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怕被揪到东北去，吓得魂不附体。
没想到，“皇妃”也受到了冲击。
当年溥仪在狱中曾与“皇妃”有过失败的一夜“同居”。
1967年春节前，溥仪出院了。
没想到家里太冷，身体极为虚弱的溥仪实在受不了。只好连一天也没在家里住，又把他搀进小卧车，联系附近的人民医院暂时住下。
不久，李玉琴听说溥仪又住进了人民医院，她带着一群“三司”红卫兵来到了人民医院。
那天，我没在医院里。后来第二天听溥仪跟我说，恰巧他住的病房里有一名大学生红卫兵，叫王维国。他是外语学院红旗大队的红卫兵，也是属于“三司”的。
那天晚上来的红卫兵要揪斗溥仪，还要把溥仪揪回东北去斗争。王维国正在场，他反对这种做法，告诉他们这样干是错误的，大方向不对，会破坏“三司”的名誉。
事后，溥仪跟我讲，他当时非常害怕，惟恐给“揪”到东北去。如果真是那样，在混乱的“文化大革命”中还能活得了？
红卫兵进来的时候，溥仪吓得魂不附体。整个病房的病友也都吓坏了，纷纷从床上坐了起来，惶恐地看着闯进来的一群红卫兵。
特别有意思的是，“三司”又派人跟东北的“三司联络站”取得了联系，打听李玉琴在东北的情况。显然，情况复杂了。
也不知是真是假，没过多久，“三司”了解到李玉琴在东北也受到了“冲击”。而且，同时还了解到与李玉琴同来的那个姓杜的青年妇女，就是李玉琴的嫂子――叫杜小娟。她的丈夫据说历史有问题，也受到单位的审查，这些当时都真假难辨。
听着这些，我都糊涂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好。我跟溥仪悄悄唠叨这些时，溥仪显得毫无表情，也是一副不太明白的样子。
打这儿，李玉琴在北京受到了“三司”的跟踪。也不知出于什么目的，“三司”的一名红卫兵偷偷地告诉了我。
没几天，老万又到了医院，拽我到了屋外，透露了他所听来的一些情况。我也同样弄不清是真是假――
……李玉琴找到了北京图书馆，要求批判溥仪那本书――《我的前半生》。没想到引火烧身，北京图书馆的造反派反倒给李玉琴贴了大字报……
……李玉琴在京期间，还到小瑞家去了一趟，谈了一些什么，也不清楚……
……就在李玉琴来北京前后，有的红卫兵报纸上，出现了批判李玉琴的文章……
闹到最后，我和溥仪才明白，李玉琴来北京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求溥仪给她写出一纸证明，证明她是伪满宫廷的受害者，是受压迫者，而不应该成为“文革”批判的“对象”。
溥仪对此是内心犹豫的，写也不好，不写也不好，躲事还来不及呢？怎么还敢招这种事？可是，不写吧，李玉琴不答应……
我和溥仪都担心受到连累。怎么也找不出一个万全之策。
最后，溥仪推说因病重写不了――也确实病得挺重。找来了溥杰，我眼看着，由溥仪口授，溥杰执笔代写了一份材料证明。经过修改以后，李玉琴拿走了……
听说，这也无济于事。李玉琴回到长春就受到了“批判”。
据我所知，这是溥仪与“皇妃”李玉琴见到的最后一面。
溥仪逝世后，李玉琴的嫂子杜小娟又来到了北京，责问我们上次她和李玉琴来京是谁告诉了东北那边的造反派。这次，她还去了溥杰家里……
不知怎的，李玉琴走后，溥仪面无表情地谈起了他和李玉琴过去的一些往事……
溥仪曾与李淑贤提起过1956年他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与李玉琴的会面。实际，那次李玉琴前去探望正在关押的溥仪时，他俩还没离婚。抚顺战犯管理所经专门请示公安部之后，特地破例腾出了一间房，让溥仪和李玉琴住在一起。可是，这一夜“同居”之后，李玉琴还是提出了离婚的要求。最后，两人办理了离婚手续。
关于1956年李玉琴这一次探监，她曾在1985年接受我采访时，亲口对我回忆起当时的真实情景。当时，我只是一个年轻人，追问她和溥仪同居一夜的细情时，李玉琴对我说：怎么说呢……这些对你讲也讲不明白，你太年轻，不懂……
尔后在我一再询问下，她还是坦诚地谈起了两人同居一夜的细节。而这正是她与溥仪离婚的关健所在。
因为，这一夜的同居生活，应该说是失败的。两人之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性生活，溥仪经过多年的监狱生活，加之早年在宫中的那些恶习，使他早就失去了夫妻生活的能力。
一早晨起来，李玉琴就失望而去。
李玉琴接受我采访时说，她要过一种真正人的生活，她向往着新生活……
就在这一夜同居之后，她与溥仪离了婚，正式办了手续。
她虽然离了婚，却依然没能幸免溥仪给她带来的“阴影”。十几年之后的“文革”中，她来找溥仪写“证明”就是她力图摆脱阴影的证明。
她找到溥仪，他没有理睬她。于是，李玉琴通过全国政协递交给溥仪一封信，要求他一定写出证明。溥仪当时内心究竟有何考虑呢？幸好，这可以在1967年2月16日的《溥仪日记》里找到答案：
