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山坡，你不主动去攀跃，就登不上人生顶峰。我们知道，在攀登的过程中，总会遇到各种障碍物，所以你要想法绕开它。赵匡胤立下的人生目标可谓如高峰登云，他想大事和谋大事，每天都在盘算具体方案，这种付出自然会换来满意的结局。
化解大难题应当有拿手好戏。当赵匡胤用政治和军事手段解除了直接威胁皇位的种种势力之后，他才真正有了一种当皇帝的感觉，因为他做了一件最令其快意的大事。
《邵氏闻见录》上记载的赵匡胤的一则轶事，读来颇为引人入胜。
自唐末以来，由于皇权旁落，昔日帝王那种不可一世的威风早已荡然无存。具体的反映是，大臣见君，不再跪地叩头，而是“列坐殿上”。特别是左右皇帝废立的重臣，几乎可以说是与皇帝平起平坐，此种做法一直延续到宋初。或许在后周时期，赵匡胤本人有事奏请柴荣，也会习以为常地与皇帝坐在一起，从容而悠然地讨论问题。但在赵匡胤即位以后，却感到这种与皇帝相向而坐的朝见方式不足以体现帝王权威。因而痛感有必要加以废止。某日，宰相范质有事奏请赵匡胤，刚入见，说明来意，范质手持奏章即准备入座，此时赵匡胤开口了，我眼力不济，请把奏章拿到我面前来。范质于是起身将奏章送给赵匡胤，可等他转身返回落座时，却尴尬地发现原来的座椅已不翼而飞。赵匡胤早就命人在他递送奏章时撤掉了。
自此，群臣入见，照样需要毕恭毕敬地跪地叩头。这就是权力的象征。“君子不重则不威”，赵匡胤对这一古训，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这令人想起汉高祖刘邦。刘邦当年当泗水亭长的时候，跟穷哥儿们很亲热，以后当了皇帝，一种优越感油然而生。某次在朝廷见“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他看不惯了，感到不成体统。此时一位叫孙叔通的知识分子，察言观色，投主子之好，为之订立“朝仪”，卫队、仪仗队建立起来了，官阶分得极严，左右排得很清，众星拱月，把这位皇帝的形象和权威体现得极为明显，于是这位昔日的农家子弟由衷地发出感慨：“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赵匡胤是很善于向历史学习的。从听命于人到君临天下，权力的内涵已经发挥得淋漓尽致。
但是，至高无上也有意想不到的烦恼，甚至可以说恐惧。像所有中外历史上获得统治国家权力的人一样，他也时刻存在着几种担心：第一是担心被他打倒的旧统治势力伺机反抗和破坏；第二则担心他的部僚特别是知识分子对他的社会理想付诸实践说三道四，涣散人心，从而酿成大祸；第三是担心自己那些握有重权的原来的战友、同伴、部属中出现不满、不理解甚至反对自己的治国行为以至想要篡权夺位。
因此，如何有效地控制和转换权力，一直是帝王将相乃至各类仁人志士所关注的焦点问题。
历史同样给赵匡胤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一是诬陷杀头。对于掌握大权的臣僚，尤其是开国功臣，一定要斩草除根，否则，他们手握重权，日久必生二心。其办法当然简单，随便加上一个“谋反”、“心怀怨望”的罪名，就足以将其杀害甚至灭族，从而实现权力的稳固。历史上太多的开国皇帝都要采用这一办法杀戮功臣，决不心慈手软。二是拉拢交结。尽管新任皇帝杀戮功臣几乎成为一个通例，但也有例外，比如东汉光武帝刘秀。东汉一朝，开国功臣皆得善终，皇权似乎在刘秀手中也没有旁落，其奥妙就在于刘秀以儿女亲家的交易换取了手中的权力。皇帝儿女多，与开国功臣大体供求平衡，结果使得满朝文武，皆为皇帝亲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自然造反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三是武大郎开店。大量任用无能肖小，使之对皇帝崇拜畏惧和阿谀吹捧，以获取暂时的平安。
赵匡胤在保持和巩固权力的问题上，似乎没有采用上述办法，但又似乎综合和吸取了这些“经验”的精华，从而成功地实现了权力的平稳过渡并牢牢控制了权力。
这不能不说也是一种本事。
善于抽丝剥茧，从纷繁中理出头绪，也是政治家所应具备的素质。
