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能够为晋升仕途提供帮助的权力之师。相传曾国藩会考的那一年总考官是穆彰阿，他当时是朝廷很有权威的重臣。为了利于今后的发展，曾国藩对他以恩师相称。当时在考试交卷后，穆彰阿曾向曾国藩索要应试诗赋，曾国藩马上飞也似地赶回住处，整整齐齐地誊清，然后恭恭敬敬地送到穆宅，而这一次的拜访就是曾国藩日后飞黄腾达的起点了。从此，穆彰阿对曾国藩非常器重和赏识，处处关照。就连皇帝召见时所问的内容都透露给了曾国藩。
说来曾国藩也还有些本事，但他对皇帝召见仍然是十分紧张的。因为回答皇帝的问题时一旦卡了壳，就会给皇帝留下很不好的印象。当他住在穆宅、惶恐不安地等待皇帝的召见时，穆彰阿对自己的得意弟子开始了面授机宜，他问曾国藩是否注意过宫中墙壁上悬挂的字幅，见曾国藩答不上来，穆十分失望。失望之余，他又指使自己的仆人带四百两银子到宫中去，收买太监，以便连夜秉烛代为抄录字幅的内容，回来让曾国藩背熟。第二天，皇帝果然问的是字幅的内容，那是历朝皇帝留下的圣训。早有准备的曾国藩当然倒背如流，使得皇帝对他另眼相看。皇帝问曾国藩为什么这样熟悉，曾国藩按穆彰阿所教的话回答说：“我虽愚笨，但对所遇到的事情总是非常留心注意的。”说得龙颜大悦。
试想，一个人若得到这样的恩师，还会没有前途吗？
其二，能够增知识长见识的学问之师。在治学和修养问题上，曾国藩更多的是向唐鉴、倭仁等人请教。他深深地懂得，做学问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能在世间立足。但要立足，光有知识和才能还不够，而要首先立德。为此，曾国藩遍拜港师，广求学问。
唐鉴是道光、咸丰年间的太常寺卿，一生信奉和研究程朱理学。他告诉曾国藩要做到敦品治学，即先要端正人品，进而要在义理上痛下工夫。在他的影响下，曾国藩一生都在研究儒家的义理之学，并把儒教的精神升华到了灵魂深处。
倭仁身为大学士，在当朝之时就被称为老夫子，他也是京师出了名的理学大师。对于儒家精神，倭仁是身体力行，非常用功，每天他都把自己从早到晚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记录下来；心中若有私心杂念，就更要自我批判，悔过自新。他的这一习惯给曾国藩带来巨大影响，在后来的数十年中他始终仿效执行。不仅如此，他还将所写日记定期送给倭仁审阅，请他在上面作些眉批，指出不足，以便改正。
试想，这样虔诚的行为能不令其师感动吗？这样自讼自责的态度能不使自己的行为变得严谨吗？
人们在步入社会之初，往往有许多问题搞不明白，要摔几个跟斗，交一些学费才会变得成熟起来。这时，如果虚心地拜几位恩师，学一点知识，得到一些呵护，那么，立足就会快些、稳些。一般来说，凡是举止威严、诚实通达的人，就可以尊他为老师；如果仅仅是博学典雅、会做文章的人，则可以与他结为朋友。这样，你的人生道路就能够变得平坦而光明。
全面发展：英语好·懂电脑·知识通
现代人崇尚的是一种全面的发展。
首先外语必须过硬，随着对外交往的日益扩大，这越来越成为一项基本的技能和一种学习的工具，而掌握了外语一方面掌握了参与竞争的一项重要砝码，另一方面又掌握了一种基本的学习工具，所以即便将来情况不妙，也可退而结网，重新充电。而且学好外语又可以有条件出国，学习一种西方的管理理念和技术理念，则又是参与竞争的重要一环，所以明智的青年们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了洋文上。
无怪乎文化护卫们不无担忧地呐喊，这“寄托”的一代能否寄托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理想？全民族的文化精英们在捧着一本外语词汇念得不亦乐乎，整个民族为了一门外语而浪费这么大的精力，这是否正常？
然而这一代毕竟是一个理想失去、人文失落的一代，竞争的压力让他们的眼光从未离开过实际，这就是现实。
再有就是学会现代化的生存，电脑比谁都玩得溜，网络比谁都通，自然也就比谁都更接近一种现代化的生存状态。电脑随着信息时代的腾飞与取得主宰，已经不仅是一种工作用具，而成为一种生存的工具了。不仅要求得发展，即使寻求生存，也离不开电脑和网络世界，再拒绝现代文明的人总不能拒绝生活，因此也便不能拒绝电脑。
