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淡化利欲之心
利欲之心人皆有之，关键要进行自控，不要把一切看得太重，到了接近极限的时候，要能把握得准，跳出这个圈子，不为利欲之争而舍弃一切。
居官要自惕，越是处于权势之中，享富贵之极，越是不显赫赫奕奕的气派，收敛锋芒，以保退路。
自古仕途多变劫，所以古人以为身在官场的繁华中，要时刻淡化利欲之心。利欲之心固然人人有之，甚至“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这当然是正常的，问题要能进行自控，不要把一切看得太重，到了接近极限的时候，要能把握得准，跳得出这个圈子，不为利欲之争而舍弃了一切。
怎么才能使自己的欲望趋淡呢？“仕途虽纷华，要常思泉下的光景，则利欲之心自淡”。常以世事世物自喻自说则可贯通得失。比如，看到天际的彩云绚丽万状，可是一旦阳光淡去，满天的绯红嫣紫，瞬时成了几抹淡云，古人就会得出结论道“常疑好事皆虚事”；看到深山中参天的古木不遭斧锯，葱葱蓬勃，究其原因是它们不为世人所知所赏，自是悠闲岁月，福泽年长，“方信人是福人”。中国的古代，自汉魏以来，高官名宦，无不以通禅味解禅心为风雅，可以在失势时自我平衡，自我解脱。
中国有一句俗话叫“知足常乐”。佛教的理想是“少欲知足”。孟子有一句话叫“养心莫善于寡欲”，是说希望心能够正，欲望愈少愈好。他还说：“其人为也寡欲，虽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欲少则仁心存，欲多则仁心亡，说明了欲与仁之间的关系。
人生在世，除了生存的欲望以外，人还有各种各样的欲望，自我实现就是其中之一。欲望在一定程度上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动力，可是，欲望是无止境的，欲望太强烈，就会造成痛苦和不幸，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因此，人应该尽力克制自己过高的欲望，培养清心寡欲、知足常乐的生活态度。
《菜根谭》中说：“爵位不宜太盛，太盛则危；能事不宜尽华，尽华则衰；行谊不宜过高，过高则谤兴而毁来。”意即官爵不必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否则就容易陷人危险的境地；自己得意之事也不可过度，否则就会转为衰颓；言行不要过于高洁，否则就会招来诽谤或攻击。
这是现实生活中的一种美德和智慧。孔子曾说过：“过犹不及”。这样既不过亦无不及，采取均衡状态的智慧，即是儒家的“中庸”。《菜根谭》中有许多关于“中庸之道”的金玉良言，如：“人生太闲，则别念穷生；太忙，则真性不现。故士君子不可不抱身心之忧，亦不可不耽风月之趣。”
同理，在追求快乐的时候，也不要忘记“乐极生悲”这句话。适可而止才能掌握真正的快乐。大凡美味佳肴吃多了就如同吃药一样，只要吃一半就够了；令人愉快的事追求太过就成为败身丧德的媒介，能够控制一半才是恰到好处。
又如：“宾朋云集，剧饮淋漓乐矣，俄而漏尽烛残，香销茗冷，不觉反而呕咽，令人索然无味。天下事率类此，奈何不早回头也。”痛饮狂欢固然快乐，但是等到曲终人散、夜深烛残的时候，面对杯盘狼籍，必然会兴尽悲来，感到人生索然无味。天下事大多如此，为什么不及早醒悟呢？
赏花的最佳时刻是含苞待放之时，喝酒则是在半醉时的感觉最佳。凡事只达七八分处才有佳趣产生。正如酒止微醺，花看半开，则瞻前大有希望，顾后也没断绝生机。如此自能悠久长存于天地之中。
因此，注重中庸并保持淡泊人生、乐趣知足的心态，才能使自己体会出无尽的乐趣，达到人生的理想境界。
