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呢？”
“我吗？……在我们的国家里生活是不同的。我们已经习惯了大变动。我们将要挺住它。”
“挺住什么？”
“各样事情。”
“可我挺不住和你分别……”
巴黎消失在夜雾里。似乎爱情也消失了。美达搂着弗拉柯夫，亲吻他。他们两个人像孩子似地充满了欢乐。他们跑下坡，到了街上，最后还亮着几家酒巴间的微弱的灯光。他们站在柜台前面喝咖啡，在一群醉汉、汽车司机和工人们中间——天亮了，弗拉柯夫说：
“你的脸色苍白。不过你的眼睛炯炯有神，你的眼睛和你分离了，它们显出异样的……”
她用笑声回答。他买了一束紫罗兰花。花朵散发出夏季特有的稚嫩的香气。她和他分别的时候他们好像不曾经过苦恼的一夜似的。不过当美达睡在床上的时候，眼泪不觉夺眶而出——“他要走了，不肯带我去……”在昏睡中她自慰地想道：“一个炸弹会落——在巴黎，在那椅子上，在我头上……”
第二天，弗拉柯夫乘飞机回国了。此后他们再没有见过面，但是这次巴黎的相逢却成了他们一生难忘的回忆。
朗西安正在为面临的破产苦恼的时候，他的朋友贝蒂表示，他愿意毫无条件地帮助老朋友。朗西安知道贝蒂为人诡诈狡猾，尼维尔称他是“老练的政客”，列戎则骂他是“伪装的法西斯”。但他想到，贝蒂现在是法国最大的企业家之一，跟他合伙经营，前途是可以保障的。
事情发展的迅速，使朗西安头脑昏眩了。战争，灯火管制，妇女在车站上哭泣。儿子路易参加空军走了，妻子天天哭泣。报纸每天都刊登着令人震惊的消息—一德军进逼华沙，占领捷克，眼看就要侵入法国了。不久，德国军队长驱直入，法国迅速土崩瓦解。朗西安一家决定撤离巴黎到外省去。
那是初夏的一个晴朗的夜晚。朗西安的汽车在都尔附近停下了——汽油用完了。正在他犯愁的时候，贝蒂奇迹般地出现在他面前，他又搞到了一辆大汽车。贝蒂说，德军先头部队离都尔还有一百五十多公里，朗西安太太身体不好，可以在这里睡一夜，他已经在都尔租定了一个房间。朗西安听了深为感动。原来，贝蒂一直热恋着美达，但美达对他很冷淡。所以，他就采取种种手段，取得朗西安夫妇的欢心，然后再向美达求婚。
贝蒂和美达结婚以后，两个人都觉得好像过路人似的生活在一起。美达总是那样冷静，不动感情。贝蒂情不自禁，想要得到一点温情。当初他指望时间会消除他们之间的障碍，可他很快就明白了：他永远也赢得不了美达的心。
美达时常出去。贝蒂妒火中烧，绞尽脑汁加以揣测。美达常常到郊区的河边上站着，想让河上吹来的风驱散她的忧愁，带给她另一种生活。她常常思念远在异国的弗拉柯夫。她对眼前的形势和生活感到迷惘，她想起了弗拉柯夫的劝告，找到了列戎，并参加了他领导的法共地下组织，同国内外的法西斯势力展开了斗争。
朗西安天性乐观，他听说老军人贝当元帅出来领导法国，他感到法国有救了。殊不知以贝当为首的法国政府上台后，大肆进行卖国主义的宣传，结果巴黎没有放一枪便陷落了。朗西安听贝蒂告诉他说，德国人进入巴黎后秩序井然，他也打算回巴黎经营他的企业。这时，路易回家来探望母亲，可是，母亲马尔细林在几天前死去了。他听说父亲打算回巴黎替德国人工作很生气。朗西安说，他想为儿女们留下一笔遗产。路易说，他什么也不要，他要为保卫法国而战斗。他大骂贝当是卖国贼，这惹怒了朗西安。父子两人争吵了一阵便不欢而散。
贝蒂回到巴黎以后，很快就跟德国人合作了。他手下的各家工厂都在替德军制造运货汽车。贝蒂相信德国将要胜利。尼维尔也投靠了德国人。几乎每天早晨他都要到警察局去汇报。他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叫嚣“要消灭共产主义怪物”。两个星期后，他收到一封匿名信：“尼维尔，你的名字已经列入卖国贼的名单。准备可耻地死去吧。战斗的法兰西万岁！”那一夜尼维尔久久不能入睡。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已经变为另一个人，纯艺术的时代已经完了。流血是必不可免的，要么是我流血，要么是他们流血。”
