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体制的限制，早期的联想是不可能面向社会招聘人才的。即便在计算所内部，如果没有曾茂超的支持，联想也招不来人。由于曾茂超允许联想从计算所随便招人，而且能够保留这些人在计算所的职位，这才让很多人有胆量到联想尝试新的经历。
与现在充斥着笔试、面试、心理测试、压力测试的招聘相比，那时候的招聘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原始而简单。很多人都是在路上遇到聊聊天，就决定到联想上班了。大家彼此都知根知底，也不存在考核的问题。
联想如需要在计算所多招聘一些人，就会在计算所的墙壁上张贴招聘公告，让有兴趣的人主动来报名。公告的内容同样简单，既没有宏伟蓝图，也没有动人的口号。典型的公告是这样的：
招聘公告
经所领导批准，本公司拟招聘15名员工。公司管理人员3~4人，业务人员5~6人，其他人员5~6人。
中科院计算所新技术公司
××××年××月××日
这样的招聘虽然简单，但从计算所加入的人员，大部分是研究员出身，为人踏实、敬业，又能吃苦，完全能够满足联想的工作需要。胡锡兰就是联想早期招聘的员工，当年48岁，是联想最早的销售人员，“研究员站柜台”的典故，就是以她为蓝本的。
年轻人走向前台
随着联想业务规模的拓展，再加上香港联想的创立，从计算所招聘人员已经显得捉襟见肘。最为致命的是，那些从计算所招聘来的员工虽然勤奋务实，但缺乏对新事物的敏感性，对公司管理同样一窍不通。在老联想人的记忆中，一年一度的公司务虚会，从来都只是柳传志和李勤两个人在讲话，其他人都抱着旁听的态度，从来没有人发言。
这种状况在公司早期影响不大，甚至由于上下一心，有利于加强公司的执行力。但时间来到1988年，柳传志和李勤都感觉到：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不能增强公司的活力，引入懂管理和业务的人才，联想的进一步发展就会受到制约。同年5月，联想终于打开大门，开始面向社会和应届大学生进行招聘。
联想有史可查的第一份社会招聘广告，是刊登在《中国青年报》上的。广告依然质朴，但与早期的公告相比，已经具有了较浓的感情色彩。
“加入我们，跟我们一起创业！”
对年轻的大学生来说，这样的口号很有吸引力，很多优秀的大学毕业生都被这句广告语吸引。报名的人数有500多人，获得笔试资格的有280人，进入下一轮面试的还有120人。最终，联想从中挑选了58人。58人中有18名研究生、37名本科生和3名大专生。杨元庆和郭为，都在这一年加入联想。
杨元庆刚加入的时候并不突出，郭为却做得风生水起，很快引起公司高层的关注。1988年4月18日，联想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进军海外誓师大会。为了增添大会的排场，柳传志打算邀请一位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出席会议。柳传志郑重其事地找来郭为，将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他。
郭为年轻气盛，并不认为这是多么艰巨的任务。在他的努力下，居然真的将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彭冲请到了现场。彭冲出席了20分钟，虽然一言未发，却让郭为出尽了风头。正式加入联想后，郭为原本想从事销售工作，不过，柳传志却让他出任为公关部经理。年仅25岁的郭为，就此成了柳传志的亲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柳传志最信任的人。
与郭为相比，杨元庆开局不顺，第一项任务就出了差错。杨元庆负责的第一份工作是做一份标书。投标后他才发现，自己的报价居然比竞争对手高了一倍。
在两个人的竞争中，郭为无疑走在了前面。然而，不久之后，另外一位年轻人，在风头上超越了郭、杨二人，那就是孙宏斌。
孙宏斌事件
孙宏斌也是在1988年公开招聘时进入联想的，他的前期发展速度虽然不如郭为，但却因为个人气质甚得柳传志欣赏。当郭为荣任公关部经理的时候，孙宏斌也成为企业发展部副经理，很快又升任经理，负责全国17家分公司的销售工作。
当时，联想的业务部和企业发展部业务重叠，又存在利益上的牵制。负责业务部的贾绪福是联想元老，但当他和孙宏斌的冲突爆发后，无论是柳传志还是李勤，都坚决支持孙宏斌。当然，孙宏斌的能量也的确惊人。企业发展部刚刚成立，他就建立了13家独资分公司，年营业额达到2400万元。而当公司产品出现积压时，又是他当机立断，一次性售出上千万元的产品。
孙宏斌的优异表现，让他赢得了总裁室的信任。当他和贾绪福的矛盾不可调和后，公司将贾绪福调离岗位，明确支持孙宏斌的行动。此后，孙宏斌异军突起，表现日益强势，风头很快超过了郭为等人，成了柳传志最看好的接班人。
