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宣布投降的时候，马来亚境内没有英国的军队，只有马共游击队的武装在各个地方和日本人作战，所以在东京宣布投降之后，日本人立即伸出触角和游击队接触商议谈判的事宜。他们焦急地表示出一种愿望想不理睬投降的命令，而转向和游击队组成一个联盟。日本人其实很了解马共游击队和英国人之间的矛盾，他们的意思是愿意和游击队一起同卷土重来的英国殖民地战斗。如果游击队同意的话，那么他们就听从游击队的指挥而不去当战败国战俘。这样一个具体而认真的想法，从日本军队驻扎在森美兰、近打、霹雳州以及柔佛州的最高长官的信使转达到游击队总部。这个问题引起了霹雳州游击队高层激烈的辩论，其结果是大部分成员的意见倾向于接受日本人的计划转而抗击英国殖民主义者回到马来亚。在霹雳州游击队开会讨论而没有做出决定的时候，整个日本军团做好了准备带着完整的军事装备和武器弹药投向游击队方面。
然而就在会议期间，马共中央的一位女交通员江雪蓉从吉隆坡来到霹雳州带来莱特的指示，要陈平立即启程前往吉隆坡去见他。所有在霹雳州开会的游击队领导人认为总书记莱特的紧急召见意义重大，决定将开了一半的会议暂停，等陈平回来之后马上重新开始。陈平立即搭上了火车前往吉隆坡，到达时间是八月十九日，可是莱特已在数小时之前离开了吉隆坡紧急前往新加坡，但是他留下特别的指示给他。那是一份正式的文件，将在几天内对外宣布。这里有八条内容，第一条就是要支持苏联、中国、英国、美国等国家所组成的世界安全同盟。陈平在接下来的时间知道了莱特已改变了原来的政策，就是准备和英国人全面合作，放弃武力抗争，走和平议会斗争的道路。在英国军队回来之后，游击队要交出公开的武器。陈平看到莱特政策180度的大转弯十分震惊。唯一一条让他略为宽心的是莱特主张继续隐藏丛林深处的秘密武器弹药。
陈平前往吉隆坡见莱特的时间里，霹雳州的游击队士气高涨到了最高点，大部分的人都在考虑准备继续在丛林里武装斗争，只是他们的目标变成了抗击英国殖民主义者。然而在陈平从吉隆坡回来带来了莱特的指示之后，这种借日本人之力抗击英国人的可能化为泡影。
三个星期之后，英国军队开始登陆马来亚半岛，重新成为了马来亚的统治者。
马共游击队迅速被边缘化。英国人一方面高度赞扬马共游击队的抗日贡献，一方面要求游击队交出武器。1945年11月15日，英国人召开了马共游击队上缴武器大会。那一天会场上的翻译就是精通中英文的何天福。
1946年1月第一个星期天，陈平作为前游击队的八个代表之一，前往新加坡参加英国当局颁发特别勋章的仪式。参加的八个代表都会获得一枚银星勋章，以表彰他们对抗击日本侵略者所作的贡献。那天陈平等八个人被安排在豪华的拉夫耶尔旅馆，坐着银灰色的敞篷车在六辆摩托车的开道护送下到达了会场。会场是在市政厅外面的广场上，英国皇家海军仪仗队演奏着风笛，米字旗高挂在中央，会场中央有个小桌子，上面摆放着即将颁发的勋章。陈平注意到，站在他附近的还有国民党军队代表。英国最高指挥官蒙特巴腾的致辞中表彰了马共游击队在战争中的业绩，然后亲自把勋章别在每个游击队代表的胸前。这个晚上，陈平等人被要求穿着游击队制服参加英国人办的鸡尾酒会。英国指挥官蒙特巴腾穿着挂满装饰的礼宾军服，整个会场珠光宝气，陈平等人感到十分的不自在。
这天在回到了拉夫耶尔旅馆之后，他们又接到通知明天要去参观英国军队的基地。包括皇家海军的远东司令部和皇家空军基地及海军陆战队总部。非常明显，英国人这样安排是一次宣传活动，向马共游击队显示他们已经完全回到以前的统治地位，而这样的军事力量是不可以受到挑战的。陈平这个时候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因为他越来越觉得英国人已经把在米罗山上签下的协议中的战略伙伴关系改变了。游击队的代表在陈平的带领下经过彻夜的讨论，决定拒绝参加次日的参观英军基地的活动，以正式表示抗议。次日一早，在米罗山和陈平打过长期交道的英国人戴维斯和迎宾队早早来到了拉夫耶尔旅馆接人，陈平明确表示不参加活动，并解释了原因。戴维斯显得极为生气，软硬兼施极力劝说陈平改变主意，陈平却不为所动。戴维斯最后怏怏而去，那场参观活动也泡汤了。
