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就好像我们正在偷听亨廷顿、斯坦福以及克罗克这些西部铁路大亨的秘密会议。已经被强调过的这些话语，表明了推动亨廷顿和他的伙伴们的政治原则。根据亨廷顿的想法，美国以及加利福尼亚的利益完全等同于太平洋同盟的利益。一位参议员，只有当他“公平地对待我们”、“帮助我们”、不断地“认真致力于我们的利益”或变成一个“好朋友”的时候，亨廷顿才会将其判断为“正确”或“正在成长”。州立法机关或地方立法机关存在的价值，就是向诸如亨廷顿的铁路公司这样的集团授予铁路特许状，并且“不允许干涉运费”。最后，所有的这些经过普选、以民主的方式当选的公职人员获得了“人民”（他们的代表因此会以一个合理的代价而“聚集”到一起）的有效支持，并将他们的裁决放置在这些大亨的事业之上。另外，还有一些指导原则，这些指导原则能使我们对那些强大领袖的政治策略进行检查。
在1877年（也就是南太平洋铁路公司国会大斗争的那年）的一封信中，亨廷顿给我们留下了他在贿赂活动中坦白、直率的辩解理由。这个理由完全配得上它的不朽：
如果你必须花钱来做正确的事情，那么花钱就是正当且公平的。如果一个人拥有做坏事的能力，除非别人贿赂他，他才会做正确的事。我想，当走上前去贿赂法官成了一个人的职责时，在这上面所花费的时间将会有所回报。一个大声疾呼反对贿赂的人，自己也会去贿赂。如果没有人去贿赂，我将会毫不犹豫地去做。
人们可以看到，按照他自己的想法，亨廷顿不会去干那些不是他“职责”范围内的事情。而且他对那些“大声”反对这种“职责”的人在改变了的环境下将会很乐意地去做这些事情的判断，也经常得到证实。约翰·阿奇博尔德曾经在很多年里，为标准石油公司做了绝大多数的秘密联络工作。阿奇博尔德对公职人员也持有同样的观点。最好的政治家，就是那些最有力量、最忠实地履行他们“责任”的人，像参议员柯维、福勒克（Foraker）以及潘罗斯，还有既热忱爱国又懂得煽动复仇的众议员约瑟夫·希布利(Joseph Sibley)。尽管阿奇博尔德是一位虔诚的信徒，但是那些顽固地拒绝去领悟的政客们，特别是诸如发行了反对“石油水蟒”作品的亨利·劳埃德这样的“改革者们”，已经足以将阿奇博尔德扔进激烈且世俗的愤怒中。对于劳埃德来说，阿奇博尔德具有最卑鄙、最唯利是图的动机，也就是分享了标准石油托拉斯的敌人希望收集到的收益损失。但是，像劳埃德这样的人对谁都没有好处，他只是简单地致力于提高利用政治特权的最终成本。
为了恶意控制公务员，也为了获得时间，亨廷顿和他的同事们觉得，“一个人的责任就是走上前去行贿”。 正如我们在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古尔德以及动产信贷银行帮的例子中已经看到的那样，这些方法都极为透明，铁路公司首领带着装满现金的旅行箱前往国会山或是州议会；或者就像奥克斯·埃姆斯一样，直接成为一名众议员，将股份给予其他众议员，以便他们被激励着去照顾自己的资产。的确，科利斯·亨廷顿就是一位狡猾的大师，只要有可能，他就会确保留下有签名的证据，诸如在向议员们支付款项时所给予的已兑现支票等。因此，参与进去的人们“之后就永远都是我的奴隶”。但是，即便通过这样细心的方法，依然存在巨大的浪费。当一个极为富有的铁路大亨或银行家出现时，我们绝对不能相信这些众议员或州议员能够把持住他们的胃口。一直到投票的价格被强迫竞价而抬高到一个可怕的数字之后，这些职业政客才会变成阻碍物或假装老实的人。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发现亨廷顿正在抱怨这些开支。这些开支在账本中经常被列入“日常开支”“法律开支”或“额外的法律开支”的名录下。在一封信中，亨廷顿带着一种沮丧的情绪呼喊道：“他们还是出发，去把它做完了比较好。”在有关一条重要的铁路法案的讨论期间，古尔德亲自出现在华盛顿，为此亨廷顿痛斥了他。州议会中的议员则经常难以控制，而且，亨廷顿自己就说道：“购买议会的投票是一个糟糕的策略。”确实，如果一个人直接与政治机器的领袖打交道将会更为有效和节约，比如这个领袖是参议员或一个州的州长，或他处在铁路公司、托拉斯或跨州商业委员会的关键位置。1877年10月29日，亨廷顿在给科尔顿的信中写道：
我看到了阿克斯特尔（新墨西哥州州长），而且他表示，如果我们向他提交一份我们想要将其写入法律的提案并且得到他们的通过，他只收取很少的资金。但是，如果我们派一个人去那里的话，他们则会敲诈这个人一大笔钱。