然而，事情很快有了变质的迹象。1990年的时候，柳传志赴香港办事，期间看到一份《联想企业报》。起初，他以为是《联想报》改名了，细看才发现，这原来是企业发展部的内部刊物。报纸的头条刊登着“企业部纲领”，强调企业发展部利益高于一切，还说企业发展部拥有分公司经理任免权。
当时，柳传志刚刚形成“大船结构”的设想，其核心就是集中指挥、分工协作。企业发展部的做法无疑和这种思想是冲突的，这隐隐刺痛了柳传志的神经。对政治极为敏感的柳传志，意识到大事不妙，赶紧放下香港联想的工作，赶回北京。
柳传志对孙宏斌寄予厚望，而且这也涉及联想的年轻人战略，因此他并不想轻易放弃孙宏斌。回到北京后，柳传志竭力安抚孙宏斌，希望挽回有点失控的态势。然而，柳传志的支持，让企业发展部员工更加肆无忌惮。甚至连柳传志本人，在企业发展部员工眼中还不如孙宏斌重要。当时，企业发展部员工把孙宏斌与中关村大佬万润南并列，认为孙宏斌在中关村排名第一，万润南排第二，而柳传志只能排第三。
更为严重的是，企业发展部对柳传志失去了尊重。在柳传志参加企业发展部的一次内部会议时，居然被群起攻击。这对柳传志来说，显然是难以容忍的。但经过与李勤等人商讨，柳传志打算淡化处理此事，希望通过将孙宏斌调离工作岗位，将事情消弭于无形。
然而，“官方”的行动被企业部员工视作威胁，有人提议卷款逃走。如此一来，事态就完全失控了。柳传志再喜欢孙宏斌，也不能坐视不理。随后，他向公安部门报了警，孙宏斌被送入监狱。
孙宏斌事件对柳传志打击很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不再考虑接班人的问题，年轻人在公司内的发展势头也一度受阻。敏感时期，柳传志甚至将郭为调离公司总部，希望他不要卷入内部人事纷争。
狼在春天来临
1992年，是中国历史上的“春天”，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掀开了改革开放的新篇章。然而，对联想和中国计算机产业来说，这个春天比冬天还冷。事实上，寒风从1991年就刮起来了。
1991年的时候，由于英特尔和AMD打起了价格战，致使全球计算机产业都受到了影响。当年，几百家电脑公司倒闭，连IBM在面对压力时也只能选择裁员。当年，惠普的市场份额虽然还是全球第一，但它的总裁却因为股价下跌而辞职。香港联想一直发展势头良好，在这一年度也出现了亏损。
然而，这一切只不过是产业的正常波动，随之而来的政策波动，让内地微机公司面临灭顶之灾。这一年，国家宣布取消微机的进口调节税，而“进口许可证”也即将取消。消息传出，在内地计算机生产厂商中引起了骚动。大家心知肚明，与国际巨头相比，中国计算机企业的规模太小，技术不占优，市场营销能力同样无法抗衡，如果失去了本土化优势，溃败是必然的结局。
由于全球危机的影响，世界上最主要的计算机厂商都开始向中国市场结集。恰好中国又取消了进口调节税，贸易保护被打消，更为这些国际巨头打开了方便之门。国际巨头携低成本、高技术优势，将微机价格压得很低，让国产厂商疲于应付。联想很有魄力地将“386/33”性能提升为“386/40”，又将价格直降了5000元。柳传志非常自信地表示：这个价格非常有竞争力。但他还是错了，外国厂商的报价整体上比联想还要低2000元。
事实表明，大家的担心不是多余的。1989年的时候，国产微机在市场上的占有率还高达67%，到了1993年的时候，已经下降到22%。
短短几年时间内，国产微机厂商面临着两种迥然不同的境地。此前，大家关着门做生意，财源滚滚，又没有压力；现在，国门完全打开，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不见形势好转。面对市场压力，无奈的国产微机厂商纷纷选择战略转移。有的厂家通过与外国品牌结盟以解决生存之忧，有的则干脆退出了市场。
联想面临的压力更大。国家在打开国门后，也考虑到国产微机厂商的压力，进行了有选择性的保护。为了缓解压力，国务院方面亲自出面许诺，将给予国产微机保护政策，加大投资支持国产微机生产基地的发展。但获得这种保护的公司不多，而且都是有背景的企业，比如说机电部下属的长城计算机公司、浪潮公司和长江公司。联想不在受保护的行列。
屋漏偏逢连夜雨，创立以来，这是联想走到的最为危险的关口。面对困境，联想选择了坚持。
柳传志对李勤说：进攻是最好的防御。
本以代理业务为主的联想，下定决心扛起民族主义大旗，准备用国产联想品牌对抗国际品牌。
京港整合
联想能够发展壮大，成为国际巨头，香港联想功不可没。从大的方面来说，香港联想推动了联想上市的进程，有效地廓清了联想的产权纠葛；从小的方面来看，在1990年前后，北京联想遭遇困境的时候，香港联想的长足发展，给了北京联想有力的支撑。但事物的发展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香港联想于1994年上市达到巅峰，随后就走上了下坡路，最终与北京联想整合，形成大联想格局。