常常看到有些人为了谋到一官半职，请客送礼，煞费苦心地找关系、托门路，机关用尽，而结果还往往与愿相违；还有些人因未能得到重用，就牢骚满腹，借酒浇愁，甚至做些对自己不负责任的事情。凡此种种，真是太不值得了！他们这样做都是因为太看重名利，甚至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压在了上面。其实生命的乐趣很多，何必那么关注功名利禄这些身外之物呢？少点欲望，多点情趣，人生会更有意义。何况该是你的跑不掉，不该是你的争也白搭。
二、欲望越少越好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居官要时时自惕。这种自惕，主要是指一种留有余地的态度。越是处权势之中，享富贵之极，越是不显赫赫奕奕的气派，收敛锋芒，以保退路。
有一则历史故事是人们常用来作为这方面的警鉴的。说的是春秋战国之际，卫国有一个大臣叫弥子瑕，很得卫灵公的宠爱，所以他从不把清规戒律放在眼里。一天夜里，他突然得到禀报，说他母亲得了急病，一着急，也不顾私自偷乘国君专车的人要刖足的法律，驾上卫灵公的座车就奔驶回家了。又有一次，他与卫灵公游御花园，走过一片桃林的时候，见到树上结满了又大又红的桃子，就摘了一个尝新，咬了几口后，说桃子好吃，就把剩下的桃子给卫灵公吃。朝廷中有人认为他置君臣体统于不顾，但卫灵公却说，弥子瑕是个孝子，为了母亲，不顾自己触犯法律的后果；又说弥子瑕是个忠臣，连一个桃子好吃这样的小事也首先想到君王。不久，弥子瑕终于在众人侧目的情况下失势。由于弥于瑕恃宠犯上的事甚多，给众臣在旁的挑唆，卫灵公竟大骂弥子瑕是一个叛臣，说他犯上作乱，擅自以自己的名义乘君王之车；说他对君王不诚不敬，有侮慢之心，连吃剩的东西也敢献上来，还美言欺君，伪作忠顺！
弥子瑕的故事，正应了俗语：“老来疾病，都是壮时招得；衰时罪孽，都是盛时作得。”感于历史上这样无数的经验教训，清末的曾国藩，总是反复地嘱咐他的儿子曾纪泽要谨慎办事，甚至于大门外不可挂相府、侯府这样的匾额。他说：“余尝谓享名太盛，必多缺憾，我实近之；聪明太过，常鲜福泽，尔颇近之；顺境太久，必生波灾，尔母近之。”并说：“惟圣眷太隆，责任太重，深以为危，知交有识者亦皆代我危之。只好刻刻谨慎，存一临深履薄之想而已。”曾国藩这番话颇有“高处不胜寒”的感觉。
说到谨慎做人的典范恐怕要推蜀相诸葛亮。他自叙“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虑，恐付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虽然刘备的儿子阿斗绝非帝王之材，刘备临终前也对诸葛亮说，若阿斗不材，君可自取之，但诸葛亮却一心一意地辅佐阿斗，为他选定敦攸之、费玮、董允、蒋琬主内政，向宠主治军，自己则惮思竭虑，六出祁山，以略地中原，以致忧劳成病，卒于军中。若刘备不说“君可自取”的话还好，说了此话，出于刘备之口，入于众臣之耳，焉知不会有“周公有将不利于成主”之流言发生呢？恐怕这也是使诸葛亮愈益夙夜忧虑、勤兢不懈的一个原因。“酷烈之祸，多起于玩忽之人，盛满之功，常败于细微之事”，此可为“诸葛一生惟谨慎”与曾国藩不挂相府匾额的心理写照，也是中国人传统的官场警语。
“欹器以满覆，扑满以空全”，这是世人常用的一句自警语。欹器是古代装水的一种巧器，呈漏斗状，水装了一半它很稳当，但装满了，它就会倾倒。扑满即装钱的陶罐，它只有空空如也，才能避免为取钱而打破的命运。人的处世，尤其是在名利场中，要防止盛极而衰的奇灾大祸，就必须牢记“持盈履满，君子兢兢”的告诫。
三、激流当勇退
