因为他几个季节的辛苦劳作而有一个很不错的收益时，狡猾且无所不知的“章鱼”又会记得将运费提高到使其赢利的希望最终破灭的地步。
那些曾经将铁路公司作为一种恩赐来欢迎的定居者现在却发现，这些铁路公司正在以“美国体系”的方式阻碍而不是服务着产业界。定居者们的发言人，现在有时会来到华盛顿，用奇怪的言辞谴责这些“铁路国王们”，称他们是“吸血鬼”，正在执行“得到许可的盗窃”。他们抗议道，在明尼苏达州每蒲式耳小麦价值50美分，到了纽约其价格也只能到1·2美元～1·25美元。“服从我们的收费吧，”铁路公司的行政人员对他们说道，“否则，你们的小麦、玉米以及燕麦可能会因为没有市场而烂在谷仓里。”
特别是在西部宏大的空间里，那些定居者正在绝望地对抗着公共承运人（指铁路公司）。为了抵达边境，定居者中的很多人都经历了巨大的苦难。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可能就像正在无止境地进出口货物的机器人那样生活。正如国会记录显示的那样，登上从纽约或芝加哥开出的火车后，移民们就经常被迫：
各安天命，自己花钱在没有弹簧的车厢中的硬长凳上生活很多天。他们经常会因为雇员的忽视而受冻或没水喝，这些雇员丝毫不关心外地人的舒适或需要。
早在1873年，美国参议院实际上就提出了一项措施，来防止乘客在铁路上受到残酷对待，这就像是之后为了保护马和其他动物所采取的人道主义条例一样。
一旦抵达了西部，这个新国度里的定居者就会发现铁路公司阻止他们得到最好的土地，同时，为了避税，这些土地并不是专属的。在土地的使用方面，将会发生很多愤怒的冲突。在这些冲突中，“土地所有者们”将会被武力剥夺其所有权。
但是，当土地的耕种者们发现他们遭受勒索的时候，他们也看到了铁路公司鼓励与他们生产、生活有关的某些企业一起联合起来对抗消费者。比如，升降机公司、磨坊以及畜牧场，这些企业处理着他们所生产的粮食或牲畜，而炼油商、大商品公司则向他们提供日常生活必需品。在1879年赫本委员会所举行的听证会上，就揭露了这样一个事实：就像是全美国的铁路公司一样，纽约中央铁路公司有6000个秘密折扣协议，比如该公司与南方发展公司就有这样的协议。纽约商人亚历山大·特内·斯图尔特（Alexander Turney Stewart）的纺织品公司就受到了范德比尔特家族的特殊帮助，从而“加强和发展了他们的业务”。
立法委员会的律师问道：
“他们正在渐渐衰弱，并且承受着痛苦吗？”
“在很大程度上是。”
“这是通过调整运费的手段，刻意地使得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与此同时，被醒悟过来的定居者派往华盛顿或州议会去申辩的政治代表们似乎不能够帮助他们。而且在一段时间，人们看到这些政治代表们凭借着人们向他们慷慨授予的自由通行证在这个国家四处游荡。农民们被限制在了自己的土地上，而且实际上没有办法四处行走或去看看这个世界，而他们的叛徒和带给他们痛苦的人却在卧铺车厢里面作威作福——这种场面太多了。那些“自由通行的恶魔”激起了农民们的嫉妒与愤怒，正如农民们派出的前往华盛顿的代表所做的在美国的频繁旅行一样。
因为正式的反对并没有什么效果，西部的农民们最后自己组织了一个名为“农庄”（Grange）的巨大组织。19世纪70年代期间，经过几年的发展，这个组织最终聚集了来自15000个不同社区的150万名美国农民会员。这个美国农业保护者协会（就像共济会一样）拥有自己的标志、工具、密码、誓言、等级以及其他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机制。美国人想要通过这个组织来对抗铁路公司。该组织的管理人员分别被称作大师、讲师、会计和书记。在这个组织中，对于男人来说，其角色有劳动者、栽培者、收获者和农夫。对于在整个组织中有着重要职责的女性来说，其角色有女仆、牧羊人、拾穗人以及保姆。而且，组织中更为高级的勋章则名为波摩娜(Pomona)、得墨忒耳(Demeter) 和芙罗拉(Flora)，它们分别代表着希望、信仰和慈善。很快，在西部11个州里，“农庄”组织不但表面上很友好，而且它在政治上也形成了一股力量。它的成员进入了立法机关，并且成立了将要终结所有铁路公司虐待行为的铁路委员会。
铁路贵族们因为这种介入而变得暴怒。1877年，亨廷顿谩骂着他的对手们，称他们是“农民”以及“共产主义者”。亨廷顿和其他人都亲自致力于去占领每个州不同的铁路委员会。大部分情况下，那些还没有被占领的委员会被一个复杂性的问题而弄得不知所措，而这个问题，事关铁路所有者给予的补偿。人们没有遵守笨拙的《农庄法案》，相反，却反抗着这一法案。某些时候，在那些不满的地区四周，铁路大亨们画出了一条防疫封锁线，而这片区域将面临着交通的完全中断。因此，在一两年后，像爱荷华、明尼苏达以及威斯康星这样的联邦州，在武力的逼迫下，被迫从法典中移除监管法规。
此后，这些被强烈压迫的农民的“煽动”转变了方向。在“1873之罪”指187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造币法案，宣布实行金本位，让白银退出流通。后的多年来，有对于通胀或“自由铸造银币”的改革运动，也有旨在减少甚至是减免农民债务以提高他们产品价值的措施。但是，所有这些指挥不善的行动却没有什么效果——除了在重大举措中，“护照恶魔”被确切地禁止之外。无论如何，拓荒者的乐观主义精神缓慢而沉重地趋于平静。而在西部的媒体报道中，每个沿着亨廷顿、古尔德或维拉德的线路的地方，“除了持续的抱怨声之外，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听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