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窘境的李淑贤对一位女友烦躁地声言：真后悔嫁了溥仪。
我是平民出身，如果不是嫁了溥仪，我也早就当红卫兵去啦！
自从一场大病，溥仪出院之后，身体总也不见多少恢复。本来他就体质不好，又缺乏锻炼，一年之中短不了患感冒，频率愈来愈高，经常感冒不止。
再加上他休息没规律，时常夜里两点多钟才睡，有时心情不好，一夜不眠。这样，他平时生活不正常，有时早上起不来床，9点或10点以后才勉强爬起来。
后来闹起了“文革”，他连班也不用上了，心情也愈加不好。索性早晨能睡到几点就几点。我也懒得管他，他又有病，由着他自己的性吧。
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之中，溥仪又一次住进了协和医院。
家里的经济也发生了困难。由于溥仪要经常吃贵重的药品，我有病也得时常吃药，所以，花了许多钱。再加上正闹“文化大革命”，没处报销药费，家里的积蓄差不多快花光了。我急得够呛。溥仪并不知道这些。
10月上旬的一天，溥杰和妻子嵯峨浩来到我家看望溥仪。正巧，我没在家。
那次溥杰和妻子在我家呆的时间挺长，一直在我家吃完饭才走。我回来后才听说，是嵯峨浩帮助做的饭。溥仪跟他们夫妻俩一边吃饭，一边说笑。
溥杰夫妇俩都一个劲儿笑话溥仪不会料理家务。溥杰还说：
“溥仪连吃什么饭、菜，都不会安排。要不是浩在这儿呀，恐怕午饭都吃不上……”
等我回到家，溥仪把这些学给了我听，脸上有了笑容――虽然这是数落他不会生活的话。他那重病的身体随着弟弟的到来，像是减轻了一些。
这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溥杰夫妇同来我家极少的一次――也可能是惟一的一次。
天气渐渐变凉了。1966年10月底，听说与溥仪同在一个文史专员室的老罗有一个治癌的偏方，那真是有病乱投医，我和溥仪坐上公共汽车就到了和平里“战犯楼”。
听说溥仪来了，楼里住的国民党特赦战犯，像王耀武、范汉杰、廖耀湘等人都赶去看望他。一时，人来人往忒热闹。
我和溥仪在罗家抄完治癌症的偏方之后，去了李以？家里做客，又在他家吃的饭。这一下可热闹了，几位同事一家端来一个菜。大家都挺关心溥仪的病情，这个人问，那个人问，忙得溥仪不亦乐乎。
我记得，溥仪去世的当年，“五一”前他出院回家过的节。
打这以后，溥仪在家里艰难地度过了近5个月的时间。
在这一期间，溥仪走路已经非常困难了。他走路简直是一步一挪，显得很吃力。
他在生活上无法自理，洗脸都费劲，连洗澡都得我来帮忙才行。
他不断地吃药，看病，几乎天天奔医院。我整天烦得不行，但没办法，也没人能帮我。溥仪平日说话愈来愈少，有时，需要我帮助，就比划一下手势，我就赶忙走过来。
他的眼睛已经没了神，懒得看外边那些复杂的世事。他确实老了，老得不太关心院子外边所发生的事了。
我的心情也愈来愈不好，偶尔无名火起，就对溥仪发一阵脾气。他不说一句话，已经没有了任何火气。
我时常闷坐在家里，想想跟溥仪结婚的这几年，我落了什么好……什么好也没得到。
想来想去，我后悔了我这桩婚姻。
跟什么人不好……怎么偏偏跟了他……
这是我的心里话。
可这话，我跟谁讲呢？
原国民党“军统”少将董益三的夫人宋伯兰女士，曾一度是李淑贤的好友。据她回忆：
“文革”那些日子，李淑贤没事就到我家去串门，大部分是发牢骚。原来她不太讲过去的婚姻历史，如今倒不吝了。翻来覆去讲她的一嫁、二嫁、三嫁……讲述她的过去。
这可以从董益三的日记上，清楚地找到佐证：
上午刚起床不久，李淑贤来了。一进门就诉说：溥仪的生活情况不正常，到人民医院去看，说是尿毒症，转到协和治疗。昨晚已经住院了。据吴大夫说：溥仪是肾功能存（在）问题，引起尿毒症，可能好不了。李淑贤一边说，一边哭，哭她今后怎么办？哭她的命苦……过去的出生，到一嫁、二嫁、三嫁，到现在落得这样的一个结果……十分悲痛。妻子和我尽可能对她劝解，尽可能安慰她，留她午餐。她不吃，11点才走。
据宋伯兰回忆说：
在李淑贤和我的谈话中，她挺后悔嫁了溥仪，说连一天福也没享过。最让宋伯兰吃了一惊的是，有一天，李淑贤在她家坐了一会儿之后，猛然冒出一句话：
“我也是平民出身，如果不是嫁了溥仪，我早就当红卫兵去啦……”
宋伯兰不解地说：“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我说的这是心里话！”李淑贤坦然地说。
提起此时的情景，宋伯兰回忆说：当时我听了心里一惊。她怎么能这么想呢？我是万万没想到！
经查阅溥仪病历档案，溥仪是1967年4月29日走出的医院，这是溥仪第6次病重住院后出院。他从协和医院直接回到了东观音寺的家里。
从有关资料来看，以这次溥仪出院后再度入院开始，溥仪的肾癌渐近晚期。同时，李淑贤也对他的病情好转彻底丧失了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