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垠康
考上大学，走出山村，挺进城市，是父母一直为我做的梦。但十年寒窗，终于博得一纸大学录取通知书时，父亲却缩在瓦檐下抽闷烟，母亲的丸药也减到半量。当时，国家还没出台助学政策，我一咬牙，跑到一家景观草木公司打工，虽说工作场地偏隅城郊，但可以预见，城郊过不了几年便是城市。
我的工作是给新贩运来的树干培土浇水，对待价而沽的树们来说，这儿更像一个驿站，说不定哪天就去了更大的城市，粉饰着鳞次栉比的水泥森林。像我一样，这里的树们也来自乡村，只不过我是找上门的，而它们如同被强抢来的民女，经历骨肉之离、刀斧之痛后，已是花容失色，肢体残缺。
早先来的工友王二麻神秘兮兮地说，老板这么一倒腾，有时一株能赚几千元。我怔了一下，舌头跑出来半截，原来我们侍弄的竟是传说中的摇钱树啊！那天晚上，辗转反侧，久不成寐，越来越觉得没必要去读什么大学了。条条大道通罗马，说不定剑走偏锋，将来屁股后面也能弄一帮大学生跟班呢。
再给那些树们浇水，如履薄冰，诚惶诚恐，仿佛小时候手心里紧攥着被汗水洇湿的那三毛钱，唯恐丢掉，买不回食盐就等着一顿好揍。
某日干活时，无意发现一株香樟的主干上有凹凸疤痕，恰似汉字的横撇竖捺，便退后几步一端详，吓了一跳，居然是我的乳名！然而，我在脑海里搜索了大半天，丝毫也找不到联想的方向。也许纯属巧合吧，如同我的一位亲戚酷似鲁迅先生，人海茫茫，同个姓名更不足为怪。这株香樟，粗盈尺，高丈余，被锯掉的枝丫周围，茂盛地长着一蓬蓬新绿，虽也绿得滴翠，绿得矫情，却感觉怪异，仿佛胡子花白的人抱上了幺儿。
八月“秋老虎”，父亲从乡下跑到我打工的地方，说学费凑齐了，再不去就报不上名了。我说，不读了。父亲暴跳如雷，先给了我一巴掌，说全家人盼这一天盼了多少年，你说不读就不读啊，你能把你母亲的身体找回来吗？你能把家里的鸡鸭找回来吗？你能把房前屋后的树木找回来吗？
我回到家，才知道房前屋后的树木全卖了，特别是屋后没有了那株遮阴蔽日的香樟，几间土房被陌生的空荡挤压得更显矮小。我恍然想起什么，对，香樟上刻着我的乳名，那是儿时无知的游戏。
父亲背着行李，我走在后面，不敢回头。我知道，我的前面是城市，我的后面是被掏空的家园，以及蓄满泪水的母亲。
大学毕业，踌躇满志，发誓要好好感恩父母，但求职信投了几十份，均如泥牛入海。如今，在城市里漂着的大学生比蚂蚁还多，掉片树叶能砸仨，而且苦力不愿干，技术活干不了，更没勇气学北大学子街头卖肉，日子比那些识不了几个字的农民工还难撑。
那次，去某公司应聘未果，垂头丧气地经过一处绿化草坪时，被兀立其间的一株香樟打住了脚步，跨过栏杆来到香樟旁，上面果然依稀刻着我的乳名。保安跑过来，说看起来斯斯文文的，怎么这么不讲文明。我好歹也是包里揣着大学文凭的知识分子，岂甘小保安的训斥，要不理论清楚，那才叫一个有辱斯文。就在我们唇枪舌剑之际，一辆小车戛然而至，保安像孩子见了爹妈般跑上去，对着下降的车窗立正敬礼，报告王总，有人闹事。
那个叫王总的人从车上下来，虽有西装革履，却无绅士气质，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什么王总啊，不就是当年的工友王二麻嘛！
这几年，王二麻抓住城市化飞速发展的机遇，办起了自己的公司，干的行当就是倒腾名贵树木。
我终于在城市里找到了工作，给王二麻当秘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