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闾
一
“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这是一位大人物年轻时说的一句话。这里的“近人”有特定时限，既非泛指古人，也并不涵盖时人。时间过去近百年了，如果依照这个时代范围，站在今天的角度，认定我所拳拳服膺者，倒是觉得略晚于曾公的张謇，堪当胜选。套用前面的句式，就是说：“吾于近人，颇服张謇。”
其实，表述一已的观点，说“独服张謇”亦无不可。只是考虑到，知人论世，评价历史人物，有一个视角选择问题，亦即看问题的角度。角度不同，结论会随之而异。参天大树与发达的根系，九层之台与奠基的垒土，孰重孰轻，视其着眼于功用抑或着眼于基础而定。而且，评判标准往往因时移易。前人有言，品鉴人物不能脱离“一时代之透视线”；“一时代之透视线”变化了，则人物之价值亦会因之而变化。看来，涉及这类主观色彩甚浓的事，还是避免绝对化，留有余地为好。
既然说到曾国藩了，那么，我们就来研索一下：论者当时所“独服”的是什么。叩其主要依据，不外乎在近代中国他是唯一真正探得“大本大源”，达致超凡入圣的人物；“世之不朽者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曾公乃“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也就是传统上说的立功而兼立德、立言；实质上，亦即曾公所毕生追求的“内圣外王”的人生境界。
在晚清浊世中，曾公诚然是一位不同凡俗的佼佼者，堪资令人叹服之处多多，仅其知人善任、识拔人才一端，并世当无出其右者。但也无庸讳言，他的头上确也罩满声闻过实的炫目虚光，堪称是被后人“圣化”以至“神化”的一个典型。泛泛而言“道德文章冠冕一代”，固无不可；如果细加检索，就会发现，他的精神底蕴仍是恪守宋儒“义理之学”的型范，致力于正心诚意、修身养性，克已省复、困知勉行，以期达到自我完善，成为圣者、完人。说开了，就是塑造一尊中国封建社会夕晖残照中最后的精神偶像。志趣不可谓不高，期待视阈也十分宏阔。可是，即便是如愿以偿，终究是个人的事；到头来又何补于水深火热中的苍生？何益于命悬一线的艰危国运？至于功业，举其荦荦大端，当属“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这又怎样？无非是使大清王朝“延喘”一时，挽狂澜于既倒罢了。
再说张謇。观其抱负，实不甚高：“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没有什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经天纬地、惊天动地之志，不过是“不与草木同腐”而已。当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做到这一点，也绝非易事。
张公活了七十三岁。前半生颠扑蹉跌于科举路上；状元及第之后，作出重大抉择——毅然舍弃翎顶辉煌、翰林清望，抛开传统仕途，转过身来创办实业。用他自己的话说：“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他确立了“父教育而母实业”的发展思路，先后创办了二十多个企业，涉及纺织、印染、印刷、造纸、火柴、肥皂、电力、盐业、垦牧、蚕桑、油料、面粉、电话、航运、码头、银行、房产、旅馆等多种行业，涵盖了轻重工业、银行金融、运输通讯、贸易服务等门类。看得出，他所说的“实业”，大体相当于今天的第一、二、三产业。在他所兴办的三百七十多所学校中，中小学之外，重点是师范教育、职业教育（包括师范、女子师范和农业、医务、纺织、铁路、商船、河海工程等）；同时创建了工科大学、南洋大学，并积极支持同道创办复旦学院，将医、纺、农三个专科学校合并为以后的南通大学，还联合教育界一些知名人士，酝酿高师改为大学，东南大学因而正式成立。他的设想，是“师范启其塞，小学导其源，中学正其流，专门别其派，大学会其归”，从而创建了从学前教育的幼稚园到中小学直至高校，从普通教育到职业教育、特种教育、社会教育，形成一个门类齐全的完整的现代教育体系。
兴办规模如此宏阔的实业、教育，显示出他的远大抱负与惊人气魄；而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筚路蓝缕，勇为人先，进行大量开创性的探索，则凸显了他的卓绝识见与超前意识。实业方面，他成功地摸索出“大生模式”，推进了中国近代企业股份制，最早创办了大型农垦公司和企业集团；文教事业中，他所兴办的博物馆、师范学校、女子师范学校、刺绣艺术馆、新式剧院、戏剧学校、盲哑学校以及气象台等，都是在全国首开先河。他在创建图书馆、伶人学会、更俗剧场和多处公园、体育场的同时，还将目光和精力投向弱势群体，兴办了养老院、育婴堂、残废院、盲哑学校、贫民工厂、栖流所、济良所等一大批慈善事业。而无论是办实业、兴文教、搞慈善，全都着眼于国计民生，为的是改造社会，提高国民素质。
