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听取别人意见，是一种明智的选择。慈禧对于中国近代交通事业，特别是兴建铁路，由开始反对怀疑到后来支持，其中固然与对外战争的屡次失败有关，但这不能不算她的业绩，总起来看，慈禧在这方面做到了听人意见。
列强在1868年“修约”期届之时，更加紧了活动，企图将其攫取铁路修建权的阴谋塞进“修约”条款之内。总理衙门奕预见及此，于1867年上奏两宫太后说：“明岁更议条约，彼必互相要结，强欲增入约内……应若何先事规划”，使其达不到目的，以杜后患，饬“有地方之责者，请共商之”。接着慈禧谕令各有关督抚大臣对此发表见解。
在慈禧的指示下发起的这场讨论，参加的人数多，规模大，谈论问题也较为细致深入。与议者约为十八人，都是总理衙门大员和各省督抚。起自1867年10月12日，迄于1868年1月16日，经历了近三个月时间。其主要意见有：第一，强调“民情不便”以相抵制；第二，突出“就小民生计与之理论”；第三，认识到“如其有成，亦中国将来之利”，可以自办。
然而，坐惯了皇家车舆的慈禧当时并不能认识到铁路的重要性，这次讨论也只是停留在认识水平上而已。
进入19世纪70年代，中外双方都把兴办铁路提到实践的日程。洋人以修建淞沪铁路为开端，中国则自筑台湾基隆矿区铁路为起始。两者修铁路的目的有某些差别，洋商更多的从经济利益上考虑，兼及军事；清政府则更主要地从军事国防方面着想，经济利益仍置于次要地位。
早在1865年，英商即组织了淞沪铁路公司，请筑上海至吴淞约三十里的铁路，被上海道应宝时所拒绝。英商并不甘心，过一段时间又向新任关道沈秉成含糊提出修通至吴淞道路的请求，以此诓骗上海道。沈秉成以既非铁道而是一般修路，当即允准，但明确表示购地事由英人自行解决。
工程于1876年1月间开工，进展顺利，2月中旬即铺轨达四分之三，由名为“引导”号的机车进行试车，这是在中国土地上第一次真正行驶火车。这轰动了乡里，并引起上海道冯光的关注，随即照会英领事麦华陀，声言“先诓准租路，忽兴此举，由欺伪勉强而成”。要求禁止。往返争执多次，麦华陀允许暂时停止行驶一个月，候北京英公使指示。
英公使馆派汉文正使梅辉立赴沪与冯道谈判，过津与李鸿章面商，此前慈禧曾命李鸿章妥商归宿之法。李主张买归自办，梅当面虽亦以为然，但到沪与冯光面议时，却坚持中国买回后仍交怡和洋行承办。结果由中国以白银28.5万两买回。南洋大臣沈葆桢始主自办，继则决定拆除，铁轨设备运台湾交由丁日昌，准备在台湾修建铁路时使用。
洋务派不仅在淞沪铁路的交涉上与列强针锋相对，且在筑路行动上也是与洋商同步进行的。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形势所迫，李鸿章主张尽快仿造铁路、电线，以巩固海防。他去找恭亲王奕，极力讲解建设铁路的好处，请求先修北京至清江这段，方便南北运输。奕表示赞成，奕要求慈禧做主定此大计。
大约就在英人修筑淞沪铁路的同时，台湾基隆矿区于1876年秋建筑了一条轻便铁道，利用海岸坡度由矿井滑行至海岸边。虽未用机车牵引，却是中国自己的第一条铁轨道，应认为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1876年初被授为福建巡抚的丁日昌，乘机拟定了一个发展台湾铁路的宏伟计划。他亲赴台湾进行考察，于是年冬向清廷上了十害、十利和七不必虑的奏折。总理衙门做出“举办铁路为经理全台一大关键，尤属目前当务之急”的结论上报清廷中枢，“请饬下丁日昌审度地势妥速筹策，务当力为其难，俾安内攘外，均有裨益”。并落实了经费。看样子，清政府对于在台湾筑铁路的决心是很大的。
然而，工作进展很不顺利，主要原因是款项缺乏，原先答应的款项并未到位。台湾修铁路在当时虽未果行，但意义却很重大。主要的一条就是冲破了不许筑铁路的禁区。
在中国修筑铁路的主张尽管暂时遇到了挫折，但实际上，这个时候中国境内正在修筑一条著名的铁路——唐山至胥各庄铁路。
1875年，李鸿章派唐廷枢筹办直隶开平煤矿，开平煤矿资源丰富，但要将煤从唐山运往天津的唐山至胥各庄一段，地势陡峻。为使这段交通无阻，1879年，唐廷枢提议修建唐胥铁路。由于李鸿章的支持，加以拟修的铁路颇短，离京师尚远，慈禧暂且应允。中间曾停工。
1881年6月，开始铺轨，年末竣工。1882年初，唐胥铁路启用，用骡马牵引车辆，时人戏称为“马车铁道”。
不久，开平煤矿全面投产，骡马牵引力小，速度慢。为不使原煤积压，矿方只得采取应急措施，组织工人利用矿场起重机锅炉、竖井架铁槽等旧材料，试制成一台轻型机车，取名“龙号”。这台中国自制的首台机车，牵引着百余吨的煤车，颇为快捷。钢轨上“铁龙”奔驰，“马车铁道”成了真铁道，风声四播。“行车未久，都中言官复连奏弹劾，谓机车直驶，震动东陵，且喷出黑烟，有伤禾稼。在这种情况下，慈禧降谕禁止机车行驶。
慈禧解除禁令，机车熄火数月后，恢复运行。因煤产量增加快，矿方又购进2台英国轻型机车，扩大运力。
开平煤矿的英籍工程师金达任唐胥铁路工程师，他为该路确立了1.435米的轨距（与英国的轨距同）。清末大部分铁路采用这种轨距，后被清政府定为中国的标准轨距，延用至今。金达还是“龙号”机车的设计者。
唐胥铁路长9.2公里，单线，轨重每米15公斤。线路虽短，却是中国自建并保存下来的第一条铁路。
1883年7月，李鸿章请醇亲王奕主持兴办铁路，说如果海里有铁舰，陆上有铁路，外国就不敢轻易称兵恫吓了。第二年，徐致祥递上奏折，说中国如有以修铁路之说试探者，应该治罪，只要恪守祖宗成法，固结民心，清朝即可永保天命。又说主张修铁路的是“媚夷之人”。慈禧乃下诏申斥，说徐致祥不平心论事，辄敢肆行警诋，著交部议处，徐致祥被降三级调用。而御史张廷燎居然不以为戒，再递奏折，继续反对造路。
1886年，李鸿章不顾顽固派的反对，把开平运煤铁路展至阎庄，全长约85华里。同年醇亲王奕巡视北洋海口，李鸿章与之商订将该路展至大沽和天津。1887年初，由奕出面奏准动工兴建。于是，成立了中国铁路公司，由沈保靖、周馥任督办，开始募款动工，于1888年10月筑成。同年11月，奕又奏请修筑天津至通州的铁路，获得了慈禧的批准。结果又引起顽固派新的反对浪潮，纷纷上奏弹劾，向洋务派修筑津通铁路的计划一齐开火。
洋务派有奕撑腰，亦不甘示弱，同顽固派展开激烈的论争，洋务、顽固两派各执一端，论争愈演愈烈。慈禧便于1889年2月4日发布“懿旨”，令沿海和沿江各省督抚就修筑津通铁路问题“各抒所见，迅速复奏，以备采择”。在各省督抚复奏过程中，两广总督张之洞，提出了以卢汉铁路代替津通铁路的折衷方案，为各方所接受。于是，慈禧乃于同年10月用光绪名义发布上谕，同意张之洞意见。不久，张之洞由两广调湖广总督，开始着手筹建芦汉铁路事宜。洋务、顽固两派长达十年关于修筑铁路的论争，还是以洋务派获胜而告结束。很显然，慈禧最后一道懿旨，还是接受和支持了洋务派。
