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之有效的管人之道有多种,其中以仁聚人,壮大自己的实力尤为重要。可以做一个对比:曹操管人推崇权力,运用正反等手段,机权诈略,将获取自己的实力作为明确的目标。相比之下,刘备管人推崇仁义,运用忠信礼义等手段,降心服志,名正言顺地获取仁德之政,更加高明。因为,在一个社会中,名声是最大的本钱,也是管人之术中的硬通货。
崇尚仁权管人之术的核心就是提倡仁义道德,通过教化的方式来进行治理。刘备自己曾对庞统说道:“今指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由此可以看出,曹操与刘备的区别不仅在个人的素质上,也在于他二人实行的不同的统治术上。
刘备为什么要运用仁权之术,而不是采用霸权之术呢?
首先,刘备认为,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两汉的正统,仁义道德思想深入人心,一整套适应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基本形成,忠孝节义成为人们普遍遵循的基本道德规范,自己要匡扶汉室,隆兴汉家天下,就必须从道义的角度为自己积累政治资本,“仁德”之旗号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其次,从刘备的出身及地位来看,也最适合以“仁德”为本。刘备虽出身于贵族家庭,但已破落,从小便沦落在社会的下层,与其母以织席贩鞋为生,深知民间疾苦。然而他却志向远大,从未忘怀他是帝室之胄的血统,少小立志要干一番大事业。东汉末年,刘备目睹世事黑暗,宦官专权,皇帝暗懦,军阀割据,民不聊生,凄怆汉室的倾颓,“欲伸大义于天下”。但他本人手无尺寸之柄,既无权无势,也无钱无人,没有任何可以凭藉的基础。惟有修身养性,以仁德信义号召天下,唤醒正义,以期救黎民于水火,扶汉室于危亡之中。所以,他走上了一条与曹操完全不同的救世治国之路。
刘备与曹操相比,也是有条件行仁权之术的。曹操是宦官家庭出身,就其血统来讲不能称高贵,从这个意义上讲由他来匡扶汉室自然就没有刘备名正言顺,所以曹操也就不会去用仁义道德之类的旗号,他就是崇尚实力;刘备有高贵的血统,正统的血统观念对人们的影响还是颇深的,这样刘备就有了名分上的优势。及至入西蜀而称帝,也可以说是名正言顺,绝不会像曹氏那样被打上“篡权”的印迹。两者行为和目的都是一样,但效果却相差甚远,最关键的还是刘备始终都沾有正统的光。所以,仁义道德对刘备来讲既是可以充分利用的工具,又是一把保护伞。
但是,在三国时代,仅仅靠仁权之术是不可能实现雄图大略的。赵蕤在《反经》中说:“由此看来,在争霸的时代实行王者的教化,就不合时宜了。在强国之世,实行霸者的威政,也是行不通的。若时逢人心狡诈,正道不行之世,却要施行先王之道,广泛推行德政教化,就好像是有小孩溺水,急等善泳者拯救,却向其家人报告说赶快去救人一样的荒谬。其本心可能是出于善良的动机,但能说他是‘通于时变’吗?”
可见统治者要取得好的统治效果,最终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必须顺应时事的变化,而不能固守一辙。陈寿讲得很明确,刘备正因为不能变通,机权干略不如曹操,所以只能狭守一隅,而不能一申远大宏伟的抱负。
不过刘备也不是等闲之辈,他也有“机权干略”,在仁权之术下也要行霸权之术,诸如杀吕布、掩真心、取益州、入西川等等方面也运用了权术。就连曹操也说:“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
“得人心者得天下”,如何来赢得人心以获取民众的支持和信任,这是事业取得成功的关键。这里的人心有民心、军心和将相之心,所以“攻心”是统御术的核心。通过攻心,才能顺民心、抚军心和结将相之心,三心皆备不怕霸业不成。
在攻心的方式上,曹操与刘备具有不同特点。曹操攻心多威逼利用,软硬兼施;而刘备攻心多仁以怀之,德以报之,信以用之。在曹操处,人们一般是迫于其权势,而在刘备处,人们一般是心悦诚服地愿随之驱使。他“携民渡江”、“要投江”,荆襄军民感其德愿誓死相随;“摔阿斗”、“遣众将”以结将心,使众将死心塌地为之效力;“三顾茅庐”表现其思贤若渴,以“鱼水关系”待诸葛亮,使其感其心诚,愿随驱使,以至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即使夺人之国,他首先考虑的还是“人心”,他不纳庞统之策,反对“杀其主夺其国”,趁拒张鲁之机,“厚树恩德,以收众心”,待民心安稳才起兵夺蜀,沿途不扰民,优待俘虏,极得人心。天下最为超群的谋算术五杨坚:虽现在不能,但总有一天顶天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