但此时戴维斯已经不是米罗山上游击队的门下客了，他回到吉隆坡之后，立即通过莱特召见了陈平和另一个游击队代表刘尧。戴维斯在会面中向莱特介绍了在新加坡的情况，认为陈平等人的行为是对英国当局的藐视和冒犯。他提议陈平应该写一封道歉的信给英国军方的指挥官，而且必须亲笔签上名字。陈平对于这个提议感到愤怒和震惊，让他更加哭笑不得的是，戴维斯从口袋里掏出一份已经打印好的道歉信，里面的内容是英国人要求游击队代表陈平说的话。在后面一页的下面留下了一部分空白位置，等待陈平在上面签字。陈平气得说不出话来，另外一个游击队代表刘尧也同样很生气，他们同时望着他们的领袖莱特，希望他会怒斥英国人。可是他们看到莱特吭着头坐在椅子上，一句话也不说。
陈平认为，英国人是在通过这种对待幼稚学生一样的做法显示他们对马共游击队的态度，这显然是一种侮辱。他再次看着莱特，他还是没有反应。最后陈平和刘尧别无选择在道歉信上签了字。戴维斯把道歉信交给了英国军队最高层，这场风波才算平息。
然而这件事在陈平心里引起的对英国人和莱特的愤怒却一直没有平息。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马共领导层内部开始了一场重新洗牌的斗争。莱特被指控为叛徒——英国和日本的双重间谍，在马共中央会议上受到陈平和杨果等人当场发难，以致在会议第二天仓皇出逃。陈平后来成为了马共的第一领导人，并亲自追踪到了莱特的踪迹。他的盟友泰国共产党出手在一家小旅馆里找到了莱特把他当场掐死，并将尸体扔到了湄公河里。
那以后，马共和英国殖民当局的矛盾日益加深。英国人竭力要把马共排除出国家权力之外，而陈平最后选择了武装起义，重新回到丛林打游击战。于是英国人开始颁布了执行长达12年的“紧急法令”，对马共采取围剿，对陈平进行追杀，陈平的人头悬赏价码一度为25万马币。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马来亚共产党游击队是在腥风血雨中过来的，他们的人员死伤无数，地盘也越打越小，最后沿着中央山脉退守到与泰国交接的森美兰丛林里面。
1958年，英国殖民当局在对马共游击队围剿十年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情况下，决定和马共游击队进行和平谈判，地点设在北方一个叫华玲（Baling）的小镇，史称“华玲和谈”。英国当局保证出席谈判的马共代表的人身安全，派车辆去接头地点接来了陈平和其他两位马共代表。当陈平走出了丛林，发现来接他的竟是米罗山营地里的老朋友戴维斯，他们两人已有十年没有见面了。然而当天他们在凝重的气氛下，根本没有机会说话，只是在陈平住进房间时戴维斯问还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陈平提出能否帮他买一点香烟。会谈的地点设在一个学校里面，英国当局提出很好的条件让马共游击队放下武器走出丛林，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马共游击队必须投降。陈平也提出自己可以投降的前提，那就是太阳必须从西边升起。这次的和谈注定是没有成果，不过英国人对于陈平能来参加这次和谈表示感谢，并问他还有什么要求。陈平说他怎么才能回去？英国人说你是怎么来的就怎么回去，一路会有人保护。
戴维斯把陈平从丛林边迎接过来，现在又送他回去。这天晚上陈平走到半路时，觉得非常疲倦，建议在路上的旅馆住上一夜，明天早上再回到丛林。戴维斯同意这么做，并且表示想和陈平谈一谈。陈平欣然同意。他对戴维斯有好感，毕竟他们在米罗山营地有过一段令人难忘的合作。他们在乡村的旅馆里一个火炉边一直谈到深夜，陈平的警卫员为他们煮了热咖啡，这一切让他们似乎回到了以前共同对抗日本人的时光。陈平询问戴维斯以前在米罗山的136联军人员的近况如何？戴维斯一一回答他们都还活着，而且都升官发财了。而戴维斯也问陈平以前在米罗山的游击队熟人们的情况，陈平回答这些人大部分都在英国人的“紧急法令”中被打死了。
