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总部无线电通讯室里，原来有一支专门的队伍负责和派往马来亚敌后的人员进行无线电通讯联络工作。自从他们出发之后，通讯室里人员每天两次呼叫联系，可是一直都没有得到过回应。在潜艇的联系中断后，印度方面又派了张德爵和郑乾坤强行登陆，结果也像是泥牛入海没有消息。因此，他们得出了结论是马来亚的敌后工作人员一定是全部被捕或者遇难了，他们的组织已不复存在。尽管这样，他们还是坚持每天两次对他们的呼叫和守听，只是做这些工作的人员换成了一些实习生。这一天，一个印度女实习生在打开机器的时候，发现了一些异常的信号。她赶紧请来了她的老师来分析。她的老师马上告诉她这是马来亚敌后人员的无线电台的晶体波长密码识别信号，应该马上给予回应。这件事惊动了整个总部大楼，所有的报务人员都停下手头工作，静听马来亚敌后电台的呼叫，希望联络上后马上抄收电报，结果却因马来亚方面电力不够而失败。下一个联络日，印度总部由资深人员上机工作，结果成功取得联络，收到了第一份电报。
马来亚敌后工作人员还活着，并且是和马共抗日游击队一起生活在安全的高山上！这个消息立刻传达到中国、英国军队和情报部门高层。这个好消息他们已经等待了很久。现在，他们要开始做一些大的动作了。
印度总部很长时间与马来亚戴维斯方面失去联系，现在他们突然复活起来用无线电报报告近况，这让他们既惊喜又怀疑。印度总部生怕马来亚敌后人员是被日军抓去了，再强迫他们合作，设陷阱引诱136联军人员进入圈套。为了澄清这个怀疑，印度总部拍发多封电报询问三位英国军官的家庭私生活等等情形，想藉此了解他们是否是在自由的情况所做的回答，决定以后行动。因此，取得联系后的最初几天电报非常多，而且这些无关紧要的内容让密码电报表现起来会是特别的冗长。由于日军突袭时冠尔遗失了藏有MARKIII密码的背囊，那套密码已经泄露不得再用，好在张德爵已带来另一套密码，所以并无影响。只是新的密码非常复杂，如果有一个密码抄错，所有的内容就全变了，一切得重新开始。经过几天的核查考验，总部认为情况属实，可以进一步行动。现在，英国空军已经拥有可远程飞行的“解放者”（B—24）轰炸机，可以从印度直接飞到马来亚进行空投作业。总部决定很快会有一次空投行动，希望戴维斯提出一个所需要的清单来。
戴维斯召集大家开会，商量先要些什么西。毫无疑问，眼下最需要的是发电机和蓄电池，他们实在是没有气力再这样踩下去了。然后还有资金武器弹药，再要两个无线电报技术人员，因为梁元明这个时候累坏了，已经生病。最后，大家还要求来点生活用品。考虑空投的不易，大家都不敢多要东西，冠尔想要一瓶威士忌，陈崇智要一盒油画颜料，谭显炎想要一条短裤子加一双袜子，张德爵想要一把梳子，梁元明则希望有一把新牙刷和一支牙膏（他现在用的是自己用野猪毛做的牙刷）。总部回复的电文说这份清单太可笑，他们要派两架B—24远程轰炸机过来，准备空投的物质总共有五吨之多，足以开一个大百货店。这次将要跳伞空降的人员也不是两个，而是四个。一个华人，三个欧洲人。
起初，印度总部告诉他们飞机会在白天实行空投，要求他们选择一块至少300米长100米宽的空投地点。在丛林密布的米罗山地区，这样的开阔地只能在锡矿的开采区找到，它们的位置通常会处于丛林和道路之间。由于飞机空投之后地上的接应人员需要好几个小时才能把物资搬运到丛林里面去，他们认为白天空投会非常危险，建议把时间改变到夜晚，这样才可以避免遭日本人追剿。这个时候联军人员的身体状况和武器装备都很薄弱，如果日本人在空降之时包围过来根本无法抵抗，所以必须改在夜里进行。