激流勇退，也是哲人欣赏的一种明智，古人把这种勇退称为“撒手悬崖”。清代大臣曾国藩可谓深知官场沉浮的人，他在家信中一再地告诫家人“大富大贵，亦靠不住，惟勤俭二字可以持久”，“不居大位享大名，或可免于大祸大谤”，“家中新居富宅，一切须存此意，莫作代代做官之想，须作代代做士民之想……余自揣精力日衰，不能阅读文牍，而意中所欲看文书又不肯全行割弃，是以决计不为疆吏，不居要任，两三月内，必再专疏恳辞。”但曾国藩的辞职没有获得清政府的允准。
不过历史上也不乏因居功自傲或不甘寂寞招来杀身之祸的名将、名臣。例如韩信，为刘邦打下了江山，感到了自己地位的动摇，却进一步挟兵自恃，要求封假王。刘邦说：大丈夫要封就封真王！果真给他封了个齐王。可是后来，刘邦伪称游云梦骗韩信迎接，捕而杀之。辅助越国复兴的大夫文种，不肯听范蠡对他的劝告，接受了勾践政府的职位，结果被“可与共患难不可同甘福”的勾践赐以利剑饮恨自杀。所以事有可为则为之、不可为则退之，像越国的范蠡，三徙其地，始终保持自己自由人的生涯；唐朝的李泌，以隐士出，对肃宗说，安史之乱平定后，我只要枕着陛下的腿睡一觉即足。为此他坚拒皇帝的提亲，不成家立室，也坚拒皇帝的使命，不作正式的命官，以后果然功成身退，成为朝野上下第一受人钦敬的奇人。作为一种处世的智慧，激流勇退不仅仅可以宽解人于一生终结之事，也可以宽解人于一事终结之时。古人云：“谢事当谢于正盛之时，人肯当下休，便当下了，若要寻个歇处，则婚嫁虽完，事亦不少，僧道虽好，心亦不了。”真可谓真知灼见！
四、凡事退一步
凡事退一步想，就会海阔天空，为官亦是如此。三国时的蜀国重臣杨仪，因未受到重用，而口不择言，乱发牢骚。结果被小人告发，落得个贬为庶人，最后羞惭自刎而死的结果，真是太不值得了。
孔明去世后，刘禅依照孔明的遗言，任命蒋琬为丞相，大将军，录尚书事；晋升费玮为尚书令，同理丞相事。杨仪虽为官多年，还有新功，却仍依旧职，此情况下，心中不快是自然的。他找了费玮发牢骚，诉说对蒋琬的不服气，并且提起孔明死后，将全军指挥权托付给他的老友，说如当初带兵投魏，还不至于像现在这个官。这是气话，因这气话不同寻常，故说话的对象应是知己。费玮在杨仪最苦闷时，被找来听诉牢骚，无疑应是杨的老友、知交，谁知不然，费玮打了小报告，差点要了杨仪的命。
杨仪官至长史，已是不小的官职，但因横向比较，产生了怨气。他在敌兵压境，内隐叛患的复杂情况下，被诸葛亮尽托一应大事，说明他的素质、能力和应变急才是超人的；但诸葛亮又没有向刘禅推荐他作“任大事者”，又可知杨仪有他的个人局限。杨仪就好比一位有实战经验的将才，能在瞬息万变的战场态势下率千军万马从容应对，但对缺少和平时期上下左右的相处之气量，因此只能胜战，不能治国。他之缺少气量，实在是崇尚做官的虚荣，崇尚做比人显赫大官的虚荣。长史是大官了，却还有更大的官。他从战地回来的期望值就太高了，一旦实现不了，就产生了抵触，就表现了不成熟的一面。这就是极为成熟的军事家杨仪的悲剧。
五、退中求进成大业
“以迂为直”出自《孙子兵法·军争篇》，这句话的本意是在无法走直路和捷径时，不妨走些弯路，通过迂回前进达到目的。在人生的漫漫旅途中，每个人都难免遇到一些坷坷坎坎，面对这些坷坷坎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因而也就有不同的结果。鲁莽性急的人，不管三七二十一，非要继续照直前进，其结果是掉在坑里无法动弹。明知前面有坑，偏要向坑中急行，这不是正当的进步。明知有坑，暂时拐弯、绕行，不是怯懦的落伍。宁可开倒车，不可开狂车。宁可落伍，不可盲从。开狂车是不问前路如何，一味地猛进。盲从是不察是非邪正，一味地追随。前车已覆，后者赶紧退行，不可讥为开倒车。众人已跑入泥塘，自己若立时止步，不可认为落伍。
在人与人的种种竞争之中，要达到某一目的，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常是欲速则不达，性急难吃热烧饼。顾客要买到物美价廉的货物，在商品面前，要常常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假若他表现出买货心切，商人一定会乘机提高价格，这是以迂为直的最简单的道理。