西苑铁路的修建首先是修路之争的产物，法商之“殷情报效”亦在于争夺中国之路权与铁路车辆与设备市场。但铁路一经建成，慈禧亲身领受了新式交通工具的便利，便从犹豫不决，转向支持修路派的主张。从这个意义上看，西苑铁路亦应在中国铁路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甲午战争失败后，1895年7月，慈禧再发上谕，说当此创巨痛深之日，正我君臣卧薪尝胆之时，要求各省将军、督抚将修铁路等事及时举办。同年11月，指出铁路为通商惠工要务，朝廷已经定议，必欲举行，派胡为津卢铁路督办。卢沟桥至汉口之线，如有富商集股至千万两以上者，准其设立公司兴筑，办有成效，必当奖励。1896年4月，又称卢汉铁路只有商人承办，官办督率，不许外国商人入股。同年10月，接受王文韶、张之洞的建议，设立铁路总公司，命盛宣怀以四品京堂候补督办铁路公司事务。从卢汉铁路办起，再办苏沪铁路、粤汉铁路。
1898年2月，批准湖南、湖北、广东三省绅商承办粤汉铁路，又批准容闳建立公司办理津镇铁路。接着，还命地方官员保护所辖地区的铁路、电线。铁路所需物资一律免税。1898年6月，又督促盛宣怀等将卢汉、粤汉、宁沪各路迅速开办，说“再事迁延，责有攸归”。1901年11月5日，派王文韶、翟鸿督办关内外京榆铁路。12月30日，命岑春暄、锡良早日开办山西、河南两省之铁路。1902年1月12日，派王文韶为督办路矿大臣，瞿鸿为会办大臣。关内外铁路改派袁世凯接收督办。
1902年8月15日，派袁世凯督办津镇铁路。1905年3月，袁世凯奏报关内外铁路竣工，候选知府詹天佑等各有升迁，外国工程师金达赏二品顶戴。5月16日，开设铁路学堂于唐山。5月22日，袁世凯上奏筹款自造京张铁路。24日，派陈昭常为京张铁路总办，詹天佑为会办兼总工程师。1906年，设置邮传部，统一管理全国的铁路。1908年7月8日，又发上谕督促，指出铁路为交通大政，利商、赈灾、运兵、转饷，开通风气，振兴实业，都要依赖铁路。这些年来，各省官办铁路，都能按期竣工，成效昭著，绅商集股，多无起色，命邮传部选派官员，确实勘查，如果继续坐误事机，惟邮传部及有关督抚是问。
听人言，可少犯错误、不犯错误，这样就接近正确，是明智的！
切忌追逐功名
有些人，拼命为别人卖命，自以为可以得到什么好处。针对这种人，雍正认为：“切忌用自己功名性命为他人填无厌之壑”。所谓“私下事亡尽可照看你一生”，是雍正对官吏利欲熏心的批评，也指出了一种出路。
雍正深深明白父皇康熙是个睿智的君主，稍有不慎，定会露出破绽，就可能招致康熙的打击。所以他采用了“暗渡陈仓，巧中取胜”的心智。
外示柔和，内里却暗动作。既然皇位是志在必得，那么雍正就不会坐失良机。正所谓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既是兵法中的原则，同时也是政治斗争的原则。允被废后，雍正在韬光养晦的同时，已经悄悄动作上了。只不过他并不像其他皇子那样大张旗鼓，恰恰相反，他只是积极而秘密的为自己做着种种准备。因为只有这样才不会被康熙察觉，只有这样才能够保全自己，不为兄弟们攻击。
雍正的这种心智，在他与心腹戴铎的通信中可见一斑。当时，戴铎写道：
当此君臣利害之关，终身荣辱之际，奴才虽一言而死，亦可少报知遇于万一也。谨据奴才之见，为我主子陈之：
皇上有天纵之资，诚为不世出之主；诸王当未定之日，各有不并立之心。论者谓处庸众之父予易，处英明之父子难；处孤寡之手足易，处众多之手足难。何也？处英明之父子也，不露其长，恐其见弃；过露其长，恐其见疑，此其所以为难。处众多之手足也，此有好竽，彼有好瑟；此有所争，彼有所胜，此其所以为难。而不知孝以事之，诚以格之，和以结之，忍以容之，而父子兄弟之间，无不相得者。我主子天性仁孝，皇上前毫无所疵，其诸王阿哥之中，俱当以大度包容，使有才者不为忌，无才者以为靠。昔者东宫未事之秋，侧目者有云：“此人为君矣！”此虽草野之谚，未必不受二语之大害也。奈何以一时之小忿而忘终身之大害乎？
至于左右近御之人，俱求主子破格优礼也。一言之誉，未必得福之速，一言之谗，即可伏祸之根。主子敬老尊贤，声名实所久著，更求刻意留心，逢人加意，素为皇上之亲信者，不必论，即汉官宦侍之流，主子似应于见面之际，俱加温语数句，奖语数言，在主子不用金帛之赐，而彼已感激无地矣。贤声日久日盛，日盛日彰，臣民之公论谁得而逾之。至于各部各处闲事，似不必多予闻也。
本门之人，受主子隆恩相待，自难报答，寻事出力者甚多。
兴言及此，奴才亦觉自愧。不知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害，有一益必有一损，受利受益者未必以为恩，受害受损者则以为怨矣。古人云：不贪子女玉帛，天下可反掌而定。况主子以四诲为家，岂在些须之为利乎！
至于本门之人，岂无一二才智之士，但玉在椟中，珠沉海底，即有微长，何由表现！顷者奉主子金谕，许令本门人借银捐纳，仰见主子提拔人才之至意。恳求主子加意作养，终始栽培，于未知者时为亲试，于已知者恩上加恩，使本门人由微而显，由小而大，俾在外者为督抚提镇，在内者为阁部九卿，仰藉天颜，愈当奋勉，虽未必人人得效，而或得二三人才，未尝非东南之半臂也。
以上数条，万祈主子采纳。奴才身受深恩，日夜焚祝。我主子宿根深重，学问渊宏，何事不知，何事不彻，岂容奴才犬马之人萏荛之见。奴才今奉差往湖广，来往似需岁月，当此紧要之时，诚不容一刻放松也！否则稍为懈怠，倘高才捷足者先主子而得之。我主子之才智德学素俱，高人万倍，人之妒念一起，毒念即生，至势难中立之秋，悔无及矣。
戴铎的信，无疑是在当时情况下，给雍正开出了一服处世灵丹，也即行动纲领，这表现在哪呢？
一、它一针见血的指出与圣朝的君主相处实属不易，建议雍正对君主应以诚孝相待，因为诚心和孝心最能博得君主的好感。对众多手足兄弟，则更应该以诚相待，团结兄弟，大度包容，使有才能的不嫉妒，使无才能的向你靠拢。
二、要雍正破格优待皇帝身边的人，因为他们的话会很快传到皇帝耳中，不要得罪人给自己种下祸根。此外还要他尽力拉拢朝中一切官员，但不要轻易赐人金帛，以免被人抓住把柄。
三、让雍正暗中培植党羽的策略，这是最厉害的，而雍正也是按照这个策略做的。
如年羹尧，此前曾是雍正府邸的下人，因雍正的举荐，而步步高升。到戴铎写这封信时，年羹尧此时已位至晋川陕三省总督，手握重兵。同时，雍正为了拉拢年羹尧，还娶了他的妹妹为侧福晋，这种君臣兼郎舅关系，能不使年为其忠心效命吗？
再比如写这封信的戴铎，原是雍正府中的一个奴才，因得雍正的赏识而成为福建知府。此后，雍正又进一步鼓励他：“将来位至督抚，方可扬眉吐气，若在人宇下，岂能如意乎？”
雍正这种暗中许官的做法，恰到好处地利用了人类的贪婪心理，将戴铎更加牢固地拴在自己这驾夺储的马车上。
利用相同的手段，雍正使戴铎在几年之后荣升四川布政使。其兄戴锦则位至河南开封道台，他手下的另外几个得力干将，如沈廷正升为兰州知府，哈尔齐哈任清江理事同知、博尔多官至内阁中书侍郎……
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雍正将自己的心腹手下逐渐安插到政府各部门，使他们占居了国家要职，成为雍正最终夺取皇位的中坚力量。
而这么多中坚力量的培植，却无人知晓，可见雍正的心智有多深，一般人是难以做到的。
少为声誉小利存私