“（住院14日）。溥杰到政协取李玉琴信。回来后说沈老（即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沈德纯――作者注）说，对这事你认识到自己的罪恶是应当的。据说写这问题，罪恶只是沦海一栗，绝不因此加重罪恶。”
于是，溥仪的心里踏实了一些。在溥杰代溥仪起草的“证明材料”上，对于李玉琴当年在伪满宫内的控制以及内容写得非常清楚。我后来找到了这份已成历史文献的材料。其中写道：
“我为了能够完全控制她，也和过去对待谭玉龄一样，首先仃出了限制她的21条。主要条款是：强迫她绝对无条件的‘遵守清王朝的祖制’，必须从思想深处绝对服从我，一切言行都得顺我的意旨去做，任何事不得擅自处理――即给自己的父母通信，也得先得到我的批准，一定要遵从‘三从四德’、‘五常’的封建道德；她须永远忠实地伺候我一辈子，只许我对她不好，决不许可她对我丝毫变心；即使在思想上偶然起了不该起的念头，也须立即向我揭露和请罪，否则就犯了大不敬的极大罪恶，除须甘受处分外，还得甘受天打五雷轰的天罚；不许给娘家人求官求职，不许同娘家和亲人见面，不许私蓄一分钱，不许打听外事――包括政治方面的活动等；此外尚有不许说谎，不许隐瞒思想，甚至见我时不许愁眉苦脸之类的条款。总之，是把束缚她防范她的办法，从肉体到精神都做了周密的规定。”
笔者当年在整理溥仪遗物时，按照写作线索，的确寻找到了溥杰代溥仪撰写的那份证明。草稿上边，还有溥仪亲笔修改的笔迹。看得出，溥仪尽管在重病中，对这份写给李玉琴的历史证明也是非常重视的。
在这份证明材料上，当时的全国政协革命造反指挥部签署了这样的意见，并加盖了公章：
“一、溥仪写了一本《我的前半生》，经李玉琴等提出批评，认为此书内容错误甚多，并有好些是毒草。溥仪表示诚恳接受批评，并愿病愈后作深刻检查。此书发表时所领稿费四千元已于去年底交政协机关。”
“二、李玉琴于此时经吉林省委介绍前来。由于全国解放十七年来，当地某些领导、群众，不了解李玉琴和溥仪结婚是受溥仪压迫而对她和她的家属进行批判，要求溥仪给李玉琴写一证明。我们认为这一要求是合理的，已责成溥仪把当时经过写出，以便李玉琴向当地领导、群众交待。现溥仪已经写出，我们认为情况基本相符，交李玉琴带回。特此证明。”
落款是：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
至于这次在“文化大革命”中李玉琴去小瑞家的情景，小瑞在接受采访时，亲口对笔者作过这样的回忆：
“她来我家，好意地看了我的孩子们。孩子对她很亲。她心直口快，说来北京就为了找溥仪让他开一个证明，以证明她在伪满内廷是一个受压迫者，以免受到更大冲击。当时，我对这些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我明哲保身都做不到。后来听说溥杰代替溥仪给她写了一个证明，交全国政协盖了公章带走了。后来，好久没见到她的面……”
事实上，溥仪的证明没能使“皇妃”摆脱困境。“文化大革命”之中，笔者还是一个十几岁的中学生，也曾到过北京图书馆看大字报。所幸，我亲眼见到过北京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给李玉琴贴的大字报。李玉琴当时在长春图书馆工作，与北京图书馆同属一个系统。当时想找一个批判对象还找不着呢？李玉琴来北京图书馆串联，恰巧因她在伪满洲国当过“皇妃”而被“引火烧身”。
我记得，李玉琴被贴大字报的内容大意是：“伪皇纪”来北图串联，意欲何为？云云……
客观地看，李玉琴当时的处境并不妙。她来北京找溥仪开一纸“证明”，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天真之举。实际上，这没能成为她的“护身符”。尽管她在工作中一直积极努力，追求进步，但在“文革”中也无可避免地受到了所谓的批判和“冲击”。
那时，东北乃至北京的一些红卫兵报纸都把李玉琴当作了“靶子”批判，有的报纸还在批判贺龙元帅的同时，“揭露”贺龙曾在东北接见李玉琴的“内幕”……
笔者手中就存有这样的报纸，例如，一家名为“揪贺战报”的红卫兵小报上边，就曾这样写道：
“……贺匪（红卫兵对贺龙元帅的诬称――作者注）想当室帝是鬼迷了心窍，对帝王生活备感兴趣，想入非非。他到长春时，专程参观了‘伪满皇帝’的皇宫，还把溥仪的XX X李玉琴接到省委招待所并设宴招持，让她介绍宫廷生活，如：怎样见溥仪？怎样叩头、下跪？怎样进餐等……”
可见，李玉琴也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无谓的株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