然而要改变这个时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远程轰炸机要从八小时飞行时间之外的科隆坡起飞的。如果要在夜里实行空降，那么飞机大部分时间就要在白天飞行，而日本人的飞机则容易在半路拦截它们。同时，如果是在完全的黑夜里，飞机则无法看清地面目标，不能低空飞行。最后，总部选择了在“月光之夜”实行空投，这个时间就是在农历15日前后的满月日。在月光之夜空投，飞行员能够看清地面地形，而且马来亚的月夜很少有雷雨和浓云，飞行的视线比白天还要好。
1945年2月26日（农历16），一轮满月升上夜空，天上没有云雾，正是理想的空投天气。戴维斯和抗日游击队杨队长带着一队人马，到山脚下附近预先安排的地方做准备工作。他们在一处空旷的地方用木柴堆成一个巨大的T字，并浇上了煤油，一旦听到了飞机飞来的声音就把火点上。另外一人持手电筒站在T字的左下方，当飞机临空时，手电筒就向守候在树林里的一百多个来搬运空投物资的人发出一短三长的灯光信号。这天大部分的人都下山迎接空投，只留下几个人看守营房。梁元明没有下山，他带着无线电台设备到了一个隐蔽点，以防敌人乘机发动袭击。他在山上的隐蔽点上可以清楚看到山下迎接空投的平原，因为直接距离只有8英里。印度总部通知飞机到达的时间是午夜时分，梁元明睁大眼睛，想看到B—24远程轰炸机是如何从远方飞来的。12点时飞机还没有来，1点钟也没有，2点钟也没有，直到2点20分，才有非常微弱的飞机声音从海岸那边传过来。过了约半个小时，飞机的引擎声变得巨大而沉闷，逐步向目标逼近，然而梁元明还是无法在夜空里看到飞机。即使在这个时候，梁元明的心里还是害怕得要死，因为他没有看到山下的接应地点燃起T字形火堆信号。他总是怕什么事情出错了，怕飞机找不到目标，又怕飞机来得太晚山下接应的人以为飞机不来了都回去睡觉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他看到山下的T字形火堆点燃了。
第一架的“解放者”轰炸机在天空上出现，随着雷鸣般的巨响在空中盘旋几圈，然后就沿着霹雳河方向直线低飞入场。这时地下的人看到了空中出现了四个白色的降落伞，在月光之下看得很分明。第一个落地的是卢业钏，然后是三个英国人，其中一个英国人落入了矿湖中，好在接应的人抢救及时才没沉没。卢业钏是龙4组的，他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曾多次搭乘英军潜艇准备登陆马来亚，可是一直没有成功。后来印度总部觉得用潜艇送登陆人员已无可能，决定改用空降的办法，所以就送卢业钏去学习跳伞。没有多久，米罗山营地和总部联系成功，于是卢业钏成了第一个从飞机上跳伞登陆马来亚的136部队人员。
紧接着，又一架飞机对着空投场地低飞而来，从后舱门一下子飞出了一连串的降落伞。这次空投的是物资，所以降落速度很快。又有一些降落伞落到了矿湖里面，还有几个伞则飘到了树林里头。地下的接应人员一部分去收集安全落地的物资，另一部分人去树林里寻找飘走的几个降落伞和物资，因为如果不及时把降落伞找回，明天一早日本人的飞机在空中一发现树林里有白色的降落伞，一定会派地面部队来这里搜查，那么这些刚落地的物资来不及转移就可能落到日军手里。这些空投下来的箱子很沉重，六个沙盖人一起也只能抬着它们走几十米，所以箱子都被打开了，把里面的物质分开运送，所有东西很快转移到了丛林里的安全地带。