不计名利的人，是会有的，但是又有多少呢？雍正在御批中反复强调：“少为声誉小利存私”，即是要告诫那些贪图私利的人应该注意自己的言行，不可私心太重。
《御制朋党论》是为打击年、隆、允等人提供法纪依据或理论根据而写的一本书，这也反映出雍正不但不能容忍年羹尧狂悖无礼，同时更不能容忍他结成朋党危害朝廷政治清明。
那么雍正是如何打击这一帮子文人的呢？下面看看打击汪景和钱名世的案子。
汪景是浙江钱塘人。此人颇有才华，但仕途却不得意。因此才投到年羹尧门下，靠阿谀奉承取得了年羹尧的信赖。年羹尧在平定青海叛乱之后，汪景祺曾善意提醒过年不要居功自傲，并做了一篇《功臣不可为》上呈年羹尧。汪在该文中说：庸君听说兵荒马乱就惧怕了，因此他必须依赖得力大臣平息叛乱。但是，他认为能够平息叛乱的功臣一定就能作乱，仍然会威胁自己的统治地位，因此，功劳越大的人越会遭到庸君的妒嫉甚至杀害。这样，不立大功反而更好……
在查抄年羹尧的府邸时，雍正偶然得到了汪景祺的这番言论并查到了汪景祺对年羹尧的许多谄媚之词。诸如他称年是“宇宙第一伟人”，又说历代名将郭子仪、裴度等人的功绩“较之阁下威名，不啻萤光之于日月，勺水之于沧冥，盖有天地以来，制敌之奇，奏功之速，宁有盛于今日之大将军哉！”汪景祺甚至不惜以讥讽康熙来恭维年羹尧，说是“皇帝挥毫不值钱”，就是说皇上只不过动动三寸不烂之笔，会写一点诗文罢了，年羹尧比康熙帝还要有作为。
雍正在看到江景祺的这番言词后非常震惊。当时他说：“朕辗转思维，自古帝王之不能保全功臣者，多有鸟尽弓藏之讥。然使委曲宽宥，则废典常而亏国法，将来何以示儆？”
很明显，这是雍正在为自己辩护，他坚持认为杀戮功臣是迫不得已的，主要还是因为他们居功自傲，无视国家法律。假如不杀他们，就使法典弃废，没法维护国法了。
自然，雍正内心里虽非汪景祺所作的《功臣不可为》一文，但他抓的却是汪景祺诽谤康熙的罪名——即汪景祺所言的“皇帝挥毫不值钱”。这样，汪景祺被定了个大不敬罪，被处了斩刑。
杀人不过头点地，与汪景祺相比，钱名世受的处罚简直是生不如死。
钱名世，字亮工，江南武进人，康熙四十二年进士。钱与年羹尧原没什么瓜葛，但是，此人颇善奉迎，曾借名为年羹尧赋赠过几首谄媚诗文，把年羹尧比作周代的大将召伯、汉代名将卫青和霍去病。年羹尧平定青海后，钱名世还鼓吹为其立碑，并在一首赠年的诗中写道：“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意即允进兵西藏康熙皇帝为他立了一碑，年羹尧平叛成功也该再立一碑。
钱名世怕人读不懂，还作注解说：“公（指年）调兵取藏，宜勒一碑，附于先帝‘平藏碑’之后。”
原来，在康熙五十九年，皇十四子曾督兵入藏，康熙帝为他特立“平藏碑”。当时年羹尧任四川总督，佩定西将军印，参予了调兵入藏之役。钱名世认为，应立碑于康熙帝的“平藏碑”之后，表彰年的功绩。
当时，钱名世不过是从五品的清闲翰林；发表“宜刊第二碑”的意见毫无政治影响，更何况以同年赠诗，也不该有什么问题吧。
总之，钱名世可抓的辫子就这么多，雍正大帝反复斟酌，决定还是不能轻易地放过他。
雍正大帝自有他的道理，惩创钱名世，绝不是有意和他个人过不去，而是他的所作所为代表了官场中一种恶劣的风气——妄自揣摩，趋附权贵。如果听任其蔓延，就会助长朋党之风，威胁皇权。
就以年羹尧而论，他就借着受到皇帝眷宠，大肆招摇，而大小臣工竟以年大将军为权势之所在，集于他的麾下，结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年党。
使雍正大帝深受触动的有这样一件事：雍正二年，年羹尧平定青海后，帝加封一等公爵，当年年底，年羹尧入京陛见，九卿、督抚级的大臣竟跪在广宁门外大道旁迎接，甚至体制尊贵的王公也有下马问候的。
在这一群谄媚权臣的无耻之徒中，雍正大帝最为警惕的是某些“名士”。
雍正从自己的政治阅历史，深感此辈居心叵测。这可以举出陈梦雷与何焯。
陈梦雷文思敏捷，未冠成进士，以后涉嫌附逆，被流放到了沈阳。康熙三十六年蒙恩召还京师，在皇三子诚亲王门下，以白衣身份编纂《古今图书集成》。
康熙帝很赏识他，曾赐他一副对联，上面写着“松高枝叶茂，鹤老羽毛新”。
康熙晚年，诸王争储，诚亲王也是有力的竞争者之一，下面有陈梦雷这样的名士为羽翼，气势大盛。
雍正即位伊始，立即将陈梦雷再次发遣关外，栽给他的罪名是：“累年以来，招摇无忌，不法甚多”，总算发泄了对陈梦雷多年的隐恨。
何焯与陈梦雷相仿，他遵照康熙的指示，效力于皇八子廉亲王府中。
这皇八子与皇三子同样是雍正的政敌，而且是更厉害的对手。他宽仁好文，深得士大夫的拥戴。
康熙五十年前后，围绕着皇太子立而复废的事件，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各派势力的明争暗斗达到高潮，康熙帝为削弱皇八子的势力，将何焯的翰林院编修、进士统统革去。令当时的雍正大帝暗自高兴。
雍正大帝在考虑是否处置钱名世时，很自然想到了陈梦雷与何焯，因为他们三人同为依附权贵，又都是“名士”。
整顿钱名世也就是要整顿卑污的士林积习。
钱名世才华横溢，有江左才子的美称。
他早年师事浙东著名史家万斯同。万斯同请他作纂修《明史》的助手，每成一篇，就交给他。叫他润色，可见对钱的器重。
钱名世的诗名气更大，当时雄踞诗坛的王士祯，就曾对他的诗才大加赞誉。
康熙四十二年，钱名世又蟾宫折桂，考中本科进士第三名——探花。
趋附年羹尧的大有人在，但是像钱名世这样的名士却不多，拿钱名世开刀，就可以震动士林，使读书人生畏，不再趋附权贵。
另外，正好钱名世在士林中的名声很臭。
钱名世是个典型的才高品污之辈。
他的老师万斯同是浙江人，在北京去世时，亲属不在身旁，于是钱名世披麻戴孝，主持丧事。
可是事毕，竟把老师的数十万卷藏书席卷而去，据为已有，这种“没人性”的做法，真是让天下人切齿。
在康熙五十年，钱名世官翰林侍讲，就曾因“行止不端，声名不好”，奉旨革职。
对钱名世这样的人，无论怎样糟踏，别人都不会同情。
雍正大帝是这样想的，所以，借整钱名世而整肃官场的方案便确定了下来。
雍正认为，钱名世的这种行为是文人无耻钻营、志在于禄的表现，不配做儒门中人，但杀了他又于理不通，因而想出了一种“以文词为刑法”的手段——即亲书“名教罪人”四字并制成匾额，悬挂在钱名世大门上方，以警戒其他文人的谄媚行为。此后，雍正又命令所有进土出身的文官每人作一首诗讽刺钱名世的奴颜卑骨，并要求钱名世出钱将这些诗文刊印出来分发各地，以此警戒其他文人不要犯类似的错误。
从这件事来看，雍正的做法堪称高绝——即利用大部分文人视名誉高于生命的特点，专从毁人名誉上下功夫，这样对那些喜欢趋炎附势又自命清高的文人，不啻是一记当头棒喝，有利于社会空气的净化。
留神用才为要，否则误事
发现人才，至为重要，因为人才是管理的根本。雍正认为：“留神用才为要，否则误事”，就是对人才的重视。用好人才，是雍正考虑的一个大问题；不用哪些人，也是雍正考虑的一个大问题。
允接二连三的倒霉，表面上看是因为运气不好，但实质上他一次再次的落败，却主要源于个性中的柔弱无能。
正因为懦弱，所以允才密行奸险企图谋害二阿哥，因为对自己的不自信，所以他才拉帮结派试图借助众人的势力谋求储位。因此，即使允真能当上皇帝，也肯定是个守成的、建树不大的君主。