那么，在全体议员中直接出现或直接的贿赂是笨拙的、浪费的、难以掩盖的， 并且伴随着危险。而且，这样的花费就像勒索，将会年复一年地无限自动增长。例如，一位众议员或参议员，同时也是一个重要委员会的成员，可能会在一项法案上“转变”他的位置，之后只有通过向其提供大量的好处才能使其“转变回来”。此外，甚至亨廷顿、古尔德或洛克菲勒，都会因不小心或不适当的“交易”或错误引发公众的愤怒。而当公众愤怒时，他们需要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
人们开始使用非常狡猾地向政治友人分配奖品的方法来代替直接的贿赂。例如，在加利福尼亚，州铁路委员会中三位委员中的一位，也就是律师科恩，有一次作为投资，他购买了一块大约10万英亩的大牧场。科恩是通过南太平洋铁路公司所控制的一家下属土地公司来完成购买的，价格则可能是其他市民所需支付的一半。在这笔交易中，这家强大铁路公司的代理人将会表现得十分软弱或愚蠢。因为科恩在六个月之内，以购买价格的两倍又售出了这块土地。几年之后，这位铁路委员会委员，这位行事谦虚谨慎的律师，就成了一位百万富翁。但是，人们无法在他身上发现任何公然的行动。
亨廷顿警惕地注意到了他的对手斯科特给予的金钱数量太大，而且也太过公开。这是绝对的蠢事，会使斯科特成为受害者。“我保持优势地位，” 亨廷顿说道，“因此我们就不会被任何调查所伤害。”为了不在潜在的勒索者手中留下证据，最好要“保持优势地位”。事实上，这些人必须永远地承受很大的压力：
我很高兴知道你已经控制了卢特尔，但是你必须小心，并且不要让他得到任何能够用来反击的东西……他必须有坚实的理由，否则他就会背弃你。
在1887年的太平洋铁路调查中，亨廷顿坦率地表示，他反对太过大方地给予政客或选民免费的酒品或雪茄。同时，亨廷顿和他的朋友们也不反对通过“借给”某位参议员一些钱，来“照顾”这位参议员。类似地，一位友好的众议员希布利也建议约翰·阿奇博尔德偶尔给予一位参议员1000美元的“贷款”，来作为一项“投资”。而且，在斯科特或古尔德所有连接华盛顿的道路上都有免票的地方。亨廷顿花费了几万美元在私人车厢里组织了巨大的“旅游宴会”，通过这种方式，政客以及他们的家人，还有记者，就可以在亨廷顿广阔的领地中进行令人愉悦的旅行。
所有的工业大亨都及时地发现，使用雇佣游说者的方法对他们来说极为有利。这是一种从美国早期就已经繁荣，但是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里才开始承担极为重要且机密角色的职业公共代理人的方式。以这种方式，杰伊·库克和他的兄弟亨利就曾经能够立刻在内战之后和国会一起完成英雄般的功绩。所有的利益集团，包括银行、铁路、矿山、钢铁、军需品以及战争物资领域，最终都拥有了专门的中间人或游说团。亨廷顿在1876年1月14日的一封信中，极为生动地描述了游说工作：
我收到了你的电报。因为威廉·卡尔提供的服务，我们得到了6万美元的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债券。我问你一下，未来他的服务价值将是多少……鉴于我们现在在国会里有很多事情…… 他在华盛顿的朋友应该与我们在一起，这很重要。而且，如果通过每年支付卡尔1万～2万美元就能够实现这个目的，我想我们可以负担得起。当然，一直到他能控制了他的朋友，我们才应该这样做。我希望，你能够从卡尔那里得到一份书面的承诺，在这份承诺里，他将会同意为了一个确定的数目来控制他的朋友，之后请将这份承诺发送给我。
以这种方式，铁路公司首领、石油大亨或制糖业者能够向政治特权的中间批发商每年支付一个总额，以获得全体公职人员的“友谊”。通过这种做法，这些大亨就能够简化他们的操作。
政治手段的最高发展出现在马克·汉纳“叔叔”的全盛时代。作为共和党的老大， 马克·汉纳提出了该党的策略，这些策略对工业大亨极具吸引力，因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聚集在了共和党的旗帜之下，并且向共和党的金库支付了昂贵的贡品。
正如我们从被偷的“福勒克信件” 中得知的那样，就是在这个时候，战略性委员会和其主席的控制体系使这种游说变得更普遍。因此，人们在1898年任命了一个工业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表面上是要打击托拉斯。实际上，在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之中，都是一些诸如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博伊斯·潘罗斯这样的操纵政党活动的政客。潘罗斯与标准石油公司的秘密政治局联系紧密，并且提前将委员会正在准备的报告展示给了阿奇博尔德。阿奇博尔德反对这个报告的部分内容，潘罗斯以及他的委员们就修改报告中的某些内容。之后，这份报告又重新提交给了阿奇博尔德，阿奇博尔德最后答复道：“我们认为这个报告很公平，因此我们不会再提议作出任何改变。”
