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对这个谣传是半信半疑的，不仅因为现在京城里到处是谣言，而且因为她对造谣的这伙人并不信任，这伙人貌似忠心，掌握大权，却并不在慈禧的信任范围之内。他们将很快露出自己的面目。
对于谣传，她需要证实，不信谣，不传谣，这也是一个统治者的素质。但是对于光绪即将接见伊藤博文，她必须监控。局势已经到了十分紧急的关头，如果她再不出手，向日、英等国证明只有她才是严格控制这个国家的主人，以此绝了列强们蠢蠢欲动的那颗心，一切都将变得无可挽回！
所以，必须赶在光绪和伊藤博文见面之前，从颐和园回去看一下情况。
慈禧并不知道，她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头路。
变法无疾而终
按照总理衙门制定的时间表，光绪接见伊藤博文的这一天是9月20日，在接见入宫请训的袁世凯后，他将和伊藤博文会面。
9月19日，慈禧从颐和园动身，回到了皇宫。
袁世凯的猜测没有错，光绪接见他时，御座背后，坐着慈禧派来监听的太监。
接下来接见伊藤博文，慈禧亲自坐到了御座后面。
9月21日凌晨，光绪被太监从龙床上叫起，来到大殿，去参加一场政治高层的小范围会议。
他是来参会的，也是来听训的，说直白点就是来挨骂的，因为他已经犯了错误。
大殿上灯火通明，慈禧坐在御座上，满族王爷、军机大臣等朝廷高层站在一侧，只有光绪孤零零的一人跪在另一侧。
慈禧开始了对光绪暴风骤雨般的痛骂。
光绪又变回了那个惊恐的小孩，只敢跪在地上，偶尔心急争辩几句，但一切无济于事。
骂完了，出完了气。王公大臣们向慈禧跪下，高呼：“恭请太后临朝训政！”而慈禧没有说话。
沉默，这个时候绝对要保持沉默，一定要有风度地沉默。
“请太后临朝训政！”光绪微弱的声音传来。
是啊，这话必须等皇帝亲自开口说啊。
结束了。在一场政治高层的小范围会议之后，一切都结束了。慈禧宣布，因为光绪还不足以担当国事，她将重新出山，采取临朝训政的方式来亲自指导光绪处理以后的朝政。
虽然过去很多的书中都把这个晚上发生的事情称作“政变”，但从种种迹象看，这实在不能称作“政变”，权力本来一直在慈禧手里，只不过以前是在风景优美的颐和园，通过光绪的“事先请示和事后汇报相结合的制度”来遥控，现在换了一种方式，以后需要亲自来办公室上班。
对于光绪来说，这对他也改变不大，甚至还可以说是更好，反正以前要请示汇报，现在换成当场指导，不用辛苦跑颐和园，更好。
如果光绪夺权成功，那才是真正的政变嘛。
朝廷最高层（宫廷里）的权力斗争终于取得了平衡，皇帝没有多大的损害，太后没有多大的损害，大臣也没有多大的损害，热闹之后，一切照旧，朝廷继续运转。然而政变没有发生，变政却是实实在在发生了，光绪既然犯了错误，那么他推行的变法自然要停止，在宣布变法开始后的103天里颁布的大部分政令要废除，朝廷的大政方针又将回到老路上。只有那曾经令多少人热烈讨论、欢欣鼓舞、雄心万丈的变法，真正受到了损害。
而虽然这个晚上发生的事情称不上政变，朝廷内部却一直存在着一个政变的图谋，主导他们的正是那伙一直在造谣的人，一群特殊的人，关于这些人以及他们的图谋，我们将在接下去的故事中揭晓。
步兵统领衙门接到了捉拿康有为和康广仁的命令。康有为的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而且以前“屡被人参奏”，即行革职捉拿，交刑部按相关条律治罪。至于康广仁的罪名，因为他是康有为的弟弟。