而雍正就不同，雍正虽然也暗中拉帮结派，但他手下的人却必须服从他的命令。雍正虽然也向人施恩，但同时他还懂得如何对手下人施威。这样，在雍正身边，才环绕起一个以他为核心的小集体，而这样的小集体才是最有凝聚力的。
此外，雍正的办事作风是既认真负责，又雷厉风行的。他主张奖惩分明，对违法者不徇私情，该惩治的，绝不宽容。他的这一主张，既显示了作为一国之王的必备素质，同时也恰与允的徇情枉法拢络人心形成鲜明的对照。
以法治国，坚持原则办事，雍正的这一帝王之资后来也多有明证，如康熙时太监曹之璜索诈官员银两，且肆意横行，因赶打抬夫致使棺木落地一案发生后，雍正授命审理此案。他以大不敬罪将其议斩、监候待刑。又如，康熙在痛责与允结党的鄂伦岱等人时，一旁的雍正就曾说：父皇身体刚好，不值得跟这种人生气。对乱臣贼子，自有国法。若把他们交给我，立刻就把他们按律诛杀了。再比如康熙五十二年，前朝顺治皇帝的淑妃病逝后，康熙发现办理丧事的官员行事草率，就命雍正查办。雍正立即奏报：这件事是工部和光禄寺承办的，因此，工部尚书满笃、侍郎马进泰、光禄寺卿马良、以及负责兼理此事的内务府总管赫奕和署部理事马齐应对此事负责。结果，这几个人都受到了康熙的处分。
从以上这几件事来看，在雍正的办事作风中的确透露出一种严肃执法的精神和不徇私情的魄力。为此，他的手下戴铎曾拿雍正与允做了个比较，称：“允柔弱无为，不及雍正聪明天纵，才德兼全，恩威并进，大有作为。”
从事实上看，戴铎这番话还是客观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允、允、允在激烈的夺储斗争中相继落败后，三阿哥允祉成为雍正的又一个强劲对手。
允祉不仅有年长的优势，为人也颇老成持重，因此，颇受康熙喜爱。
而且允祉喜欢读书和钻研学问，学识非常渊博。同时，在储位斗争中，他又表现的相对中立，因此被封为诚亲王。康熙自然知道允祉学识渊博，所以特意培养他这方面的能力。允复废的第二年，康熙特命允祉修建蒙养斋，并命他召集全国各地的学者编著《律历渊源》和《古今图书集成》等书。
众所周知，康熙是个非常有作为的皇帝。学识也非常广博，又极力主张仁政爱民。因此，他与三阿哥允祉在许多方面见解相似，这就使父子之间关系较为融洽。特别是到了康熙晚年，由于众阿哥争取储位的斗争把康熙搞得焦头烂额，导致他与众阿哥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在这样的情况下，渐至老境的康熙便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向允祉了。
正因为允祉恰恰能投其所好，康熙开始委以允祉重任，每次巡游，也都将允祉带在身边。于是，允祉的大红大紫成了雍正的又一威胁。那么，雍正又是怎样击败允祉的呢？
先看看允祉的情况：首先，允祉自始至终没被康熙抓住过把柄。在储位争夺中，他几乎表现了完全中立的立场，因此康熙非常相信他。第二，允、允、允都曾触怒过康熙，被康熙拿到过把柄，而允祉在康熙心目中却接近完人。第三，也正是最重要的一点，允祉善于使用怀柔政策，不时利用和睦的家庭气氛来软化康熙，给了康熙一个善解人意和与世无争的良好形象。
然而，允祉毕竟不是完人，他也有他不可避免的性格缺陷。那就是，缺乏政治影响力。此外，由于允祉对手下缺乏约束，致使有些人打着他的旗号四处的招摇，这其中有个叫孟光伟的，就打着允祉的旗号，公然到山西、陕西、四川、湖广、广西等省活动，并代表允祉向川抚年羹尧、江西巡抚佟国勃等人赠送礼物，而这些外任大员在收到礼物后，自然要回赠大批的布帛银两马匹等物——孟光伟就是靠这种手段大发横财的。此事后来被康熙察知，斩处了孟光伟。佟国勃因此事牵连被革职，年羹尧被革职留任。
这件事发生后，康熙虽然没有处罚允祉，但却对他约束控制部下的能力打上了一个问号。当然，康熙还是喜欢允祉的。但他认为，大清王朝的皇位，应该找一个“坚固可托”的皇子来继承。
那么，这个坚固可托皇子究竟是谁呢？胤知道能不能继承皇位，关键还是在康熙。所以他开始学习允祉的怀柔政策，不断请康熙去王府里做客；以使康熙尽享天伦之乐。
为了取悦康熙，雍正还抛出了一张王牌——即其爱子弘历。
弘历生于康熙五十年，自幼聪颖过人，而且颇有勇谋，人又俊逸。
老人总是喜欢小孩子的，康熙也不例外。当他第一次见到弘历时，就喜欢上了这个英俊少年。祖孙二人颇为投缘。同时，弘历聪明灵异也使康熙感到后继有人，于是大悦。随即带弘历入宫，随侍左右，以享天伦之乐。
此后，有一次康熙带弘历去打猎，祖孙二人当场射杀了一头狗熊。当时，康熙要弘历再补一枪，枪响之后，倒地的黑熊突然跃起，向弘历扑来，在这种危险的场面下，少年弘历却不慌不惧，灵活地躲开了狗熊的致命一击。随后，由做爷爷的康熙补了一枪，弘历才得以脱险。
这件事发生后，康熙更加喜欢这个孙子了。并在公开场合讲，弘历比他福气大。（果然，弘历在二十五岁的时候，继承了雍正的皇位，成为乾隆皇帝。此乃后话。）
雍正这张皇孙牌，打得非常高妙。他不但借此拉近了与康熙的关系。同时还等于向康熙暗示了大清王朝是后继有人的。也就是说，只要雍正能继承皇位，那么，弘历有一天也会这样的。
有种推测就认为，康熙之所以让雍正继位，就是看好了皇孙弘历。当然，这只是一种臆测。
康熙的长寿注定了这场战斗还要持续下去，谁能挺到最后，谁才能笑得最甜。
靠丈夫气概临危境
人生常常都要碰到一些困难，有些人可以崛起，有些人则无能为力。乾隆则显英雄气派，认为：“遇绝境，是人生之常事，不可懦弱无力，而应有丈夫气概。”乾隆不仅把这种气概运用在朝廷之中，也运用在朝廷之外。
平定准部叛乱之后，西北边疆局势稳定，良好的政治环境，吸引远离祖国的土尔扈特蒙古回归故土。
土尔扈特本是西北厄鲁特蒙古四卫拉特之一，游牧于塔尔巴哈台所属额什尔努拉一带，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其西部牧地到达额尔齐斯河上游、伊斯姆河一带。相传，他们是元朝大臣翁罕后代，至明崇祯年间（公元1628至1644年），其十传首领是和鄂尔勒克。正是这一时期，土尔扈特部举族西迁，离开故土。其迁徙原因，是迫于内外压力。
内部压力，指的是土尔扈特部受准噶尔部威胁。时准噶尔部首领马图尔浑台吉，“恃其强，侮诸卫拉特”。土尔扈特不甘受其欺凌。外部压力是来自沙俄威胁。16世纪末17世纪初，沙皇俄国势力已渗透我国西北边疆，不断派出所谓“外交使团”，到厄鲁特蒙古各部，包括土尔扈特部，要求他们“转入俄国国籍”，定期纳税，“效忠沙皇，否则不允土尔扈特部在额尔齐斯河流域游牧”。
为使土尔扈特摆脱被吞并的命运，大约在明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和鄂尔勒克汗率本部及和硕特、杜尔伯特的部分牧民共5万余帐向西南方移去。他们沿托波河上游挺进，途经诺盖草原，击溃企图阻止他们西进的诺盖人，越过哈萨克地区，渡乌拉尔河，抵达还未完全被俄国开发的伏尔加河下游。他们虽身处异域，却保持厄鲁特蒙古本色，生活上“习蒙古俗，务畜牧，逐水草徙”，管理上“置鄂拓克，设宰桑”，信仰上“重佛教，敬达赖喇嘛”，完全是独立于沙俄的一个游牧部落。
