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仅知己，而不知人，其弊端是自以为是。雍正对待这种人深恶痛绝，警告他们应当知人知己。雍正眼界开阔，做到以农为官，真可谓吏治开明。
读书可以通过科考来做官，庄稼种好了为什么不能做官？其实种好庄稼也是一门学问。
让有经验的老农当官，即授予老农顶戴（官帽），这可以说是雍正为发展农业而采取的另一个别出心裁的办法。这个办法也许是他个人的独创。而创新精神无疑是任何一位有进取心又勇于开拓的帝王的一大特点。
雍正二年，个性鲜明的雍正指出：“农人辛苦劳作以供租赋，不仅工商不及，不肖士大夫亦不及也！”在这里，他把农民高高抬了起来，认为农民靠辛勤劳动的成果供给政府租赋，支持国家，这样巨大的贡献非但工商业者无法比拟，就是连那些不肖的官僚也无法跟农民的贡献相比——雍正的这一看法虽然有失偏激，但对于一个封建帝王来说，能注意到农民的不易已是难能可贵了。同时，他重视农业和推崇农民的做法也颇值得当代人引以为鉴。
在雍正看来，农民既然有这么大的贡献，那就应该论功行赏，给个官儿做。因此雍正下令各州县官员，每年必须在各乡中选择一两个勤劳俭朴又没有过失的老年农民，授予他们八品顶戴，以示奖掖。
自然，老农这官儿不是好当的，雍正之所以授予他们顶戴，就是要在农民中树立楷模，以便众人仿效，提高垦田耕种的积极性。同时，农官还有另外一项任务，那就是他们有责任用他们的先进经验指导当地的农业生产，以让群众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雍正的这-举措，非常值得后世深思。试想，一个封建帝王，久居深宫，又如何会有如此超前的意识呢？其实并不奇怪，奥秘在于雍正的亲民意识、民本思想和从实际出发，注重社会现实探索。话虽这样说，真正认识到老百姓的内心要求并不容易。无可否认，雍正的这-举措的确是非常超前的，因为他所处的时代，是十八世纪初期，距今约有二百七八十年的历史。
从来就没有无源之水，从来就不存在无根之树。如前所说，雍正的这一举措，也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的。当时，清朝地方政府，只设有管税收的官吏，却没有指导生产的政府机构。也就是说，当时的各级地方政府只管向老百姓要钱要粮，却从未从投入方面着眼，从根本上考虑问题，只管索取，并不过问老百姓的生产生活等问题。这就导致当时的农业生产乏力的局面，这种局面严重地阻碍了社会发展。因此，雍正才根据实际情况，设立农官一职，以督促和指导农业生产。
农官的设立，毕竟是千古以来第一次尝试，其中还存在着不少的缺陷，甚至可以称之为滑稽——老农当了官儿，头顶着顶戴花翎，却要冒着严寒酷暑，出入于田间地垅，禾锄挥汗。这不但滑稽可笑，同时也有损于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此外，更有甚者，则是地方上某些乡绅无赖，往往靠贿赂的方式就能得到这个顶戴，并借此大耍淫威，横行乡里。更有趣儿的是，有些无赖乡绅，竟借此自称某县“左堂”，（所谓左堂，亦即县太爷为右堂，自己则为左堂，意即与县太爷平起平坐的意思。）建立衙门、私设牢狱，以朝廷八品大员自命，竟公然要朝廷九品巡检服从他的命令。至此，这非农非官的农官就背离了雍正当初设此一职的本意。
发现这个问题后，雍正立即命令把那些冒充的农官革退，另选合适人选替补，并允许那些不法的农官及其举荐官员自首，对拒不自首的则严惩不贷。在他的命令下，那些劣绅无赖只好乖乖就范。
这件事，让人看出雍正的又一心智，即既能大力推行改革，又能及时纠正改革中出现的弊端。这不但需要改革者有坚韧不拔的决心和心智，同时还要求改革者有勇于承认错误的勇气和度量。而雍正，恰恰正是这样的一位改革者。从中也可以看出雍正敢做天下人都不敢做的事的胆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