巴黎人民在德国法西斯的铁蹄下过着提心吊胆、朝不保夕的生活，随时都有可能被叛徒告密，投进狱中。然而，法国共产党没有屈服，他们领导着抵抗运动，面对着山河破碎的亡国景象，组织人民，同德国占领者展开了英勇斗争。法国的优秀儿女，以及同他们战斗在一起的西班牙人、德国人和从希特勒集中营逃亡出来的俄国人，散传单，炸铁路，到处袭击德国侵略者。他们不怕坐牢，许多人壮烈牺牲。年轻姑娘莱奥汀，只身一人在巴黎街头击毁敌人一辆坦克，最后光荣牺牲。朗西安的儿子路易，战争一开始就上了前线。他深信，虽然“法国不打就投降，但在法国也有真正的法国人。”他先是投奔流亡英国的戴高乐将军，后又从那里同“诺曼底大队”的十几名飞行员一起到苏联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在苏联，他遇见了在巴黎相识的弗拉柯夫。在一次战斗中，他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美达也投入了反法西斯斗争。当她听说由于贝蒂的告发而枪毙了十六个人之后，她向地下组织负责人陆克请求，让她去惩罚这个“德国走狗”。陆克考虑她是贝蒂的妻子，执行这个任务太冒险，准备让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去处置他。美达坚持要去。她给贝蒂写了一封信，约他在勒比里饭店见面，好好谈一谈。贝蒂读完信，犹豫不决，他担心被暗杀。因为他知道，他的名字已被列入卖国贼的名单上。但是到晚上七点钟的时候，他突然决定去会美达，心想：说不上美达真的回心转意了呢。
勒比里饭店是一家小店，战前常来的是情侣和钓鱼者，现在很少有人来。贝蒂告诉饭店老板娘拉格兰吉太太准备晚餐，然后邀美达先出去散步。这是一个月明之夜，他们来到河边，周围静悄悄的。贝蒂一想到美达这几个月一直只身在外，恐怕另有新欢了，便怒不可遏地问道：
“在这一个时期你经历了一些什么——马夫之爱，或是下流无情？”
“很多……”
他觉得她好像摸索手帕而摸不到似的。她或许正在哭泣吧。他对她客气和容忍的时间已经够长了。
“在这很多之中，有十六条人命，”她说。
在他还来不及明白这句话的意思的时候，他就已倒在地上了。第二天早晨，朗西安读报时惊奇地发现，他的女婿贝蒂被人暗杀了。他忽然想到：“假如美达杀了他呢？真可怕……”
此后，美达更加积极地参加游击队的活动，同时也更加思念弗拉柯夫，常常“超过距离，越过岁月”凝望着他。不久，由于叛徒的出卖，她被捕了。在狱中，她坚贞不屈。游击队打进监牢以后，她同其他三十五名难友一起得救。战争胜利后，她回过一次家，父亲替她预备了舒适的房间和一大笔财产，要她留在家里。她回答说：“我现在已过着一种不同的生活。”
在德军占领巴黎期间，一切正直的法国人都投入了战斗。著名人类学家仲马教授已经年迈，但他积极支持自己的独生女玛丽参加地下反法西斯斗争。他感慨地说：“我们瓦解了，他们俄国人是出色的，坚持了下去，贝当却与疯子握手。在法国只有一半是人民，另一半已经失去了他们的资格。”仲马由于爱国的言行被抄家，最后被抓到德国，投入了集中营。
牢房是昏暗的。仲马仔细考察了一番。他勉强辨认出墙上的一些字迹，那是用针或指甲刻画成的。“我为法兰西而死，景·莫泰，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九日。”“留心卡尔泰——他是一个内奸。”“告诉布洛斯的多里斯太太，她的儿子作了他所应作的事，在临死之前怀念她。”仲马看了这些字，感到一种力量，他觉得他不是孤独的。因为有这样的人们，他也感到死不那么可怕了……
第二天早晨，仲马听见另一间牢房里传来低低的呼唤他的声音：
“教授，乔治是一个大学生，听过你的讲演。他说他已经被判处枪决。他问候你……等着，他还有话说……他说他以你在这里这事实而感到光荣……”
仲马不觉一串眼泪流下来。他想到人的尊严，想到人是不能摧毁的这个事实。身体可以被粉碎，而人的高贵品质却是永存的……
仲马教授终于盼来了法国解放的那一天。
八月二十四日晚间，电台广播说：
“法国坦克车队正进入巴黎。”千百个巴黎人站在街上微笑。