同样忠诚的还有俄亥俄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福勒克。当福勒克在参议院的委员会中占据了战略位置时，在6个月的时间里，他就从标准石油公司那里收到了高达4·4万美元的报酬。这件事情正好发生在他忙于准备谋划共和党的反托拉斯政纲条款时。
1890年，一股大众不安的真正强大的潮流正在席卷美国，这些大亨在过去25年中所赢得的大部分公众的满意度几乎都丧失殆尽。哈里森担任总统期间，在关于关税法案的辩论中，共和党似乎分享了它最富有的支持者们的耻辱。关税“抑制了人民，而托拉斯正在穿过人们的钱包”， 这样普遍的呼声出现了。通过精力充沛地评论，亨利·劳埃德描绘了一个这样的美国：在这里，市民出生就要饮用牛奶托拉斯提供的牛奶，食用牛肉托拉斯的牛肉，靠石油托拉斯的慈悲来点亮他的住宅，而且在死亡时，还要由棺材托拉斯将他们带走。共和党人处境不妙，但是领导他们的人却比以前更为聪明。在华盛顿，职业政客之间很显然达成了一个协议——制定一项新的、税率更高的保护关税措施的法案。与此同时，他们也通过了预想的反托拉斯立法的某些措施。
“尽管共和党的领袖们都非常反对对托拉斯的这种控制，”亨利·福特（H·J·Ford）在《克利夫兰时代》(Cleveland Era)一书中写道，“但是他们发现，不作为还是非常危险的。因此，在1890年1月14日，参议员约翰·谢尔曼通过财政委员会报告了一项含糊但强制性的法案，以便实行贸易竞争。”该法案的第一部分宣称：每一个限制州与州或者国与国之间进行自由商业贸易的合同、联合或阴谋集团，都会据此被宣布为非法。但是，这项法案带着它令人费解的语言，并没有试图去限定它将会对之进行处罚的冒犯行为，而且没有制定出可执行的条款。与此同时，其宣称的对违法行为进行裁决的权力也被提交给了法庭。正如福特评论的那样，“这是国会为了摆脱麻烦和责任所喜爱的一种方式”。 还有一次，就像在1887年跨州商业法案的例子中一样，一位参议员评论道，没有人知道这个法案将会对托拉斯做什么，但是几乎所有人都同意，“必须用力抛出一些东西来平息大众的不安”。随后，两位总统，也就是克利夫兰和麦金莱，都表达了他们对《谢尔曼法》(Sherman Law)作用的完全怀疑，并且也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执行它。而特别是最高法院以及宪法本身，它们就像一块立着的救命石头，去反对“令人害怕、遭人诟病的资本”，也就是塞勒斯、大卫·菲尔德兄弟以及斯蒂芬·菲尔德法官所定义的“对资本进行的如此可怕的攻击”。
然而，还是有一些危险的时刻阻止了这些胜利的富豪。一系列长期的敌对示威以及不详的冲突爆发了。在仅仅触动了部分美国的1885年和1887年的罢工和暴动之后，还出现了更致命的插曲：1892年的反抗卡内基钢铁厂的霍姆斯特德起义，1894年由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所领导的普尔曼罢工，以及在华盛顿由科克西“将军”（General Coxey）率领的失业贫困暴徒们的示威游行。那些被他们的债务压垮的农民和小商人再次发出了历史上着名的通货膨胀的呼声。而且最终，在蒂尔登或克利夫兰“安全理智地”领导下，老的民主党最终落入了这位年轻暴躁的西部演说家的手中。这位演说家将要把受难的人民从“黄金十字架”中拯救出来。
在这股“社会主义革命浪潮”之前，在“这个地狱的联盟中”，这个多少代表了破产工人、商人、农民、矿工以及乡村律师利益的对“产权”发动的进攻，如同一股巨大的震动横扫了大亨的圈子。在这个时代所有的编年史、回忆录以及自传中，1896年都是一个红色年份。这其中，一股骚动时而喧嚣，时而隐秘。为了一场殊死斗争，人们正在进行着疯狂的准备，而工业的车轮也几乎停滞了。
现在，共和党主席马克·汉纳在这个重大的紧急情况面前，展现出了天才般的精力与冷静。他站在最高位置行动着，征收令人惊愕的评估税，比如从牛肉集团那里征收了40万美元，从标准石油公司那里征收了250万美元。在这些邻近地区里，蔓延着一股歇斯底里的情绪。“你们让我想起了大量受惊吓的母鸡。”汉纳在这些大工业家的一次会议上说道。像詹姆斯·希尔这位正在与工人产生纠纷的人，秘密地改变了他们的政治忠诚，从民主党转到了共和党的旗帜下。“在农民和那些收到薪水的人们中间，有一股狂热传染着。”1896年7月15日，希尔向J·P·摩根写信道。希尔督促着麦金莱的竞选经理们“应该马上开始工作”，并且补充道，“我将会竭尽全力，进一步促成我们能预见到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