土尔扈特西迁后，一直不忘故土，与厄鲁特蒙古各部保持着联系。和鄂尔勒克汗曾将女儿嫁给准部马图尔浑台吉，马图尔浑又把女儿嫁给土尔扈特的朋楚克，朋楚克将女儿嫁给和硕特的鄂齐尔图车臣汗；尔后土尔扈特汗阿玉奇的女儿则嫁给策妄阿拉布坦，和硕特车臣汗之女又嫁给阿玉奇长子沙克都尔扎布，噶尔丹策零之女嫁给土尔扈特的马图尔乌巴什。这些婚姻关系，表明土尔扈特部一直视自己为厄鲁特蒙古家族的一员。身居异域的土尔扈特，与清朝同样往来不绝。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和鄂尔勒克汗长子书库尔岱青遣使向清朝“奉表贡”。因“蒙古俗最重喇嘛”，书库尔岱青还亲自入藏“熬茶、供佛、谒达赖喇嘛”。康熙年间，土尔扈特汗阿玉奇之嫂携子阿喇布珠尔入藏礼佛，归途“以准噶尔道梗，留嘉峪关外，遣使到京师，请内属”。当康熙出兵西北时，土尔扈特部在军事上和道义上支持清军平定准噶尔贵族叛乱。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平定噶尔丹的战役中，阿玉奇汗闻讯派宰桑率1000余人赴阿尔泰的土鲁图地方协助清军。战争结束后，他又派人向清朝“入贡祝捷”。康熙五十五年，策妄阿拉布坦叛乱，清廷命和硕特部派兵扼守准部通青海、西藏的要隘噶斯。阿玉奇汗的侄子阿喇布珠尔时在青海，主动请命效力，率300人屯守噶斯。
清朝对土尔扈特的忠诚也给予积极回报。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曾派使团到伏尔加河流域探望他们。五十三年由太子侍读殷扎纳、理藩院郎中纳颜、内阁侍读图理琛、厄鲁特人舒哥、米斯等组成的使团抵马怒托海附近时，阿玉奇汗得知消息，命土尔扈特全部台吉、喇嘛沿途“陈设筵宴，排列牲畜，远来迎接”。阿玉奇对使臣说：“满州、蒙古大率相类，想起初必系同源”，而蒙古“衣服帽式，略与中国同，其俄罗斯乃衣服、语言不同之国，难以相比”。话中表示土尔扈特人对于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一员的认同。继这次访问之后，雍正帝又曾两次派人探访他们。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土尔扈特台吉乌巴什多尔济赴藏，皇帝派人护送，并赏给他们大量财物。
与清朝态度相反，沙俄对来自中国西北这一支民族，进行残酷的掠夺与迫害。土尔扈特人在伏尔加河下游生活悲惨。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沙俄通过威胁利诱，逐步控制了土尔扈特部。降至18世纪中叶，沙皇叶卡特琳娜二世发动对土耳其战争，土尔扈特人被大批征调，“十六岁以上者尽数赴敌”，仅伤亡就达七、八万人。沙皇以大批土尔扈特人当炮灰，还包含着借征战“欲歼灭土尔扈特”的罪恶阴谋。为了胁迫土尔扈特人去打仗，沙俄甚至把土尔扈特汗渥巴锡的儿子拘留在彼得堡当人质，从而搞得“土尔扈特人人忧惧”。被派往土尔扈特部的沙皇特使更是傲慢无礼，竟指着渥巴锡汗说：“你只是用链子拴住的一只熊，赶到哪儿就是哪儿，而不是想到哪儿就去哪儿。”备受沙俄欺压的土尔扈特人，格外怀念自己的故土，回归的愿望日趋强烈。正如此后渥巴锡汗在写给哈萨克汗努尔阿里的信中所说：“自古以来，土尔扈特人没有如今这样负担苛捐杂税。由于繁重的负担，全体人民陷入波动与不安。这就是不愿接受俄国统治的原因，而希望到自己的众所爱戴的法定人和自己的故土，所以离开俄国去游牧。”
东返故土，是土尔扈特几代人的梦想。从17世纪中叶书库尔岱青汗和18世纪初阿玉奇汗等，都作过回归的尝试，均未成功。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土尔扈特汗敦罗布喇什遣使吹扎布，绕道俄罗斯，千里迢迢到承德避暑山庄晋见乾隆，明确表示他们身在俄罗斯，“附之，非降之也。非大皇帝有命，安肯为人臣仆！”及至平定准噶尔，西北局势平稳的消息传到土尔扈特部，更是上下一心，坚决要求东返。
三十五年，渥巴锡汗与策伯克多尔济等商量东返事宜。随后，从伊犁来的厄鲁特台吉舍楞及大喇嘛洛桑丹等也力主离开伏尔加河流域。渥巴锡汗还召集土尔扈特部首领们会议，详细讨论回归计划。是年冬天，渥巴锡汗带领土尔扈特部3.3万户，16.9万人动身返国。他把队伍编成三路。妇孺老弱居中，舍楞率骑兵开路，自己则殿后保护掉队者。一位西方史学家描述当时动人场面：“整个部落异口同声发出惊呼：‘我们的子孙永远不当奴隶，让我们到太阳升起的地方去’。”
沙皇政府得知土尔扈特部离开伏尔加河流域的密报后，出动大批正规军追击，并通知哥萨克人在途中拦截，又唆使哈萨克人、巴什基尔人乘机抢劫。在经过白雪皑皑的哈萨克草原时，土尔扈特部与哥萨克人发生了激烈的战斗。三十六年五月，大队人马抵达伊尔吉兹河流域，面临战斗减员、疾病威胁、饥荒侵袭，有些人意志消沉。渥巴锡及时召开“扎尔固”会议，策伯克多尔济说：“俄国是奴隶国土，中国是理想之邦，让我们奋勇前进，向东，再向东。”六月，渥巴锡及主力陆续进入清朝辖区伊犁河畔。至此土尔扈特部仅存1万5千户，7万余人，只及起程时的一半。土尔扈特人付出沉重代价，终于实现祖祖辈辈的梦想。
对土尔扈特部不畏艰辛返清的义举，乾隆大帝表现了故国君主悯惜的情怀，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关怀备至。
土尔扈特的返清行动和清政府对土尔扈特族的体贴照顾，使沙俄政府恼羞成怒。沙俄竟然致函清政府，称土尔扈特的首领渥巴锡等人是匪徒，不应当被收留，并用恫吓的口吻称，如果清政府果真敢收留他们，那就是同沙俄过不去，就别怪沙俄启动兵戈，造成中原大地人无宁居的局面。
针对沙俄政府的无理要求，乾隆采用了“强硬立场”的才智，维护了大清的尊严和正义。
乾隆义正辞严地答复：“土尔扈特渥巴锡等人，与你们是两个部落的人，原本就不是相属的关系。你国征调频繁而又苛刻，使他们不堪其苦，不得已率众来投。这种返归的壮义之举，朝廷岂有拒而不纳之理？”
对于沙俄的武力恐吓，乾隆大帝表明了自己绝不屈服于俄国武力威吓的严正立场。他明确地说：“或者以兵戈相见，或者仍修旧好，我完全看你们的态度，如此而已。”
事实上，俄国政府也不可能因此就同清政府开战，他只有加紧监视尚留在伏尔加河彼岸的1万多户土尔扈特族余部，防止他们效法逃逸。除此之外，沙俄也无可奈何。乾隆大帝所阐明的两种态度起了作用。沙俄就土尔扈特回归一事所进行的恫吓，由于乾隆大帝所持的强硬立场，也就这样不了了之了。不可日久而懈。
做事不可以松懈，是乾隆劝导臣属的重要观点。如果把这个观点放大，也可以看出乾隆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绝不松懈，而是持之以恒地贯穿自己的主张。
在西藏上层领导人物内部，自清初以来时常发生争夺权位的斗争，造成恶劣的影响。那么如何化解上层的矛盾呢？为此，乾隆采用了“两边安抚，稳中有变”的才智。