战术失误
由英特尔等芯片厂商引发的PC产业危机，对北京联想的业务造成了极大冲击，但对香港联想的影响并不不大。当北京联想业务受阻的时候，香港联想却发展迅猛，维持着京、港两地的稳定。
到了1994年，香港联想已经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计算机板卡生产厂商之一，其板卡销售量近400万块，占全球市场份额的10%左右。仅1994年一年，香港联想就赚了8000多万港元，成了国际微机市场的一匹黑马。
挟着如此出色的业绩，香港联想也于当年成功上市。上市当日便售出1.68亿股，市盈率达到13.8倍。在香港联想的拉动下，联想在当年的全国电子百家企业排行榜上，位列榜首。
然而，在风光的表面下，北京联想却内困外忧。柳传志的美尼尔综合征再次发作，与倪光南的冲突则日益尖锐；与此同时，外国微机兵临城下，气势日益逼人。迫于压力，香港联想刚刚上市，柳传志就返回北京，着手解决北京联想的问题。
令人意外的是，原本运营良好的香港联想，却因为柳传志的离开突生变故。以往，柳传志在香港的日子也并不多，香港联想的运作，大部分时间都是由吕谭平和张祖祥主持的，为什么这次会发生意外呢？或许是因为长期的优秀表现，让香港管理人员滋生了骄傲心理，也放松了警惕。
1995年，在世界PC产业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就在这一年，微软推出了Windows95操作系统，在全球掀起了热潮。很多年轻人对Windows95并不熟悉，但只要看过吴士宏写的《逆风飞飏》一书的人，应该不会陌生。吴士宏素有中国“打工女皇”之称，在IBM和微软的工作经历，让她成为中国职业经理人的典范。她在书中浓墨重彩地描写了Windows95的推广盛况，短短两年时间内，Windows95就击败了所有竞争对手，有超过90%的电脑装上了这扇“窗”。
有基本软硬件常识人的都知道，软件升级通常是以硬件升级为条件的，操作系统也不例外。Windows95的面世，让486微机迅速失去市场，“奔腾”电脑登上历史舞台。
中国人深信乱世出英雄，吕谭平也不例外。在这个PC产业的转折关头，他认为机会来了。吕谭平不善生产管理，但市场意识却极其敏锐。他很快就洞悉了PC产业变迁的主线，希望抓住机会大赚一笔。在吕谭平的力主下，香港联想从市场上同时购买了大批的“奔腾”处理器和廉价的“AST486”，按照预想，准备将“奔腾”销往全球各地，而把廉价过时的“486”微机销往内地。随后，香港联想一次性购买了66万块处理器。
但让吕谭平始料不及的是，由于与AMD的竞争愈发激烈，“奔腾”微处理器上市不久，英特尔就进行大幅降价。吕谭平原想“囤积居奇”，没想到却因此将一大批高价处理器烂在了手里。关键时刻，他没有当机立断，却因为和生产经理有矛盾，导致一再延误战机。一年下来，香港联想巨亏1.95亿港元。此后，香港联想无力回天，连续两年亏损，亏损额高达2.45亿港元。
事情再无挽回余地，香港联想必须整顿，吕谭平出局。
吕谭平出局
没有人怀疑吕谭平是个好人，他也是一个颇为精明的商人，市场意识极其敏锐。据说，当初柳传志之所以选择吕谭平作为合作伙伴，就是看中了他不计小利的品行。然而，吕谭平却不是一个好的管理者，据时任香港联想副总经理的马雪征介绍：吕谭平事必躬亲，不会用人，也不会用战略。好比玩陀螺，他一个人玩10个陀螺，来回跑着抽，其他人只能在旁边看着。
马雪征是柳传志千辛万苦挖来的骁将，柳传志对她可谓言听计从。马雪征的“证言”无疑是最重要的决策依据，柳传志虽然不忍心，最终还是决定让吕谭平出局。对于京港两地的整合，马雪征提出了两套方案：一是北京联想收购香港联想，二是将北京联想的资产注入香港联想。
对这两个方案，柳传志当然倾向于后者。很早前，他就开始寻求联想股份制的可能性，但一直没有获得中科院的许可。现在，无疑是一个良机，通过资产注入，联想将理所当然地成为一家公众公司，产权关系将迎刃而解。
为了说服吕谭平，柳传志亲自出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吕谭平明白当下的困境。吕谭平对香港联想的感情是毋庸置疑的，马雪征虽然质疑他的管理水平，但从来没有怀疑过他的忠诚。聪明的他很快便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多年的回报也足够让他满意，最终他同意了柳传志的提议。
1997年2月3日，联想全体董事在北京联想总部大楼505会议室汇聚一堂，就京、港整合进行最终的裁决。结果毫不意外，大家一致同意整合京、港业务，成立中国联想。具体做法是：把北京联想的资产通过评估，以购买香港联想股票的形式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