思想理论建树，有所谓“照着说”与“接着说”的差别。前者体现传承关系，比之于建筑，就是在固有的楼台上添砖加瓦；后者既重视传统，更着眼于创新、发展，致力于重起楼台，另搭炉灶。张謇作为开创型的实践家，当属于后一类。两类人物，各有所长，缺一不可。但从历史学的角度，后人推崇某一个人，总是既考察其做了何等有益社会、造福群黎之事，更特别看重他比前人提供了哪些新的东西。我说“颇服张謇”，其因盖出于此。
二
如果说，曾公的言行举止，与其所遇时代、所处社会、所受教育完全统一、若合符契的话；那么，张公则在许多方面恰相背离，甚至截然相反。为此，人们总是觉得，这位“状元实业家”身上充满了谜团、悖论，从而提出大量疑难问题：
——张謇四岁至二十岁，从名师多人，读圣贤之书，习周孔之礼，可说是浑身上下，彻头彻尾，浸透了正统的儒家血脉。那么，就是这样一个由封建社会按照固有模式陶熔范铸的中坚分子，怎么竟会走上一条完全背离传统仕途的全新道路？岂不真的应了那句俗话：“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
——明清两朝制度，非进士出身不得入翰林，非翰林出身不得作宰相。而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攀上科举制金字塔顶尖、获授翰林院修撰的状元郎张謇，距离相府、天枢已经“近在咫尺”；可是，他却弃之如敝屣，意外转身，掉头不顾，追逐“末业”，从“四民”之首滑向“四民”之末，究竟是为了什么？
——作为一个半生困守书斋、科场的标准儒士，张謇何以没有拘守传统士人每在行动之前必找道义依据的思维模式，没有变成意志薄弱、百无一用的迂腐书生，却成长为洞明世事、识见超群、大有作为的栋梁之才？
——存在决定意识。晚清的维新思想家、洋务派，大都受过“欧美风雨”的熏陶，具有国外留学或出使的背景；而张謇一生大部时间偏处通海一隅；那么，他的新思想、新思路、新眼光，是怎么形成的？
——封建士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是老成持重，“不为天下先”，重性理而轻经济，尚虚文而不务实际，而张謇不仅勇开新路，并且脚踏实地，始终专注于经世致用，这又是怎么回事？
那天，我们到海门市叠石桥参观，这里是中国最大的绣品市场。沈寿园里，绣女们在全神贯注地穿针引线。我惊喜地发现，一位女工正在绣着张謇的大幅肖像。在盛赞其精美绝伦的绣功的同时，我凝神静睇张公的眼睛。记得他曾说过：“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为此，我想透过绣品，寻索他的眼光，进而搜求某些答案。可是，看来看去，也并未发现有什么特异之处。原来，目光、眼力也好，视野也好，说到底，都是一个识见问题。有了超凡的识见，才会有超常的智慧、勇气与毅力。
世间种种看似神秘莫测的东西，其实，它的背后总是有规律可循的。即以人生道路抉择、人的种种作为来说，那个所谓的“冥冥之中看不见的手”，总都植根于自身素质、社会环境、文化教养、人生阅历诸多方面，并以气质、个性、文化心理结构形式，制约着一个人的进退行止，影响着人生的外在遭遇。
张謇出生于江海交汇的海门。这里天高地迥，望眼无边，视野极为开阔。而居民均为客籍，来自江南各地。江南为吴文化区域，是东西方文化汇接的前沿地带，尽得风气之先。这些移民原本就思想比较开放，具有一定的市场观念、商品意识；而移居到“江海门户”，沙洲江岸的时涨时坍，耕田方位的时北时南，生涯变换，祸福无常，更增强了忧患意识和顽强拼搏精神，练就了善于谋生、勇于自立的本领。这些特征，在张謇父亲的身上都有所体现。儿子四岁时，他就送进私塾，延聘名师调教，激励其刻苦向学，成材高就；但他又有别于一般世家长辈，十分通达世务，晓畅经营之道，看重经世致用，诫勉儿子注重接触实际，力戒空谈，经常参加一些农田劳作与建筑杂活，使“知稼穑之艰难”。人是环境的产物。张謇从小就浸染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又兼乃父的耳提面命，身教言传，为他日后养成开拓的意识、坚毅的性格、务实的精神，进而成为出色的实业家，打下了坚实基础。
张謇从小就坚强自信。一次随祖父外出，过小河时，不慎跌落桥下。祖父惊骇中要下水把他拉起，他却坚持自己爬上岸。说是“要自己救自己”。一天，塾师的老友来访，见天色转暗，便顺手燃起红烛。客人见张謇在侧，有意考考他的文才，遂以红烛为题，令他以最少的字作答。张謇随口说出：“身居台角，光照四方。”还有一次，塾师正在给张謇讲书，见门外有骑白马者经过，便即兴出句：“人骑白马门前过”；张謇对曰：“我踏金鳌海上来”。看得出他自小就志存高远，吐属不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