西藏古称唐古忒，又称土伯特，隋唐时称吐蕃。唐贞观年间，文成公主带释迦牟尼佛铸像入藏，佛教从此在西藏广为传播。西藏于元代正式隶属中国版图。明末，统治西藏地区的是佛教中“噶举派”，亦即“白教”的噶玛政权，其首领藏巴汗对另一教派“格鲁派”亦即“黄教”进行了残酷迫害。崇德四年（公元1639年），清入关建立全国统治权前夕，皇太极遣使致书西藏黄教僧俗领袖土伯特汗和五世达赖罗桑嘉措，表达了清朝愿支持黄教，“延致高僧，宣扬佛教”的诚意。从此，双方交往渐多。崇德六年（公元1641年），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罗桑曲结联合蜜招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顾实汗率兵入藏，推翻噶玛政权，建立了和硕特蒙古和西藏黄教联合统治的噶丹颇章政权。达赖和班禅从此成为西藏的最高教主，而具体政务则由达赖委任的第巴——藏民习惯称为藏王——来掌管，实权则操在顾实汗手中。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五世达赖至北京朝觐，清帝隆重接待，并以金印册封“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从此达赖这一封号及其在西藏法王的政治地位，才由清中央政府正式确定下来。可以说，在崇德顺治时期，清朝主要是通过宣布崇佛以及册封赏赐等手段，笼络西藏上层人物，以维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西藏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里的主要居民是藏民，佛教经印度传入西藏后被称为喇嘛教。
清朝自建国以来就非常尊重西藏的宗教——喇嘛教。1639年，清太宗皇太极就曾致书达赖喇嘛，提出“延致高僧，宣扬佛教，利益众生”的主张。1652年，五世达赖进京，受到顺治皇帝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招待，清政府还特地在北京建立西黄寺，供五世达赖居住。后来，五世达赖因水土不服，身患疾病，请求返回西藏，清政府便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喇达赖喇嘛”，并赐给他金印、鞍马、金银、珠玉、绸缎等大批财物。康熙五十二年，清政府又封班禅喇嘛为“班禅额尔德尼。”
1682年，五世达赖因病在拉萨去世，享年66岁，但第巴桑结却隐匿不报，反而伪造五世达赖的笔迹，写了一章奏疏，推荐封他自己为藏王（即土伯特国王），康熙接到奏疏后不知内情，欣然允准。但这个桑结后来竟然支持噶尔丹叛乱，直到清军打败噶尔丹，从被俘虏的藏人口中，方才知道五世达赖早已于多年前去世，推荐举官一事纯属无稽之谈，桑结因此受到康熙帝的严惩。后来，第巴桑结又企图下毒杀死当时控制西藏政权的拉藏汗，由于没有得逞，便以武力攻击，但自己反而兵败而死。拉藏汗掌握了西藏政权之后，逮捕第巴桑结所立的六世达赖，并遵照清政府的命令将其押送北京。行到青海时，六世达赖病故。于是，拉藏汗会同班禅立了一个新达赖，名叫阿旺什嘉穆错。但青海地区的藏、蒙两族人民却不承认拉藏汗所立的新达赖，称其为假达赖，并请求清政府册封一个名叫罗布藏噶尔桑嘉穆错的人为六世达赖。
西藏与青海因此而发生争执，真假达赖之争一时闹得沸反盈天。第巴桑结原来的部属又乘机勾结准噶尔兵攻入拉萨城，于康熙五十七年杀死了拉藏汗，废掉了他所立的达赖，并毁坏寺庙，杀戮喇嘛，名义上是兴法，而实际上是想窃据土伯特等国。当时，为了安抚西藏政局，康熙封青海的罗布藏噶尔桑嘉穆错为“弘法觉众第六辈达赖喇嘛”，令皇十四子为抚远大将军进驻青海，并调满、蒙、汉兵数万人，从青海、四川分兵两路入藏。康熙五十九年，平逆将军延信护送六世达赖喇嘛进入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举行了庄严的坐床仪式，终于平息了真假达赖之争。乾隆大帝继位之后，继承了清朝的先祖统治西藏的传统，另一方面又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适当必要的改革，使西藏顺利地度过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这位大清朝的帝王对西藏的事务极为精通，他熟谙历史教训，深切体会到这里的最上层如果发生矛盾将会带来的严重后果。
由于一件事关全局的头等大事，乾隆曾特地谕示达赖喇嘛说：
“镇压藏王颇罗鼎一事，傅清（驻藏大臣）业交颇罗鼎，即令完结，所办甚合朕的心意。朕听说达赖喇嘛与郡王颇罗鼎，二人素来不和，但二人都是彼处大人，原本就不该轩轾异视，互相敌视的。著札寄傅清，令伊嗣后诸多事情，均照此办理。无论如何，务必保证地方宁谧安祥，使颇罗鼎等不致于滋事挑衅。从大局出发，还请持重妥协办理，尚其留意。”
与此同时，乾隆大帝又发出一封手敕，谕示藏王颇罗鼎，文中说：“将你镇压，把书写人桑寨拿获。你听从傅清的劝告，将此事如同无事，低调处理完结此事。听傅清奏说，藏王是达赖喇嘛身边服役的人，惟恐关系到达赖喇嘛。你如此办理，甚合机宜。”
乾隆还在谕示中说：达赖喇嘛是执掌阐扬西方佛教的人，你是约束治理西藏辖区内人民的人，你二人应同心协力，以安地方。朕看你二人，俱属一体。朕也一视同仁，从无畸重畸轻的偏见。若你二人稍有不合，便会导致地方不宁，就大大辜负了朕对你们的信任和期望。再者，朕知道镇压左道，断不能有损于人，即以近事而论，四五年前将你镇压，现在朕先将你子封为长子，又加恩封长子为镇国公，并施你恩典很重，哪还有不能明大理的呢！你平时感激朕恩，勉力报效国家，委以重任，朕深信不疑，因此并未明降谕旨，特此手书此敕，密谕开示，想来你是理解其中的道理的。
作为大清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乾隆大帝能够体察下情到如此细致之地步，令人赞叹。
从谕示可以看出，乾隆大帝敕谕西藏地方僧俗二大人，竭力协调关系，使其互相谅解，各自约束，最终达到共同治理西藏，安宁祥和的目的。其中，乾隆在劝谕颇罗鼎时，更是不惜多费笔墨，特别强调这位藏王应当从感激大清皇帝的恩典和信任的角度出发，主动捐弃前嫌，不计仇恨，与达赖的关系处好，以保证西藏的和平安宁，则西藏幸甚，国家幸甚。乾隆进而着重指出，颇罗鼎只要得到了清朝的信任，就不必计较在地方上的小小委屈。
在这里，乾隆大帝实际上提出了在西藏的管理体制，那就是“僧俗共治”的原则。为缓解地方矛盾，乾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臣下无不心悦诚服，主动化干戈为玉帛，兢兢业业，共同治理地方，维护国家的安定团结局面，其才智就在其中。不认真是因随意完事在乾隆看来，随意而为是导致失败的原因。因此他采取奖罚并用的才智，把那些勤于做事和随意做事的两种人分开，以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将才是在失误中摔打出来的，让其跌得鼻青脸肿，逐步成熟而重用之。于是，乾隆大帝在军事方面选将择帅采用“奖罚并用，态度鲜明”的才智。下面以舒赫德为例加以说明。