南海会馆里只抓到了康广仁。9月19日，在谭嗣同夜访法华寺的第二天，康有为在安排好一切后，终于乘火车去了天津，然后在天津乘轮船去上海。在上海，康有为并没有能够上岸，听到消息的英国人将他从船上截下，送往香港。为了防备朝廷大内密探的刺杀，康有为被英国方面安排在皇家香港警察署里居住，躲过一阵时日后，他将去日本，开始漫长的海外流亡生活。
康有为终于用这种方式离开了北京，离开了朝廷的政治舞台，我们再见到他的时候，已经是在海外的场合了。
康有为是一个复杂的人，他有惊世的野心，也能勇敢地立于时代潮头。他常常被认为是一个变法的“激进派”，但所谓“激进”和“稳健”有时也是很模糊的，也很难去把握这个度，稳健的另一个代名词可能是保守，激进的另一个代名词可能是勇敢。事情做成了可能被认为是稳健，没做成又可能被认为是激进。只是，理想激进一点没有关系，但做事情是不能也无法激进的，因为它需要的是踏踏实实的过程，做事情的激进，恰恰是骨子里害怕作长期努力和长期斗争的准备。
而当这些事情是百姓的公共事务——政治时，更需要用程序的正当和正义来保证结果的正当和正义。康有为的很多想法，看上去是都是创新的“建设性意见”，而实质上也只是他翻翻书本、拍着脑袋想出来的，没有经过大范围的征求意见和讨论，没有重视其他人，甚至没有经过自我的科学论证，就急于出炉，这又和以往官僚集团的人治并没什么区别，反而陷入搞阴谋搞党争的嫌疑。
由于不懂得程序正义的重要性，康有为始终没有跳出自己的世界。他一直沉浸在自我悲壮的角色里，他把自己当作民意的代表，而且是唯一的代表，在康有为看来，似乎其他人所有的人都反对变法，只有他在为了天下苍生而奔走呼号，受苦受难。在这样的心理驱使下，加上那惊天的野心，很容易做出极端的举动来。
康有为喜欢利用媒体，这本来是一种相对于旧时代的“现代化”的行为，但是老康的利用媒体也就是为了实现自我目的的炒作，而没有真正把媒体纳入到普及变法常识，进行“现代公民意识”启蒙的作用中。这一切其实还是来自于康有为对于“现代”并没有深入的认知和了解，他的头脑仍然是旧式的，只不过比那些更旧的新了那么一点点而已。
多年以后，在变法期间被光绪接见过的另外一位大知识分子严复，评价起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中的作为：上负其君，下累其友，书生误国，庸医杀人！
而康有为的可贵或者可爱之处在于他的坚持。他是作为一个斗士横空出世的，他一直在战斗，不怕困难，不怕失败，不为任何人和任何事情所动，如泰山般屹立不倒。流亡海外后的康有为以光绪给杨锐密诏为蓝本，伪造了一份光绪给他的“衣带诏”，从此在海外祭起“奉旨救驾”的保皇大旗。多年前，他因为鼓吹变法而“超前”于当时的时代，多年后他又因保皇而“落后”于当时的时代。但康有为就是康有为，他相信自己的选择，也坚持自己的选择，哪怕最后众叛亲离，连最亲密的弟子梁启超都跟他决裂了，他仍然怀着至死不渝的战斗精神，为他的选择坚持了一辈子，正确也好，错误也好，老康都把它们坚持成了一种传奇。他一直站在那里。
好吧，对于慈禧来说，该处理的都已经处理完了，接下来，该上班的上班，该开会睡觉的开会睡觉。有关史料记载，慈禧在9月21日当天甚至还回了一趟颐和园，朝政又趋于平稳，这场风波似乎已经平息。
由于步兵统领衙门报告康有为没有抓到，要求在天津缉拿康有为和防止他从天津出逃的电报发给了直隶总督荣禄，然后，慈禧派出了杨崇伊到天津向荣禄通报北京的情况。
杨崇伊去往天津。而正是这次平常的天津之行，又让原本趋于平静的朝廷局势，再一次掀起波澜，风云突变！
袁世凯的秘密
