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罗尔，目前作为我的治疗师只有8个月的时间，她建议我加入一个由安妮特领导的艾滋病支援小组，安妮特是她的一个专业合伙人。在城里像这样的小组很少，但它们的存在令那些有亲朋好友生病的人们集合在一起，讨论着共同的悲伤和担忧——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都知道艾滋病带来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人群之中依然流传着很多恐惧和偏见，这就使得小组成员之间能够更多地彼此分享。能够见到其他与自己经历着同样恐惧的人们是一种安慰。事实上，我已经自己独自承受了6年，与我所收获的相比，我能够给组员们提供更多的经验。然而我很开心自己可以和一群理解我境遇的人在一起。我期待着我们每周的集会。然而那时候，安妮特有其他的工作职责要完成，小组被解散了。
到了1990年底，卡罗尔仍然在试图帮助我缓解无助与绝望的感觉，她认为让安妮特来和我开展一段短暂的一对一对话也许会有益处。我们会面的那天，我带去了一张拍立得快照，那是乔在差不多六年前我生日的那天拍摄到的永恒的瞬间。我们几个人：肯恩、史蒂夫、乔、他的恋人蒂姆，还有我自己，毛茸茸的小狗趴在我的膝上，我们都对着相机微笑，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后来会发生什么。更确切地说，我们知道会发生什么，只是不知道以怎样的形式在何时发生。安妮特拿着照片，朝向我问道：“如果肯恩在这儿的话他会对你说什么？”
“我不知道。”我回答。
“那么史蒂夫呢？”
“我不知道。”
她依照这种方式继续下去，逐个说出照片里人们的名字。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我所能想到的只是：“她怎么会知道他们的名字呢？”我当时头脑中完全没有意识到她正读着他们的名字，我在1985年的时候就把它们写在照片背面了。我的确很确定地知道他们都已经死了。
1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