第二天早上，当陈平准备和戴维斯分手时，戴维斯提出自己可以跟着陈平到丛林里去，继续和他讨论和平的事，他已经为此做好准备，一支带着电台的小分队跟在身边，随时可以和英国当局沟通。陈平这时明白了英国人的用意，他们是想利用和他关系良好的戴维斯充当中间人。然而他觉得和英国人已没有什么好谈了，结果还是拒绝了戴维斯的建议。于是，他们在丛林的边上分手，戴维斯看着陈平的人马走入了树林，很快就没了踪影。
到了1960年，马共游击队在森美兰山区稳住了地盘。陈平这个时候虽然还是困守在荒山野岭，却已经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个非常出名的人物。这一年，中国和苏联都对他发出了访问邀请。于是在年底，陈平化装成一个留胡子的农民，坐在一辆摩托车的后座上偷偷越过马来亚边境进入泰国，然后坐越南北方提供的直升飞机到达了河内。他在河内见过了胡志明之后，即搭乘中方的飞机到达了北京。从此，他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驻守中国的生活。
陈平曾两次会见毛主席。第一次是在1965年3月，毛主席在武汉召见了陈平。陈平从小就熟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一生追随他的思想，见到毛主席本人非常激动。第二次是在1966年12月31日，毛主席由康生陪同再次接见了陈平以及其他三位马共领导人。接见中，陈平抓住时机，说想向毛主席提出一个请求。
毛主席说：有什么要求就说吧。
陈平说：我们想请主席给我们一个广播电台。
毛主席尚未开口，康生就迫不及待地说：你们和泰国共产党共用一个怎样？他们已经有一个在云南昆明附近。
陈平一行人不约而同说道：不行，那太不方便。
毛主席听后，不容置疑地对康生说：就给他们一个吧！
康生只好连连答道：好，好。给一个，给一个。
就这样，在毛主席的亲自指示下，马共终于获得了渴望已久的强大宣传工具——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
从那以后，坐落在湖南四方山内马共广播电台基地实际上成了马共的中央机关。陈平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及家属都住在了里面。陈平就是在这里，指挥着马共的游击队继续在高山峻岭坚持了二十多年的战斗。一直到1989年，当时的马来西亚政府再次和马共坐下来谈判，终于达成了有名的《合艾和平协议》。马共的游击队员很有尊严地放下了武器，解甲归田。而陈平也于1994年离开了中国，回到了泰国的南部，和他的老部下们一起生活在“前游击队员安置村”里。
到这里，这本书就要结束了。我现在要和书里面一个个已经十分熟悉的人物告别了，心里不知为何十分感伤。据我所知，这书里所写到的抗战时期人物还健在的有陈平、梁元明、陈崇智和卡迪卡素夫人的大女儿奥尔加，他们都已经是九十多岁的老人了。就在前几天，我在梁元明老先生的博客上提了一个问题。当年英国人和重庆方面人员到达米罗山之后，最迫切需要的是尽快架通和印度总部联系的电台，而负责运送电台设备的陈平则差不多花了半年时间才将电台设备运到。我的问题是从现在的资料和观点来看，陈平当时到底是不是因为政治的原因而有意拖延运送时间？梁元明十分明确地否认这种猜疑。他认为陈平已尽全力协作，当年日本昭南宪兵队在道路口检查哨站很多，要运送装在防潮木箱的沉重设备十分不易。为了要躲避暗探和检查哨站，抗日游击队的交通人员要在黑夜里一站一站分段运送前进，十分耗时耗力。能安全运到，已是巨大功劳。
时隔六十多年，一个国民党的老兵对另一个马共老游击队员的评价依然不变，这让我感到某种宽慰。
2011年6月30日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