“德国人已经投降……！”
“自由万岁！……”
街上的欢呼声接连不断。人们烧毁希特勒的画像，互相拥抱接吻。
德国投降后，仲马乘飞机回到了祖国。孟里洛特医生在检查完他的身体之后，惊叹道：
“真是奇迹！我简直无法想象你这样虚弱的身体是怎样活过来的。我一定尽快治好你的病，不过你必须避免一切激动……”
仲马微笑着说：
“我必须再活两三年——我想要完成我的著作。扫除人种差别的胡说现在是很重要的。他们曾经把他们的迷信传播到全世界。至于激动，那是不能避免的——我们生存在这样一个时代……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件使你吃惊的事——昨天我已经申请加入共产党……”
话分两头。且说法国沦亡以后，希特勒又把战火烧到了苏联。苏联人民奋起抵抗。战争初期，苏军往后撤退。德国侵略军由于暂时的“胜利”，趾高气扬地声言：拿下莫斯科已经指日可待，“让别人去惧怕暴风雨，我们就是暴风雨本身”。和平的居民面对敌人的枪炮，无畏地高呼：“红军会回来的！你们对此要承担一切！你们是野兽！”千百万男女青年纷纷要求上前线，有的人转入地下，有的人奔向丛林参加游击队，以各种方式打击侵略者。他们坚信“有党、有斯大林，法西斯一定要被击溃。”
弗拉柯夫的弟弟伐西亚离开新婚不久的妻子娜塔沙，上前线去了。里翁回到法国以后，他在苏联的弟弟奥斯普也到前线作战去了。奥斯普的妻子拉雅写信给他说：“母亲和孩子已被杀害，如果战争延长到一百年，我将等待、等待、等待。”奥斯普脸上布满了忧愁和痛苦，但他极力克制自己，拿起报纸，对战士们宣读了一篇重要社论：《坚守莫斯科是苏维埃军人的最高义务》。然后，他对战士们说：
“营长的妻子来信说莫斯科现在是战争基地。像这里一样。她是学音乐的，必须保护她的手指，但是她也去挖战壕……所以我们必须坚守。莫斯科不但是防线，而且是这个……”他难为情地指指他的心口，他自己在想—一真傻，好像小说似的……
这是在德军两次攻击之间的喘息时间。他们守这里已经九天了。前面一条小河……这算什么防线？甚至小孩也能涉水过来。最初一夜战士们挖了入口狭窄的深壕——仅仅能够挤进去。德国人一天攻击两次。周围没有一片完整的土地——炮弹坑紧连着炮弹坑。而最糟糕的是弹药不足——又供应不上。营长巴洛戈洛夫和奥斯普决定让德国人更挨近些——为的节省子弹。
德国人决定使用飞机。午后，天气晴朗，天边有一块暗红的云朵。奥斯普数着：三十四架……后来他停止计算。在从前人们必定把这看作好像世界末日一样：炸得天翻地覆……这些杂种有好多飞机呀？……他觉得眼前一片漆黑，好像他的胸部中了扫射的子弹。他醒来的时候，戈里扬茨夫抱住他的肩膀，叫道：
“政委受伤了！”
“给我一点水喝，我渴……”
他喝了一口，觉得想要呕吐；他吐了。他的头痛得很厉害，他想要站起来，但是又踉跄地倒下了。
“巴洛戈洛夫……他被打死了……”
“什么？……”奥斯普忘记了自己的疼痛，一下子跳了起来。巴洛戈洛夫已经面目模糊。奥斯普站着，嘴皮动了动——想要说什么，最后他勉强地说出了：
“我指挥全营。”
夜间他们埋葬了巴洛戈洛夫。他们找不到一块木板，所以奥斯普用刀刻在一片铅皮上：“巴洛戈洛夫上尉英勇战死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日。”放了一排步枪。德国人的回答是几支火箭。奥斯普想起了巴洛戈洛夫的梦话：“战争完了之后我要和克拉娃到阿留普卡去……”泪水流满了他的脸颊。他决定写信告诉克拉娃。
弹药快要用完了，而明天敌人又要来进攻。奥斯普对战士们说：“我们的任务是坚守阵地。”
天刚刚亮，敌人就开始进攻了。第十一次，第十二次……奥斯普已经记不清了。他心里只有一个信念：这里是国家心脏之地。我们要坚守，要挺住！……倘若各处都像这样，那么德国人就永远也看不见莫斯科。
可是，奥斯普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可爱的妻子拉雅在不久前牺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