舒赫德，康熙五十年生，字伯容，号明亭，吉林珲春人，籍隶满洲正白旗。
舒赫德的前半生是在京城平稳渡过的，他从一名笔帖式升至内阁及军机处中书，后相继擢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兵部左侍郎、户部右侍郎。此后，辗转各地，长期过着戎马生涯。乾隆十四年，三十九岁的舒赫德升任工部尚书仅数月，即奉命随傅恒入四川平大小金川之乱。同年，他又受命周历云南、湖广、河南巡查营伍。乾隆十六年，乾隆大帝派舒赫德两次赴浙江，一次是视察治洪工程，一次是审理某武将受贿案。后又奉命巡视北路军营。舒赫德刚回到北京，乾隆大帝又命其前往江南治水。当年还派他前往驻扎北蒙古地区的鄂尔多次军营，筹划对乌梁海用兵一事。然而，在这次乌梁海之役中，由于舒赫德临事畏怯，执行上谕不力，几乎被罢官。
乾隆十九年，因舒赫德未能从妥安置阿睦尔撒纳的家眷，有悖皇帝笼络厄鲁特人之意，终于让他受到了乾隆大帝夺职处分。乾隆二十二年，乾隆大帝在怜才惜人思想支配下，又令恢复了舒赫德兵部尚书职，然而不到一个月又将其降为右侍郎。次年又因其决策失误，并有玩忽职守之罪，罢去了舒赫德的一切职衔与恩赏。乾隆皇帝本想采纳大臣议奏，将舒赫德拟斩于军前，但同样是爱将惜才之心，特予恩赦免其一死。
但为时不久，乾隆大帝又起用舒赫德，令其立功赎罪。原来，由于新疆大小和卓兄弟企图在喀什噶尔建立独立政权，兆惠率师前往征讨，被围困于叶尔羌附近三个月之久。乾隆皇帝调富德赴往救急，即命舒赫德为其参赞。因舒赫德提出了一项高明的战术而复授他以吏部侍郎，旋擢为工部尚书。
乾隆二十四年末，富德、阿桂、舒赫德与其他将领合兵解去兆惠之围，此役是清廷将南疆归入清帝国版图的最后几场决战之一，因其此役之功，乾隆大帝授舒赫德以云骑尉世职。只是为了稳定局势，乾隆大帝战后并未令其回京，而令舒赫德任驻阿克苏大臣两年。因舒赫德曾上疏奏请重整南疆各城的经济、政治，言颇有理，乾隆二十六年又调舒赫德赴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
几年后，舒赫德奉旨还京，乾隆大帝授予刑部尚书。乾隆二十九年又派他与裘日修同赴厦门、审理总督杨廷璋收受管理对外通商官员贿赂案。乾隆三十二年复派舒赫德赴湖南、湖北审狱。乾隆三十一年，乾隆大帝曾一度令舒赫德兼署理陕甘总督，旋即又召还他署刑部尚书职务。乾隆三十三年，乾隆大帝又将舒赫德派往边境办理军务。当时，明瑞所率清军在缅甸大败，乾隆皇帝急于雪耻，便命傅恒统军远征该国，以舒赫德为参赞大臣。但因舒赫德建议对缅甸人采取克制态度，随即引起祸端。皇帝斥责舒赫德言语失当，第三次免其官职，削去云骑尉世职，派往边远的南疆任乌什参赞大臣。不久，舒赫德又一次获得赎罪报效之机。
早在明万历四十六年前后，远徙俄罗斯伏尔加河下游的土尔扈特部，在其首领阿玉奇之曾孙渥巴锡带领下，意欲返回伊犁定居。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三万三千户约十六万九千名的土尔扈特人用长长的牛车行列，装载着全部财产，向东进发。一路不断遭到沙俄军队的追截、哥萨克人的袭击以及哈萨克小帐希鲁特部人的抢劫。第二年六月抵达伊犁境界之前，半数以上的人员已在途中丧生，牲畜及其他财产亦损失了三分之二。此时土尔扈特人已一无所有，只得仰赖当地官府赈济。
舒赫德是奉乾隆皇帝之命负责接待的官员之一，他奉命发放衣服、牲畜、粮食及其他必需品。土尔扈特部首领随后被召往热河，渥巴锡被乾隆皇帝封为卓理克图汗，渥巴锡的某些属下则封为台吉贵族称谓，清政府在乌鲁木齐和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让土尔扈特人于此定居至今。
因舒赫德安置土尔扈特部卓有劳绩，乾隆大帝特钦命予以嘉奖，并于乾隆三十六年底擢升为伊犁将军。此后两年他在伊犁供职，同时兼任户部尚书。乾隆三十八年八月回京，乾隆皇帝即授他为内阁大学士并兼领其他数职。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山东爆发了一场小规模的起义，起义首领为山东临清人王伦。事发后，乾隆大帝又任命舒赫德为钦差大臣，令其督剿山东临清王伦起义。这年的十月三日，王伦率领一批秘密宗教教徒攻克山东寿张，此次得手之后，农民起义军攻向临清新城，但未能得手，仅攻占了防守薄弱的旧城。京津等地的清朝官军集结于临清，在舒赫德统率下，于十一月二日攻破旧城，王伦及全家在居室举火自焚，城内居民多遭屠戮。舒赫德坐镇临清月余，大肆捕杀王伦部众，对起义军进行了疯狂的镇压。
记述此役的官方文件汇编为《剿捕临清逆匪纪略》，共十六卷，在乾隆四十六年刊行。乾隆大帝为此对舒赫德大加褒奖，授予他云骑尉世职，并赏戴双眼孔雀翎。乾隆四十一年，又命画师绘其像于紫光阁悬挂，可谓荣极一时。
舒赫德在乾隆十三年至乾隆十九年和乾隆三十八年至乾隆四十二年两度担任军机大臣。皇帝离京期间，他受命处理军国政务，他身后颇享荣典，诸如赐谥“文襄”，入祀贤良祠等，充分表明了乾隆大帝对他生前的倚重和死后的感激之情。人孰无过，贵其及时改正人孰无过？贵其能改，是一句常言。乾隆非常注重给那些悔过自新的人机会，让他们更加踏实地行事。这是因为：乾隆大帝在初政时期，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从实际情况出发，纠正了雍正时期陈留和积淀的一些弊端，合乎情理，颇得人心。初登帝位，乾隆勤于朝政，励精图治，希望有所作为，而处事却很审慎，制定和推行政策小心翼翼，逐步实施。
乾隆对康熙、雍正的治国方针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康熙以“宽”成功，但是因为过宽，遂使晚年吏治败坏，贪风盛行；雍正以“严”取胜，但因为过严，致使大案迭起，诛戮甚众，君臣惶恐。乾隆初拟定以“政尚宽大”为方针来治理国家，这无疑是正确的、适时的。然而，从严酷到宽容，从烦苛到宽松，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而且是一个很难实现的转变。之所以这样说，首先在于清朝诸帝皆一致强调“敬天法祖”，都以尽孝为律己治国之首务，均赞颂先帝是神纵英武，标榜自己是循皇父旧制扬先祖之业绩。
在这样的形势下，要指责前君的弊政并予以废除和纠正，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有可能被扣上忤逆不孝、擅改祖制的罪名。打破“三年无改父道”陈规固然属于不易，还有更重要的一条，即是新君执政不久，威望甚低，所用大学士、军机大臣、部院尚书和督抚将军，基本上是先皇倚重的臣僚，那些弊端多系他们经办，他们从中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利益，不少人就是凭靠苛刻而由末弁微员青云直上荣任大臣的，他们能紧跟当今皇上一起，无所保留地革弊兴利吗？
