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采访溥仪的英国记者又照相又录音，还问起了李淑贤父亲的情况。溥仪回答说：“我妻子的父亲，据我所知，早先是在银行工作。”
听了之后，那个英国人显得很惊奇。“一个皇帝能和一个小职员的女儿结婚，这在英国是做不到的，也是根本不可能的……”
英国记者走后，溥仪对妻子说：“他对咱俩的采访，等回到英国是会赚一大笔钱的……”
居然，溥仪也有了“钱”的意识。
自从溥仪特赦之后，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注视。他与我结婚的消息，更是使各式各样的记者关注。许多记者相继而来，访问我俩这个特殊的家庭。
尤其在1964年，当《我的前半生》――溥仪自传出版之后，各国的外宾来访更令我们应接不暇，外事活动异常频繁。有时，一个星期就要接待几批外国来访者。
溥仪的《我的前半生》出版之后，不知有多少人劝过他：
“你要好好续写一下你的‘后半生’……”
溥仪听到后，总是说：
“是要写。但最好是用我的实际行动来写。”
他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他无意用笔来写，而是要用行动。
他的行动见诸于各方面。
溥仪是一个极为认真的人。接见外宾时，他提前一天就要作准备。头一天晚上，他总是准备得很晚，在灯下，拿着钢笔写写画画，也不知他什么时候才入睡。为了表达准确，溥仪大多数都是写出提纲，经过反复修改。如果时间来得及，他还要给政协有关领导审阅过目才行。他时常说：
“这样我才放心。不然，说错了话，给国家带来损失可不行！”
有一次，一位外宾来家里访问，非要给他照相不可。照过之后，还偏要为他照一个打太极拳的动作。溥仪摆出一个架式，满足了外宾的要求。
平时，溥仪不太注意锻炼身体，但有一样他坚持得不错。那就是，每天早晨起来，他就站在院子里，比比划划地打一阵太极拳，婚后更是如此。他还劝我练，我可没这个兴趣，也就暂时作罢了。
我曾问过他，什么时候学的太极拳？他跟我说，早在宫里时，他就学会了。他还说：
“那时候，我在宫里头打拳时还照过相片。以后找出来让你看看……”
1962年5月间，我跟溥仪第一次接见外宾。之前溥仪对我千叮咛万嘱咐，惟恐我说错话，弄得我特紧张。
那天上午10点钟，我俩在政协会客室见的外宾。走进会客室，我的确紧张起来了，显得很拘束。溥仪反倒安慰起了我：
“别怕，有我呢。”
溥仪和我见的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英国记者。看上去，他像有60岁左右，单独一个人来的。
起初，那个英国记者又照相又录音，向溥仪询问了很多问题。绝大部分是问溥仪过去在宫中的生活，问得非常仔细。
而后，他又向溥仪问起了我的情况。
“你妻子的父亲是做什么事的？”
溥仪回答他说：
“我妻子的父亲，据我所知，早先是在银行工作。”
听了之后，那个英国人显得很惊奇。
“一个皇帝能和一个小职员的女儿结婚，这在英国是做不到的，也是根本不可能的……”
溥仪看了看我，然后大声回答他说：
“我现在不是皇帝了！旧溥仪已经死了。现在的事情过去是办不到的――过去我是不能跟平民结婚的，是要和王公贵族小姐结婚的。现在时代不同了！”
那个英国人走后，溥仪对我说：
“他对咱俩的采访，等回到英国是会赚一大笔钱的……”
居然，溥仪也有了“钱”的意识。
1964年3月或4月间，三位法国记者来家里访间。我的印象特别深。因为，每次记者来访时，溥仪总是主角，而这次我倒像成了主要的被访者。
那次来的记者可能规格比较高，全国政协的有关领导前来陪同，还来了几名翻译。头一天，政协派人拉来了一车地毯，还有各式各样的鲜花、名贵的茶叶、香烟等。
刚开始，法国记者不外乎仍是问溥仪一些关于宫廷生活的内容，又询问了他改造、特赦前后的情况。溥仪总是那么耐心地回答着。
采访之中，一位法国女记者连续问起了我许多问题，一边问一边录音。
“你在哪里工作？”
“在北京关厢医院工作。”
“做什么？”
“我在医院做护理工作。”
“那么，下班都做一些什么呢？”
“有时候跟溥仪一块出去散散步，有时看看电影、戏剧……”
“溥仪喜欢看什么？”
“溥仪最喜欢看京剧。”