青年人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始终是得风气之先，自然是与机器有了不解之缘，然而有识之士毕竟又看到了它的负面，把鲜活的生命囚禁在了虚拟化的世界里边，人们在多大程度上感受着现实的生活？有色有声近乎理想的世界是否只在钝化着人们的思维，对电脑的昔日崇拜是否正对人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提出了某种挑战？
然而青年人，特别是新的一代青年人崇尚的是高效率，而电脑可以给他高效率，所以他无法保留地爱上了它，如今泡网吧已成为大学生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学校周围也是网坛林立，连见面的问候语也大都与网络相连。
再说学习，真正用于学习书本知识的时间已是少之又少了，大部分人属于考前复印一族。
平时上课，课堂内只稀稀拉拉几个人，人在的也是东倒西歪，神思飞奔。真正到了期末，便赶紧找仅有的几位比较认真的女生复印一下笔记，而且老师又划范围，自然轻松得过。应试教育的思维定势，到了象牙塔内，也仍是阴魂不散。
这种情况的出现，显然罪魁祸首是一种制度的缺陷，书本知识陈旧而空洞。再加上某些老师水平不高，照本宣科，或并不负责，90年代的人了，却还拿着60年代的讲义讲得口水横飞，如何吸引学生？
那学生都到哪儿去了？
可以说是各有归途，有人忙着搞社会工作，在繁忙中提前体验一种成熟的感觉，有的人忙着去上网，以获得最具前沿性的社会新闻和最新的社会信息，始终与社会亲近着，便可以保证思想不会落伍。也有极少的人，泡图书馆，既然老师不能给我想要的，我会自己满足自己。
但不管怎样，大部分人提取信息与知识都与社会前沿功利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深刻但古板的理论，早已引不起大多数人的兴趣，他们更多地倾向一种技巧性的、可操作性的、实效性的知识，他们要的不是专，不是深，而是博，是通，应该说这可以追溯到整个时代的浮躁的气息，市场经济将衡量一切的标准定作了利益与效率，有谁逆此而行，必是尝尽苦头，更多的人是随波逐流，扬风起浪。社会是一切学习活动的最高指挥棒。
英语好，通电脑，知识通，这样个人软件的配置已近乎达到了最佳，又加上学生工作中练就的熟练的社交能力，一个新鲜人便这样出炉了，于是最近几年的“个人简历”几乎达到了惊人的相似，很难再从简历中可以看到品德如何？文学素养怎样？
学术水平如何？不知是不屑于提，还是没什么可提。无论如何，一代人的心理导向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因为只有这样，就业的范围才广，这样的余地才大，所有的人都认为是抓住了根本。这叫做以不变应万变。于是，接下来便是走近社会后的如鱼得水，纵横驰骋。
一家闻名全球的会计师事务所在北京某大学招聘员工。与大多数人的印象不同，这家专业性极强的事务所所开列的招聘基本条件并不包括会计专业出身或会计实务经验，而是要求英语能力与计算机运用能力要出众。
该公司招聘人员解释说，这并非是因为我们需要英语与计算机专业人才（需要的是会计和审计人才）；英语与计算机能力出众只是意味着你已经具备学习的能力。只要具备学习的能力，我们自己可以来培训你的专业技能。因此只有一个条件：你必须具备学习的能力；按我们的理解，英语与计算机的熟练运用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是教师教出来的而是学生自己学出来的（当然计算机和英语专业自当别论）。要学好这两项科目，必须具有学习努力、学出来的领悟和坚忍不拔执著，举一反三的推导能力。这就是这两种技能成为测量学习能力的标准的原因。
这是一个变革的信号。现在单位招聘新人时间的不再是过去的“你可以做什么”，而是要知道“你可以学什么”，你是否能够学会我们要你掌握的东西。上述这家事务所新员工上班第二天，每人发给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套财务软件，放假一周，学会后再来公司上班。
具备学习的能力，才谈得上占有和更新知识，接受和处理信息，才能不断地跟上世界知识革命的步伐，也才谈得上对知识的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