在王朝新立，百废待兴之际，赵匡胤清醒地意识到，赵宋王朝、作为继梁、唐、晋、汉、周五个短命王朝之后的新王朝，还远没有摆脱重蹈覆辙的厄运，在新王朝与后周旧臣之间的关系基本摆平、合作开始进行的时候，赵匡胤敏锐地觉察到，新王朝与曾经拥立过自己的开国功臣之间的矛盾，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难点和重点问题。
作为后周禁军的最高统帅且领兵打仗多年，赵匡胤深知，五代时期之所以会出现频繁的朝代更替，与其说是皇帝太弱，不如说是臣僚太强，特别是那些统军将领，依仗手中的权力，篡位弑主，易如反掌，是威胁皇权的最大势力。在自己生活的这个时代，以其所见才是最重要的。无论是试图称帝的君主，还是称王称帅的各路藩镇，无一不凭借一支强大的军队作资本。宋人范浚一针见血地指出：“五代之所以取天下者，皆以兵。兵权所在，则随之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之以亡。”而后晋的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则把这层意思讲得更粗鲁，更直截了当：“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宁有种耶！”
南宋时期的著名学者叶适则将军权影响和左右政权的历史考察延伸到了唐末，作了一番很有见地的概括：
自唐至德（756-758年）以后，节度使专地而抗上令……未久而将擅于兵。将之所为，惟兵之听，而遂以劫制朝廷。大历（766-779年）、贞元（785-805）之间，节度使固已为士卒所立，唐末尤甚。而五代接于本朝之初，人主之兴废，皆群卒为之，拥戴一出，天下俯首听命而不敢较。
武力的重要，于此可见一斑。
其实用不着做更多的历史考察，赵匡胤所参与的后周政权的建立，所策划的后周政权的覆灭，已足以证明这个结论是多么的正确。
这些左右政局的军队，不言而喻指的是禁军，也就是中央军。从叶适的考察中，我们约略可以知道，五代的禁军乃是由藩镇军队蜕变而来的。唐代中期以后，府兵制破坏，各地节度使纷纷招募职业兵。均田制崩溃后，当兵吃粮似乎成为破产和失业农民的主要出路。而割据战争的愈演愈烈，又使士兵的需求大幅度增多，于是军人逐渐成为世袭的职业，而且“兵骄逐帅、帅骄叛上”之风渐渐盛行。安史之乱后，藩镇拥兵自重，中央军力无法抗衡，成为割据混战的政治格局。
但是，五代以来，特别是后唐庄宗灭梁以后，经过大规模的杀伐攻灭，各地藩镇的兵力，已不能与中央军力抗衡，左右政局者便变成了中央军队，也就是禁军。由此带来的一个重要后果便是禁军将领成为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各朝兴亡，禁军及其将领起着决定作用。射杀唐庄宗的是禁军小校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唐闵帝之败，源于侍卫亲马军都指挥使安从进潜通潞王，与马步军都指挥康义诚投戈解甲；汉高祖之立，与他多年充任侍卫军主帅不无关系；周太祖代汉，参谋其事的王殷、郭崇、曹英都是禁军将领；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更是禁军上演的一出兵变佳作。
禁军因此被赵匡胤目为“腹心之患”。
枪杆子的重要，使赵匡胤在以下两个问题上煞费苦心。一是如何使兵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二是如何养兵，养成一支精兵，养成一支不骄不躁不败之兵。在国家局势基本得到控制以后，枪杆子问题首先提上了议事日程，他决定从调整人事和改革体制两个方面解决这一问题。
被传为历史趣谈的“杯酒释兵权”，正是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之下发生的。
陈桥兵变前夕，禁军两司的高级将领的分布情况是这样的：殿前司，都点检为赵匡胤本人，副都点检为慕容延钊，都指挥使石守信，都虞候王审琦。侍卫司，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进，副使韩通，都虞候韩令坤，马军都指挥使高怀德、步军都指挥使张令铎。