高明的谋略家，要达到某一政治、军事、外交目的，以迂为直是常用的韬略。欲其东，先其西，欲求速，先图缓。表面上看，这样的行动与既定目标远了，而实则是走了直路。
在两军相争的战场上，远和近，迂和直既是一定空间概念，又和时间概念相连。战场空间，是双方兵力置于其中的空间。远而虚者，易进易行，费时少，远而为近；近而实者，难攻难进，费时多，近而为远。
在现实生活中，走弯路，等于多费力气，是傻瓜。而在生活的智慧和政治策略中，迂回达到目的，可以说是真正的大智慧。策略或谋略，说到底就是要善于处理这种“直”与“曲”的关系。所谓“以屈求伸”、“以迂为直”、“以退为进”，“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等等谋略智慧，都是围绕“曲”、“直”二字做文章。
人生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运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事物的正与反也是处于动态的，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世上没有死的教条。面对悬崖如果直走过去，不但不能走到对面，相反会摔得粉身碎骨，只有采取迂回的方式，才能达到光辉的彼岸。
在生活中，尤其是在政治生活中，两点间的最短距离往往不是直线，而是曲线，什么时候应当强硬，什么时候需要妥协，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暂时的妥协不过是为了将来的强硬。
从某种程度上说，选择退比选择进要困难得多，因为“退”需要承认失败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对于军事指挥官而言，选择“退”需要自己忍辱负重；对于政府首脑而言，选择“退”有可能断送个人的政治生命。
军队处不利及时退却，按理是用兵之常法。但“退”的无形阻力往往来自于内部。做出撤退的决策，你就必须忍得了误解、嘲讽、责难、失面子、丢官罢职等等一切后果。所以人们常说，忍是心上一把刀。
不过，小不忍则乱大谋。大凡古今成大事者，当他们处于不利环境时，都曾克制忍让过。清人辛启泰有过这样一句话：“不能忍，则不足以任败；不任败，则不足以成事，”意指不忍受一时的挫折，就经不起失败的考验，经不起失败的考验，就不能获得最后的成功。他在这里鲜明地将“忍”与反败为胜连在了一起。
“忍让”比退却的含义又深了一层，它不只适用于军队陷入困境、打了败仗的时候，也适用于人生遇到挫折、不得意的时候。
人们常用“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句话来劝说那些受到了天大冤枉或怀有深仇大恨的人。很明显，这中间包含了从长计议的意思。仇是要报的，失败是要挽回的，不过眼下则必须咽下一口难咽的气。要知道，忍让是暂时的，没有今天痛苦的“退”，哪有明天扬眉吐气的“进”？
韩信落魄之时，有杀猪匠逼着他钻裆而过。韩信强忍怒火、俯首听命，这次躲过了一场大难，日后才拜将封王，名留千古。
林黛玉父母双亡，既无兄长又无姐妹，可怜她孤苦一人，不得不寄身于贾府。偏偏贾府中有一个“多情的种子”贾宝玉。一个俊哥哥、一个俏妹妹，免不了一见钟情。但有情人未成眷属。算算其中的责任，林黛玉自己恐怕要负一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