前一天（9月20日傍晚），有一个人坐着火车，失魂落魄地回到了天津。
他就是我们熟悉的袁世凯同志。
如果这时候有人遇见他，见到的一定是一个目光呆滞、神情恍惚、心事重重的人。事实上从回天津开始，那个问题还在困扰着他。虽然在北京没有向朝廷检举告发，但马上要见直属领导，难道还不该说出秘密吗？
这个问题像胸口揣着一颗炸弹——还是高灵敏度的，折磨着老袁。
直隶总督府，袁世凯见到了荣禄。他并没有说出那个秘密，虽然袁世凯怀疑荣禄叫自己请训完后立即回津，应该不只是为了“布防英日军舰”这么简单，很可能听到了什么风声。但袁世凯仍然压制住满腹的心事，藏住内心的秘密，在直属领导面前，硬生生地将心头巨石若无其事地憋回去，这需要多么强大的内心啊。
荣禄把袁世凯急着叫回来，就是想看看他被光绪突然提拔后对自己的态度。因为袁世凯是他手下的军事将领，皇上越过自己直接提拔，荣禄大人当然会起疑。不过，消除领导的这个怀疑对袁大人来说并不是难事，要知道在人前表演正是我们袁大人的特长啊，他的态度比以前更加谦恭，更加表现忠心，这一切都说明他仍然是荣中堂的人。
荣禄十分满意，两人谈了一些“布防英日军舰”的事情，会见结束了，袁世凯走出直隶总督府。一夜无话。
杨崇伊到达天津
杨崇伊行程和目的都是保密的，但是，这一切仍然没有躲过袁世凯的眼睛。从在朝鲜时期开始，他一直都是搞情报的高手，天津城以至总督衙门里，都有我们老袁的情报人员。袁世凯终于在第一时间里知道了杨崇伊来天津的目的，也知道了这天凌晨皇宫里发生的变故：太后临朝训政，更重要的是：康广仁已经被捉，康有为被通缉！
这个消息对袁世凯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一旦康广仁供出围园杀后的计划，也供出谭嗣同曾经就这个计划找过他老袁，那么，他老袁就不仅是包庇之罪，还会惹上合谋的重大嫌疑，到那时只怕没有人能救得了他袁世凯！
所以必须立即向荣禄报告自己在北京遇到的一切！不再做任何隐瞒！立即汇报，全部汇报！耽搁一分钟也不行！
袁世凯马上意识到自己要告别骑墙派的生活了，从此必须坚决拥护以太后为核心的朝廷领导，紧密团结在慈禧的周围。皇上啊，这不能怪我，皇宫里的结果都出来了，我还能骑墙吗？先自保吧。
袁世凯走向了直隶总督府。
当袁世凯来到总督府时，他发现这里的气氛似乎很紧张，总督衙门里增加了许多卫兵。康有为早已经是荣禄眼中的危险分子，当初可是说过要杀一品大员的，现在他有可能逃到天津，荣禄不得不防！
袁世凯跪在地上，向荣禄告发一切。
他首先说起了关于天津阅兵的那个谣言，也就是荣禄会在九月天津阅兵时，按照慈禧的旨意杀掉光绪，袁世凯强调谭嗣同是因为这个谣言，才来找他的。
这样的大罪，即使是莫须有，荣禄也担当不起，必须澄清，果然荣禄大惊失色，立即发誓：“荣某若有丝毫犯上心，天必诛我！”
成功了。对于袁世凯来说，这是他的第一步。虽然是根据事实全部汇报，但汇报也是有技巧的啊。他已经成功地把荣禄绕到这件事情里，也就是把领导跟自己捆绑到了一起。接下来自己的洗脱也就轻松一些了。
“求荣相做主！”说完法华寺之夜发生的一切后，袁世凯长跪不起，诚惶诚恐。
“昨天为什么没报告？”荣禄严厉地问。
一听这话，袁世凯大哭，哭得几乎断气，边哭边诉：“荣相啊，这个计划是与皇上毫无关系的，如果连累了皇上，我只有喝药自杀了。”（此事与皇上毫无干涉，如累及上位，我唯有仰药而死耳）
袁世凯这话是在暗示他考虑到围园杀后计划可能涉及光绪，所以他才不好处理。这个理由正大光明，荣禄也无法反对。而接下来估计就是向荣禄表表忠心了。