这个班底，经过赵匡胤多年的苦心经营与收买拉拢，成功地发动了陈桥兵变。兵变一周后，赵匡胤开始进行调整。调整带有多种目的。首先是酬谢拥戴之功。石守信提升为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王审琦接替石守信出任殿前都指挥使。两人均属义社十兄弟，是赵匡胤圈子里的核心人物。弟弟赵光义也因为自家人的缘故，且在兵变中出力尤多，被任命为殿前都虞候。而对关系稍远一些但在拥戴过程中提供宝贵支持的其他重要将领予以安抚，则是赵匡胤的另一个目的。于是，原来仅为侍卫司中级军官、分别担任虎捷左右厢都指挥使的张光翰、赵彦徽被提升为马军和步军的都指挥使，步入了高级将领行列。高怀德则升为殿前副都点检，张令铎也提升为马步军都虞候。而慕容延钊和韩令坤则提升为殿前都点检和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成为殿前和侍卫两支中央军的最高统帅。与此同时，免去了李重进的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职务，从而实现了赵匡胤的第三个目的：削弱敌手的力量。
新班子的组建，大约在陈桥兵变后的半个月内得以完成。由于此次调整带有多种目的，特别是酬功的因素很大，因而这个班子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离赵匡胤控制权力的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
目标在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大约在陈桥兵变半年之后的建隆元年秋季，赵匡胤又对侍卫司的班子进行了一次“微调”。对张光翰和赵彦徽的酬报似乎变得无足轻重起来，因为赵匡胤感到这两人的位置很关键，原来一直在侍卫司系统的韩、赵两人毕竟不像殿前司系统的爱将使用起来得心应手，因而他让韩重赞和罗彦两人取而代之，分别担任了侍卫马步二军的都指挥使。韩重赞同石守信、王审琦一样，是“义社十兄弟”，之一，属于赵匡胤的铁哥儿们，而罗彦，则在赵匡胤登基问题上有过突出的表现。如果读者没有忘记的话，一定会记得在后周宰相范质等人尚未反应过来的时候，那位拔剑相胁，扬言“我辈无主，今日必得天子”而逼迫范质就范的军人，此人就是罗彦。如此忠心耿耿，赵匡胤自然要委以重任了。
这次“微调”只是一个信号。到次年闰三月，资深的将领慕容延钊和韩令坤又成了赵匡胤调整的对象，两人分别被免去殿前都点检和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职务。韩的位置由石守信取代，而殿前都点检一职则不再除授。这样一来，两大军事系统的人马基本上成了赵匡胤的心腹和亲信。
按说由这样一批自己人统领禁军，赵匡胤可以从此高枕无忧了。事实上，赵匡胤起初也想稳定和维持一个时期再作考虑，但他的重要谋士和心腹赵普却为这种安排深为忧虑，特别是石守信等人在平定李筠和李重进叛乱中又立下新功之后。于是，赵普多次请求赵匡胤将石守信改任他职，赵匡胤没有同意，君臣之间发生了这样一段对话：
赵匡胤：“他们绝对不会背叛我，你担心什么呢？”
赵普：“我自然不担心他们的忠诚。可照我的反复观察，他们都称不上是理想的禁军统帅，难以担当重任。倘若统帅不能制服其下，万一军队中有人谋图不轨，临时抱佛脚可就来不及了。”
靠兵变起家的人最忌讳在自己成功之后再来一次兵变，尽管赵普表面上表示对禁军大将“不忧其叛”，但被点到痛处的赵匡胤却心领神会，开始进一步动作了。
961年七月的一天晚朝后，赵匡胤特意设宴，将石守信、王审琦等禁军将帅留下饮酒。酒酣耳热之际，赵匡胤忽然屏退左右，喟叹道：“若不是你们出力扶持，我哪能有今天，你们的功绩，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但你们不知道，当皇帝也真是太难了，远不如做节度使痛快。自从当了皇帝，我从来没睡上一夜安稳觉啊。”
石守信等人一听，觉得大惑不解，忙问这是为什么呢？赵匡胤意味深长地回答说：“这还不明白，我这个皇帝的位置，谁不想坐。”
一听话中有话，石守信等人慌忙跪下，诚惶诚恐地问道：“陛下怎么这样说呢？如今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呀！”
