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官方舆论好像几乎禁止谈论战争的危险恶果，尤其是一次以胜利结束的战争的危险恶果。有些人就更加乐意倾听那些作家的话，这些作家并不知道比那种官方舆论更为重要的舆论，因而竞相努力颂扬战争并欢呼着战争对道德、文化和艺术的影响的巨大奇迹。尽管如此必须说明，一次巨大的胜利是一个巨大的危险。人的本性忍受这些胜利比忍受失败更加困难；甚至取得这样一种胜利比忍受这种胜利而不由此产生严重失败似乎还容易一些，但最近同法国进行的战争所带来的一切恶果中，最坏的结果也许是一个广泛散布的一般性错误：官方舆论和一切官方舆论者的错误，说是德国文化在那个战斗中也取得了胜利，因此现在必须戴上与如此非常的事件和成就相适应的花环。这种错误是非常有害的，这并不是因为它是一种错觉一一因为有些错误是最有益的和最富有成果的——而是因为它能把我们的胜利转变为一种完全的失败，即为了“德意志帝国”的胜利彻底毁灭德国精神。，
就这种思想而言，尼采即使作为政治家，其伟大之处也是永存的。
尼采在其中说的“官方舆论和一切官方舆论者”，其代表就是施特劳斯。
施特劳斯是19世纪德国最活跃的一位思想家，他27岁时写的《耶稣传》一书震撼了当时的德国思想界。施特劳斯反对神学，对基督进行了毁灭性的批判。尼采深受施特劳斯的影响，正是读了他的这本书之后才开始考虑是否放弃基督教的问题。但是，当《耶稣传》再版时，作者却以《为德国人民修订的耶稣传》为题又回到了神学。新版本拥护当时德国那种乐观的生活情感，宣传起人性和神性的结合，把人归于精神、理性和基督，以迎合当时的社会舆论。这使得当时以批判基督教为自己使命的尼采由厌恶上升为愤怒，他抨击施特劳斯就是德国庸俗文化和市侩文化的代表者，批判他，也正是对这种思潮的批判。
《不合时宜的考察》的第二部题为《论历史对人类的利弊》。这实际考察的是历史教育与人的生命的关系，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黑格尔。当时黑格尔的哲学是德国的官方哲学，并且享有特殊的地位。黑格尔认为，历史有一个被规定的理性目的，是世界理性的活动过程，是合理的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尼采否定历史的规律性，否定人为崇高的目标而生活，指出德国正奉行着三种历史教育：纪念的历史、怀古的历史和批判的历史，这三者都隐藏着它们所特有的优点和危险。——纪念和怀古让人受到鼓舞，但只能使人崇敬过去；批判让人粉碎前人的东西，但单纯的批判会使我们感到今天的生命是罪行的结果。这三种教育的共同弊端是不懂得生命要生存下去在于创造生命意义的文化，于是尼采提出人要“非历史”——忘却的力量；要“超历史”——洞察事物的力量。“非历史”和“超历史”，“忘却”和“洞察”使生命得到解放。在尼采看来，历史不是所有生命体的历史，弱者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强者将经受住历史的考验。历史的任务是为“创造孤独的伟大人物而不停地工作”。这就是转折中的尼采在生命观、历史观上的见解。
《不合时宜的考察》的第三部题为《教育家叔本华》。应该说，这个时候的尼采，已经不像刚接触叔本华时那样激动了，实际上他在其他著作中也表述了他与叔本华的不同观点，但这部著作所表明的尼采仍然是叔本华的信徒和崇拜者。尼采说，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是让人认识到世界和人生本来是痛苦的和不幸的，但又告诉人们无需惊慌，要面对现实采取镇定的、愉快的、积极的人生态度。在这里，尼采所说的叔本华并不是真正的叔本华，而是他自己。叔本华的思想是：世界是痛苦的世界，人生是痛苦的人生，面对这样痛苦与不幸，你应该镇定地听天由命。至于这部考察中所说的：面对痛苦采取愉快、积极的人生态度，则是尼采已经升华了的叔本华思想。对此，晚年的尼采也毫不讳言，他在1888年4月给乔治·勃兰兑斯的信中讲到这本书时说：“它根本不是在叙述叔本华本人的情况；同样地，叔本华的思想可能也丝毫没有妨碍我开展自己的理论。”那么，在这里尼采为什么没有如实表达叔本华的观点呢？这就可以理解为是尼采在借助于称赞别人的思想来阐发自己的主张了。