此事关乎皇上、社稷，利害关系极大，说句犯上的话，不是世凯能担当，也不是荣相您一时能方便处置的。好在虽有小人们结党煽动，但世凯决不为其所动，世凯思来想去一夜，虽然觉得那帮小人们翻不了天，起不了风浪，但还是应该来主动告诉您，荣相一定要为我做主！
袁世凯有向荣禄表忠心的本钱，因为他知道，荣禄一定不会真正为难自己的，荣禄一直很欣赏袁世凯的才干，而且把袁世凯当作他的心腹。果然，荣禄让袁世凯站起身来，他表示不再追究，而且就算以后慈禧再追究起来，他也会竭力开脱。
危险解除。在走进总督府之前，袁世凯就知道，说出事实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向荣禄表忠心，现在目的达到了，荣禄大人不再追究，结局很完美。
更重要的是，有了荣禄的保证，将来在慈禧那里也是安全的，如果荣禄不为他说话，根据隐瞒了这么多天的表现，慈禧一定会怀疑他——即使不怀疑他参与合谋，也会怀疑他首鼠两端，两面讨好。而荣禄是慈禧最信任的心腹之一，他开口比什么都管用，甚至比事实还管用，要知道在这个专制朝廷里，越往高层，就越是对人不对事。
其实，我是一个演员。站起身来的袁世凯拍了拍身上的灰。
关于袁世凯的告发过程一直是个历史谜案。袁世凯把进北京后开始的这段经历写了一部日记——《戊戌纪略》，以上的讲述也重点参考了《戊戌纪略》，但《戊戌纪略》也有问题，因为它并不是真正的“日记”，而是袁世凯在事后“补记”的。写这些日记的目的有两个，一是给当时的人看——消除慈禧和后党对他的怀疑，二是留下大部分的事实给后来人看，因为他知道：历史一定会同情这场变法，同情光绪皇帝。也许对于袁世凯来说，变法才是正义的，同情变法，支持和推进变法，这才是他老袁内心最真实的态度——这些当时不能说，就让后来人去了解吧。
经过多方面的论证，以上的讲述应该是最接近历史事实的。这个历史事实就是：不是袁世凯的告发导致皇宫里事情的发生，而是皇宫事情的发生导致了他的告发。袁世凯同志是在自己有掉顶戴甚至掉脑袋危险的时候走进了直隶总督府，相信这是每一个官场人物在遇到这种情况时共有的选择。我们不能苛求袁世凯为了变法大业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我们不能排除他在告发之前有自己利益的考虑，但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隐瞒，他都在事实上站在了光绪和变法阵营这一边。
三年以后（1901年），那个将变法大业重新开始，把戊戌变法想做却做不到的事情去变成现实的人，正是袁世凯。
然而，袁世凯的告发虽然没有导致皇宫里事情的发生，却直接导致了另外一件事情的发生，让原本只是骂了骂皇帝、开个高层内部的小范围政治会议，变成了一个更加严重的社会事件——流血。
杨崇伊把这个情况带回了北京。
戊戌六君子
感到恐惧的慈禧马上做出了反应，她下令将光绪身边十多位太监全部抓起来杀掉，这些太监原本就是她安排的眼线，而眼皮底下谋杀的阴谋竟然没被发现，她怀疑这些太监不忠。
然后慈禧命令将有重大合谋嫌疑的光绪囚禁在西苑（今中南海）一座四面环水的孤岛——瀛台。等抓捕到乱党，审讯查明光绪是否合谋后再进一步发落。
抓捕的范围迅速扩大，第二份通缉令名单迅速增加九个人：
户部侍郎张荫桓
军机四章京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
礼部侍郎徐致靖
礼部主事王照
监察御史杨深秀
康有为弟子梁启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