虽然面临层层障碍和不小的阻力，乾隆并未胆怯畏缩、犹豫迟疑。这位从小凭借皇祖皇父宠幸、个人才干突出于诸弟兄而君临天下的年轻皇帝，继承了列祖列宗勇于进取、善以制胜的传统，于是，他决心推行“以宽代严，气度恢宏”的才智。一个杰出的统治者，要勇于进取，敢于根据实际情况因时损益地制定政策。因时损益，即以自己拥有的全部权威，扫清实行新政道路上的障碍，使之能被执行，并且还要善于作思想论证，阐明自己政策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大张旗鼓地晓谕臣下和人民，竭力使他们信服。
乾隆告诫臣下：“一切官员，皆当自度力量识见，缓缓为之，不可为近功邀利之举。”即是说：欲速则不达，凡事要循序渐进，有病要慢慢医治，不可下猛药，以免适得其反。他还说：“当今之政，莫若谨守皇考十三年以来之整理，而向日一二奉行不善，过于苛细者，渐次缓政，则吏治而民安，毋庸我君臣汲汲皇皇。”这其实就是乾隆的“宽缓”之举，反映了他初政时期所行方针的一些特色，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执政六十年的政治趋势和方向。
自继位起，乾隆就毅然改弦易辙，以化解积存的社会矛盾，收笼人心，但他从感情上并不想伤害雍正的前政，从策略上又不愿让人觉察到国家有什么不安定的征兆，于是他巧妙地把改变施政方针的主动权交给了已经死去的雍正。在继位后宣布的大行皇帝遗诏中，乾隆很巧妙地把雍正王朝统治严苛的原因归罪于各级官员，而把转变指导方针的必要性解释为是“皇考遗训”，为自己更改先父政治方针找到了合法而无懈可击的理由，以使最大限度地减少革新的阻力，顺利实现政策的过渡。乾隆所宣布的雍正遗诏，其中说道：
“至于国家刑罚禁令之设，所以诘奸除暴，惩贪出邪，以端风俗，以肃官方者也。然宽严之用，又必因乎其实。从前朕见人情苛薄，官吏营私，相习成风，罔知省改，势不得不惩治整理，以戒将来，令人心共知儆惕矣。凡各衙门条例，有从前本严，而朕改易从宽者。此乃从前部臣定议未协，朕与廷臣悉心斟酌而后更定，以垂永久者，应照更定之例行。若从前之例本宽，而朕改易从严者，应照更定之例行。若从前之例本宽，而朕改易从严者，此乃整饬人心风俗之计。原欲暂行于一时，俟诸弊革除之后，仍可酌复旧章。此朕本意也。”
从另一方面来讲，所宣布的“皇考遗训”也不完全是乾隆强加在雍正身上的，雍正帝在世时为人精明无比，至执政晚期他原本想从宽治国。雍正帝曾经在“遗诏大意”中表示：“朕夙夜忧勤，惟体圣祖（康熙）之心为心，法圣祖之政为政。”只是到了晚年，他的政令苛严早已成为规定，若马上改行易帜，恐造成政治混乱，所以就想以潜物默化之法徐而更渐了，来慢慢地改变，但因他寿命已到，无法实现自己的心愿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乾隆要推出自己的新政，讲康熙的“宽仁”和雍正的“严明”并用，既不宽大无边，也不繁苛累民，其核心宗旨即是“宽严相济”，采取执中政策。乾隆大帝少时既熟读《礼记》，又得祖父康熙真传，深知中庸是最高美德，并把它作为处理政事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自然在施政上有别于其父，他不仅成功地改变了雍正的某些政策措施，消除了很多弊端，并且提出了“中道政治”和“宽严相济”的施政方针，为自己的政策转变制造根据，进行舆论宣传。他为此而宣称：
“治天下之道，贵得其中，故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济之以宽。而称一张一弛，为文武之道。凡以求协乎中，非可以矫枉过正也。皇祖圣祖仁皇帝深仁厚泽，垂六十年，休养生息，民物恬熙。循是以往，恐有过宽之弊，我皇考绍承大统，振饬纪纲，俾吏治澄清，庶事厘正，人知畏法远罪，而不敢萌侥幸之心。此皇考之因时更化，所以导之于中，而整肃官方，无非惠爱斯民之至意也。皇考尝以朕为赋性宽缓，屡教诫之。朕仰承圣训，深用警惕，兹当御极之初，时时以皇考之心为心，即以皇考之政为政，惟思刚柔相济……以臻平康正直之治。夫整饬之与严厉，宽大之与废弛，相似而实不同。朕之所谓宽者，如兵丁之宜有恤，百姓之宜惠保，而非罪恶之可以悉赦，刑罚之可以姑纵，与庶政之可以怠荒而不理也。”
乾隆虽以“宽广”为方针，但也不忘律之以严。在他的新政刚实行了二个多月，就发现：“近日王大臣等所办事务，颇有迟缓疏纵之处，想以朕宽大居心，诸臣办理，可以无事于整饬耶？此则不谅朕心，而与朕用宽之意相左矣。”也许他这是借故显示皇父雍正严苛的正确性，表示自己对父道的至孝至敬，但他毕竟明白：在纠正一种政治极端的时候，必须谨防另一政治极端的产生，用今人的话说就是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纠正雍正的苛严不算难，难的是要同时防止宽纵、因循的弊病抬头，重蹈祖父康熙晚年政治的覆辙。
在上面的谕旨中，乾隆一方面肯定了皇祖以宽治国方针的正确，认为这项方针使国家太平、人民安居乐业，全国一片欢乐景象；二是肯定皇父雍正的严猛是出于形势需要，为纠正过宽之弊，因而振饬朝纲，目的还是为了“惠爱”人民，究其用心而论，与康熙帝的宽大方针并不矛盾。最后，乾隆很巧妙地回到了主题，即正式宣布以宽治国，详细论证自己主“宽”十分必要，是因时制宜，以柔克刚，相辅相成，与皇父之政并不冲突，要求总理事务大臣认真体会自己的“宽大居心”和“用善之意”，严明振作，便能达到“常用其宽，而收宽之效”，并且要求臣子不能因此而流于废弛，否则自己将待以严惩。
无论是按照乾隆的说法还是在事实上，康、雍、乾三朝总的方针的确是一脉相承、并无差别的，只是具体的政策措施因时变异，各有特色。乾隆说雍正的严是不得已，是为了纠正康熙晚年宽纵之弊，而他自己修正雍正的政策，同样出于不得已。他说：“朕即位以来，深知以前奉行之不善，留心经理，不过欲减去繁苛，与民休息”，“朕自嗣位以来，蠲免租赋，豁除赔累，裁革积弊，广增赦条，无非惠保良民，使得从容休息，衣食滋植”。由此，乾隆认为他和康熙、雍正祖孙三代总的政治方针并无质的变化，只是因时制宜，针对政治上这样或那样的弊端而采取或宽或严的措施，仅是“酌量调剂”而非“轻议更张”。他说，“朕仰承皇考贻谋远略，一切章程，惟有守而不失，间或法久弊生，随时斟酌调剂则可，若欲轻议更张，不独势有不可，亦朕之薄德，力有所不能。”
为了能使新政得以顺利实行，巧用移花接木之术，在不变之中应万变，促使臣子心悦诚服地转变施政的态度，乾隆再三强调自己是在继承祖、父之业：“朕凡用人行政，皆以皇考为法，间有一二事酌量从宽之处，亦系遵奉皇考遗诏，并非故示优容。”看起来，乾隆是多么孝顺，什么都按雍正的政策办事，即使行使宽大措施，也是遵照父亲的遗命。无论其真假，仁义之心可鉴。这些都是在为他清除施政道路上的障碍奠下基础，使自己的目的得以实现，新政明正言顺地被臣民所接受了。天下最为超群的谋算术一秦始皇做自己心中最有数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