《不合时宜的考察》的第四部题为《理查德·瓦格纳在拜罗伊特》。这一部是尼采同瓦格纳日益疏远的情况下写成的，最强烈地表现了尼采的转变。这部考察通篇也在颂扬瓦格纳：懂得坚定果敢；有超俗的卓越能力；有高度的模仿力；有惊涛骇浪般的强烈意志；塑造了毫不轻视人生的形象……可是在颂扬中包含着不满，甚至于批判。对于瓦格纳的得意之作《尼伯龙的指环》（主角是贪图权力的浮旦神，它高居王位，但当众神袭来时，它又不去抗拒，束手待毙）。尼采是绝对无法接受的。相反，瓦格纳却认为浮旦神愈是后退，就愈是伟大。于是尼采发问：“你们中有谁甘愿放弃权力，认识到体验到权力是恶的？”尼采对瓦格纳失望了。
3.做哲学家不做语言学家
尼采当初之所以弃绝神学而选择古典语言专业，是想通过这门科学所必须的逻辑力量，冷静的思考和严格的工作，来克服自己的浪漫气质，探索人生之谜，然而徒劳。他愈来愈厌弃学者生活，看不起大多数学者和教师，嘲笑他们像鼹鼠、面包烤箱一样地工作，毫无创造性。他自认为，这种学者的道路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1879年4月，他断然向巴塞尔大学校长辞去在该校的教职，从此结束了自己的lO年教授生涯，永远离开了学者们的研究室，走上了独立的哲学道路。
后来尼采在他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回顾这一段的经历和感受时说：
“这是真的，我离开了学者们的研究室，并且砰然关上了我后面的门。”
“我的灵魂饥饿地久坐在他们的桌子旁；我不像他们那样习惯于砸开坚壳，剥取知识。”
“我爱自由和新鲜土地上的空气；我宁愿睡在牛皮上，胜似睡在他们的体面和尊严上。”
“我太热了，被自己的思想灼烫着，常常因此而窒息。于是我不得不到户外去，离开一切尘封的屋子。”
“但他们冷漠地在阴冷的暗影里；他们小心翼翼不坐到太阳晒烤的台阶上去。”
“如同那些站在街头张口呆望过客的人，他们也如此期待和张口呆望别人想过的思想。”
“一旦有人捉住他们，他们立即不由自主地扬起面粉，如同一只面粉口袋。可是谁猜到他们的面粉来自谷粒，来自夏日田野的金色的欢乐呢……”
“他们的手只知道穿针、引线、编结，他们如此缝补精神的袜筒！”
“他们是好钟表，只须留心、合宜地把他们拨动！于是他们报时无误，并且谦虚地嘀嗒着。”
“他们如同磨盘，也如同杵臼一样地工作着，只要向他们投放谷粒便成——他们擅长磨碎谷粒，制成白粉……”
至于这一转变的原因，尼采自己说：“我的突然转变，不只是由于和瓦格纳绝交，也是由于我为我的天性的完全纷乱而受苦，与瓦格纳分手或辞去巴塞尔的教授职务，都不过是一种病象而已。一种急躁征服了我……我惊愕地发现，我浪费了多少时间，多么徒劳，竟然志愿以我的全部生存做一个语言学家，以此为终身的事业……有十年之久，我绝对没有得到精神的营养，没有得到有用的知识，无谓地为积满灰尘的学术破烂而丢掉了无数事物。盲目地、小心地耕耘古希腊文献，这便是我非做不可的事情！”
在尼采看来，作为语言学学者，他自身的生命本无意义，他的人性已被扭曲。可又怎么成为一个赋予人生以意义的哲学家呢？尼采认为，这种状态的产生当然不能归咎于语言学学者个人，而是偏重科学理性的教育制度和琐细的分工造成的。因此，科学的自助伤了它的仆人，把自己干枯冷漠的性格刻在了它的仆人身上。由于学者们献身于科学，使他们的本性遭到扭曲，成了精神上的驼背。一个人若是当了学者，就一辈子坐在墨水瓶前，蜷曲着身子，头垂到纸上，禁闭在充满斋气的小房子里，绞尽脑汁，过着压抑的苦思冥想的生活。请看，那些原本聪明活泼的少年们，一旦他占有了一门知识，同时也就被这门知识占有了他自身，在一个狭窄领域的角落里畸形生长着，做了他的专业的牺牲品。
尼采常把这样的学者与哲学家进行比较。他指出：学者对人生冷漠，哲学家对人生真诚而热情。学者只是以冷静好奇的心思去探究自己的问题，自命清高，清欲寡欢，淡漠人生。真正的哲学问题都事关人生之根本，没有一个是纯学术性的，它时刻在呼吁：“来认识我吧，否则你会灭亡！”哲学家们对待这一决定自己生死存亡的问题，会怀着巨大的热情，生活在最高问题的风云中和最紧迫的责任感中，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命运、需要和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