间过一系列问题之后，女记者又好奇地仔细问起我们新建立的家庭。
“你们家庭平时怎么生活？”
“跟北京平常的家庭没什么两样。只不过多了一点外事活动，接受记者采访多一些。”
“你们的家庭很幸福吗？”
“我们的家庭很幸福。”
最后，记者让溥仪和我站起来，拍摄了不少相片。
将近中午时分，法国记者走了。我和溥仪送他们到了大门口，目送一行人远去……
对于溥仪和我的婚姻和家庭，最感兴趣的是日本记者。
1964年10月11日上午，日本广播协会中国特别采访团来到了我的家里。
一见面，日本记者就送给我一块小花台布，还展开让我瞧。我当时想不收这份礼，又没有外事经验，怕人家说没礼貌，只好先收下再说。至今，这块台布还在，赠礼时还有照片呢。
头两天，政协秘书处就通知溥仪和我，将有日本新闻机构的记者来访，又拉来了许多鲜花和大块地毯。见面时，我跟着溥仪去门口迎接，日本人挨个给我俩鞠了躬。
彼此介绍一番之后，他们首先采访溥仪，又照例询问了一些婚后的家庭情况。我看到，他们一边拍照，一边录音。采访时还拿着一个小本本，看着小本提问题，想来是作了准备。
当问起我们婚后的情况时，溥仪回答说：
“过去的溥仪已经死去了，现在是新的溥仪。我们夫妻之间是友爱的，相互帮助的。”
当问起经常去的地方时，溥仪告诉他们：
“有时，我们俩愿到北京植物园去走走……”
当时，日本记者想拿几本刚印出来的《文史资料选辑》拍照，当时那是内部发行，里面有溥仪写的文章。政协的同事示意我不要让他们拍，我便顺手把书放回了书架上。
等日本人走后，溥仪见到我的举动，夸我挺机灵的。其实，我是胆小的人，怕出事，如果有了意外，对溥仪和我都不好。
结婚第二年的“五一”节的晚上，政协发了请柬，邀请部分全国政协委员夫妇去天安门观看焰火。
我们俩在西观礼台上看得挺有兴趣。没想到，散晚会时，拥挤的人流把我俩给挤散了。我只是听见溥仪在老远处大嗓门地喊我：
“淑贤，淑贤！”
人山人海中，哪儿找得到溥仪的半点儿人影儿呀？
没奈何，溥仪和我各自单独坐公共汽车回了家。
到了家里，溥仪还没有到。等见到我之后，他告诉我：
“在广场上找不到你，可把我急得满头大汗呢！”
这是我第一次陪伴他去天安门观看焰火。
熟悉溥仪的人们大多都知道，他总爱到别人家里串门。不管是同事也好，街坊也好，只要认识了，就要找个理由去人家里头看看，瞧瞧人家怎样生活。说不准，这是他前半生在宫里或监狱里憋坏了的原故。
说起来挺好笑。有一次，他出门在公共汽车上认识了一个陌生人，只见了这一面。之后，他偶然路过那个人的门口，瞧见了那个人，居然进人家里坐了坐，聊起了天。
回到家里，他就跟我夸开了那个人：“你可不知道，他可爱养花草啦。家里也很漂亮干净……”
那些日子，溥仪没少叨唠那个人。因为，溥仪自从在植物园学习园艺之后，研究花草人了迷。凡是与此有关系的，他都感兴趣。
跟溥仪一起从抚顺回到北京的，还有一个姓孟的国民党军官。溥仪后来还带我去过他家，说是从抚顺到北京，他与老孟并排坐在一个火车座位上。见了面，溥仪亲热地叫他“老孟”。
再后来，老孟与妻子不知为什么总是不和，到后来竟闹开了离婚。他三番五次地去全国政协机关，找溥仪出主意调解。溥仪很实在地几次去他家里，帮助夫妇俩解决家庭纠纷。直到“文革”前，见了面，老孟还一个劲儿地感谢溥仪呢。
李淑贤在回忆起外国记者问到他俩夫妻生活时，说：
当时按照外事要求，只能说是家庭生活很幸福，其实我内心挺痛苦。她说：想离婚吧，溥仪总乞求她……不离吧，真是守活寡……
事实是，每逢接受类似采访之后，李淑贤总免不了跟溥仪闹一顿脾气。如果气还没消，又有记者来访，李淑贤又得勉强装出笑容，陪着溥仪回答那几句重复的话。她说：
“我真是成了两面人啦。心里头甭提多别扭了……”
“没过几年，溥仪病得愈来愈重。后来，又赶上闹‘文化大革命’，离婚这事儿就没法再提了……”
李淑贤还回忆说：我俩一直在闹离婚，外界并不知道。可溥仪见老孟两口子不和，还主动劝人家别离婚呢……想起来也挺好笑的。据说，老孟两口子结婚是王光英给介绍幼呢。
序仪提到的老孟，名叫孟昭楹，原国民党少将。与溥仪一起特赦回京。曾在国民党时期主审过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学生的“沈崇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