这次的空投下来的物资数量巨大品种丰富。主要有无线电通讯电台的设备、轻重武器弹药、医疗药品器械、军用食品和服装，以及大量的资金等等，所有的一切正是丛林里的抗日游击队和联军所急需的。寄居在米罗山抗日游击队营地的戴维斯等人在苦苦守候了一年多之后，一下子风光了起来。戴维斯把空投的武器弹药军火物资大部分都分配给了抗日游击队，而且他现在有钱了，把以前欠马共游击队的活动经费也如数偿还清楚。新的无线电台操作员卢业钏带来了蒸汽发电机和新的电台，所以和总部的联系变得通畅无阻。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设在印度的136部队总部总共向马来亚半岛空投了上百次的人员和物资，空降人员达到三百多人（其中有两百多个是华人），所运送的武器可以装备一支两千人的军队。空降而来的136部队人员和精良的武器装备很快被派遣到马来亚全国各地的游击队，使得马共游击队的作战和通讯能力大大得到了提升。这些空降的华人战士一部分是印度训练学校出来的“龙组”学员，还有一大批人是加拿大的华裔青年。他们是被136部队挑选出来，先在加拿大本土进行了严格的谍战训练，然后再转到印度、锡兰，最后空降到了马来亚战场。
在这样形势之下，陈平和戴维斯共同提议双方再开一次高层的会议，决定下一步的行动方针。1945年4月15日，陈平通知戴维斯等人马共总书记莱特已从吉隆坡来到了米罗山下，但是他正处于严重的疟疾病中，根本无法走路，因此会议的地点只能安排在山下的公路旁边。当时生疟疾病的人很多，陈平、查普曼都一直受疟疾的折腾，而勃罗姆则是病得不能走路。但是自从和印度总部取得联系并得到空投支援之后，营地的气氛是那么好情绪是那么高，所以英国人就决定下山参加会议了。下山开会的有戴维斯、勃罗姆、查普曼以及新来的无线电台报务员卢业钏，他随身带了无线电台，随时准备向印度总部报告这次重要会议的情况。这群人从米罗山走到山下要经过好几道险峻的山岭，穿过好几条湍急的河，几个小时之后，本来就病得稀里哗啦的勃罗姆就完全瘫倒了。为了让他提升一点体力，查普曼给他喝了一小杯朗姆酒。然而由于勃罗姆处于筋疲力尽的状态，这一点点的朗姆酒就让他醉倒了，所以后来的一段路得由大家轮流搀扶着。在快要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他们惊恐地发现马共游击队的仪仗队正整齐排列着等待迎接他们的到来。紧急之中他们把勃罗姆带到了溪边，把他的头按在冰冷的溪水里让他清醒。几分钟之后，勃罗姆终于醒了，后来在欢迎仪式上没有栽倒，人家向他敬礼时他也没有忘记还礼。查普曼发现其实他们没必要为勃罗姆的病体感到难为情，因为莱特病得更加厉害，他在欢迎仪式上干脆就是坐在椅子上让人抬来抬去。
尽管双方的人员病得那么厉害，可是这次会面时的气氛是非常高涨和乐观。马共游击队在会议接待方面做了很好的安排，供应了丰富的伙食，还破天荒地安排了女游击队员穿上旗袍来当服务员。会议上戴维斯要求游击队方面进行扩大，多招收人员。由于空中的道路已经打通，136联军可以给游击队大量的武器装备，包括服装等后勤物资，还可以给他们金条和伪造的日本货币到敌占区购买粮食，造成日控区的通货膨胀。联军每个月还将给予游击队不少于50000马币的现金支援。游击队作为回报就是在英国军队海上登陆之后，从铁路和公路两条线上打击日军从新加坡过来的支援线。莱特毫不保留地同意了所有条件。戴维斯提出的要求他不但都给予接受，而且还进一步地给予了补充。这次的会议没有留下书面协议，因为大家讨论的事情都是如何执行好上一次会议已达成的合约。
勃罗姆后来称1944年1月在百灵岗上举行的第一次双方会议只是一次心智的交流，因为当时双方还充满了猜疑和顾忌，而这一次的会议他则称之为是心灵的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