赵匡胤接过话题：“那也未必！纵使你们不生二心，却也难保你们手下的人贪图富贵，一旦有人将黄袍披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是不想当这个皇帝，也推辞不掉的呀。”
石守信等人一闻此言，吓得汗流浃背，慌忙再次跪下，哭着求赵匡胤指出一条生路。
见火候已到，赵匡胤有意缓和了一下紧张的气氛，长叹一声说道：“人生好比白驹过隙，转瞬即过，所以追求富贵者，都是多积钱财，抓紧时间尽情享受，并使自己的子孙后代也能过上一个好日子。这样的话，你们不如释去兵权，当个节度使，再买上一批上等田宅，为子孙留下一份产业；在家中多置些歌儿舞女，天天饮酒作乐，快快活活地过完这一辈子。我再与你们结成儿女亲家，这样一来，我们君臣之间就再也不用互相猜疑了，上下相睦相安，该有多好！”
赵匡胤的一席话，说得石守信等人茅塞顿开，他们很是感激赵匡胤为自己指出了一条生路：“陛下为我们想得如此周到，这么长远，真是如同对待亲生骨肉一样。”
次日，心照不宣的各位高级将领如同约好一般，纷纷上书称病，乞求解除兵权。赵匡胤由此大喜，对他们赏赐安抚了一番后，随之批准了他们的请求。
“杯酒释兵权”充分体现了赵匡胤对军权的恐惧以及试图严加控制的意图。尽管他本人开始还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或者说还没有来得及考虑这等重大问题，但在其潜意识里，则始终是他挥之不去的一块心病。所以一经赵普点拨。顿时引起了警觉，而且按他固有的思路，提出了一套关于权力的理论和加以解决的办法，并且立即付诸了实践。
赵匡胤不愧是一位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他的部下，那些手握重兵的将帅们的心思，他已经看出来了——天下是我们帮着一起打的，你做皇帝传子传孙，我们干什么？光跪着？给你跪不算，还给你的儿孙们跪？
赵匡胤自有他的高明之处。他知道，虽说君臣之间有了名分，但权力可以滋生野心。权力实在是个好东西，可以成为私有财产，可以传子传孙，可以私相授受，可以成为平衡的砝码。而由权力生出的荣耀与富有，则总是在金光闪闪地吸引着新的弄权人，追逐权力者有谁不是为了特权，为了财富？
既然对权力的追逐是以特权和财富为目标，那么，用“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来换取手中的权力，不是一笔合算的交易吗？何况，“功高震主”的古训乃是每位将帅都明白，甚至是目睹的。既然可以保富贵，可以终天年，又何苦再劳神费力地去追逐权力呢？
石守信等人还算是聪明，他们心甘情愿地达成了这笔交易。结果，殿前副都点检高怀德、都指挥使王审琦、侍卫亲军都虞候张令铎、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罗彦的兵权被解除，他们被分别派到宋州、寿州、陈州、相州出任归德、忠正、镇安、彰德节度使。石守信虽然保留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的官职，但也出任天平（治郓州，今山东东平）节度使，实际上也已被解职，到962年九月，石的这一空名也被最终解除。
赵匡胤没有失言，为了安抚被释去兵权的各位将帅，不但向他们赏赐了大量钱财，而且果真同他们结成亲家。不久，赵匡胤寡居在家的妹妹燕国公主嫁给了高怀德，女儿延庆公主、昭庆公主分别下嫁石守信之子和王审琦之子，除年幼夭折的以外，赵匡胤的一妹三女，竟有三位下嫁到被解除兵权的禁军将帅家中，可见这种婚姻具有多么强烈的政治联姻色彩。
经过几次重大人事调整，慕容延钊、韩令坤、张光翰、赵彦徽这些资深的将领、原来的同事被解除兵权后，石守信、王审琦、张令铎、罗彦壤、高怀德等五位关系密切的亲信和部下也交出了手中的权力离开了禁军。这些在资历和声望方面都颇有影响的禁军将帅谈笑间被解除兵权的事实，充分证明：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没有永久的友谊和朋友，也没有任何私人的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