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认为，人性是“如其生之自然之资”，是先天就具有的，但道德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人性“可谓有善质，而不可谓善”。要想使人性为善，就必须要接受王教的“教化”。“性待教而为善”是他的人性论的核心，是对儒家思想的一种体现与认可。“三纲五常”的建立，就是让人们以善行来实践人性，人性实践的实践，就是天的意志的实践。“性者，天质之朴也”。在人性问题上，他认为人性是“天”创造人类时就赋予的一种本质，这种本质可能有善，也可能有恶。前面提到，天有阴阳，人性中亦有性有情，人有贪仁两种性质，所以人性兼有善恶二种要素。
“今万民之性，待外教然后能善；善当与教，不当与性”，“善”要通过人为的教育才能进而为“善”。“性如茧如卵。卵待复而为雏，茧待缫而为丝，性待教而为善”。教育就像泥土被甄匠所用，金属被铁匠所打造一样。“为善”是人为的形为，要依赖教育才能起到培养“善”的目的。
他还认为，天给予君主的责任就是教化人民“为善”，他说：“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民之号，取之瞑也，使性而已善，则何故以瞑为号？”人民是愚昧无知，只有通过教化才会有知。从这里可以看出，董仲舒把教育抬高到君主必不可少的权力了。
董仲舒最后还把人性的基础上，提出了“性三品”的观点。他把人性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圣人天生就有“为善”的性质，君主的“为善”之性，强调了封建中央集权制的思想；“中民之性”就是万民之性，万民要通过教化才能为“善”，但却不能被教化为圣人；“斗筲之性”就是“恶”的性质，近于禽兽，是无法教化的，对付他们只能采用刑罚。“性三品”的提出其主要目的是“任德教而不任刑罚，以提供人性论的依据。
人之诚有贪有仁
董仲舒说，宇宙的变化和运行有一个总的目的，每个事物的生长变化都有一个目的，并为总目的而服务。他认为，人是天的副本，所以人就是天地的精华的体现。他说：“莫精于气，莫富于地，莫神于天。天地之精所以生万物者，莫贵于人。”人是物中最高贵的，所以其头向上当天，与植物之头向地，其他动物之头横向不同。“所取于天地少者旁折，所取于天地多者正当之，此见人之绝于物而参天地”。因此，他认为宇宙的最后目的是生人和建立封建主义的社会。
他还认为，人有性有情，与天地阴阳相当。“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阴阳也。言人之质而无其情，犹言天之阳而无其阴也。”性表现于外为仁；情表现于外为贪。“人之诚有贪有仁，仁、贪之气，两在于身。身之名取诸天。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
情和性都是人先天就有的资质。“如其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性者，质也”。“天地之所生谓之性情，性情相与为一瞑，情亦性也。”性和情是人本质中的两个对立面，相对应的是天的阴阳的对立相副。人有先天的善质，在阴阳中，阳是主，阴是从。人与天相对应，人的性是主，情是从。因此，他认为，人的本质的主要部分是善的。
董仲舒承认人有善质，同时又指出不能认为人性本来“已善”。人有性有情，有贪有仁，“性情相与为一瞑，情亦性也”。他说，“善如米，性如禾。禾虽出米，而禾未可谓米也。性虽出善，而性未可谓善也”。“性有似目，目卧幽而瞑，待觉而后见。当其未觉，可谓有见质，而不可谓见。今万民之性，有其质而未能觉，譬如瞑者，待觉教之然后善。当其未觉，可谓有善质，而不可谓善……一概之比也。”所以，他认为应把“善质”和“善”加以区别，人有善质，但还不能认为“性固已善”。
他所说的“善”，强调了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阶级性，突出要接受“王教”的观点，服从“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这些也就是“善”的目的。在他看来，情是恶的，所以人要教受“教化”。
“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中民之性如茧如卵。卵待覆二十日而后能为雏；茧待缲以涫汤而后能为丝；性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这就是他的人性论的主要观点。
“性未善”强调了统治者“教化”的作用。他说：“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人的作用不是为了改造自然，而是要建立封建社会，对人实行封建道德教育。
“教化”也与“天”相副。“是以阴之行不得于春夏，而月之魄常厌于日光，乍全乍伤。天之禁阴如此，安得不损其欲而辍其情，以应天？天所禁而身禁之，故曰身犹天也。禁天所禁，非禁天也。”因此，人应当以“性禁情”，人必禁天所禁，就人合乎了封建道德教育。
“王”是“天”设立而教导民众的。“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今案其真质而谓民性已善者，是失天意而去王任也。万民之性苟已善，则王者受命尚何任也？”董仲舒把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认定为“王道”，“王道”和“王”又是“天意”的表现。
闻见博而知益明
董仲舒认为，人心和天心是相连的，人的内心有什么想法，天就会以此相应。董仲舒的教育主体是道德知识。“众物”不是真正的知识。在他看来，与“天命”吻合的关于“本心”的抽象化知道，才是值得学习的。这种知识观就是重抽象知识，轻具体知识的知识观。他的知识观具有严重缺陷，其表现为“内视反听”做为获取知道的方法，否定实践活动和感性认识。但就理性认识的特殊性而言，对自身来说它却有着其合理性。
他继承先秦儒家思想，学习儒家《六经》。“《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他尤重《春秋》，将《春秋》奉为“先王之遗道”。所以，在他的影响下，传统儒学教育被分成了经、史两大门类。
“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学习知识要“勉强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学习非专精专一不能成其事，向善好善必须一以贯之，然而这一点是对荀子的“虚壹而静”的发展，只是经验之谈。教学的正确方法是博节统一，“多连博贯”。
他认为只要“连而贯之”，就可以推知天下古今的知识，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方法论。但是连系和贯通，在一定条件下，在一定范围内，在教学上往往可以用来加强理解，融会贯通。在学习范围上，他认为不能太博也不能太节，太节就会使得知识暗昧，太博又会使人厌倦，这种思想也有一定道理。
教师要尽量达到“圣化”的境地，“圣化”之功，也就是所说的教学艺术，一个好的教师施教，可以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圣化”是对教师的综合要求，其中体现了多种教学原则。要求教师应以身作则，教学应该适时，因材施教，从容引导，不急不缓。“善为师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齐时早晚，任多少，适疾徐；造而勿趋，稽而勿苦；省其所为，而成其所湛，故力不劳而身大成，此之谓圣化，吾取之。”所谓“圣化”，就是以上多种教学综合实施的原则，他对教师的要求是全方位的，也是非常严格的。
不与民争利
董仲舒的思想特点是“大一统”，即在思想上要求理论基础的统一，推行仁政政策。仁政的主要内容是“不与民争利”，其是经济政策及其理论说明的道德准则。
西汉中期，国家的封建制中央集权慢慢巩固了，地主土地私有制也随国家轻重政策开始实施。在这种情况下，各个经济领域中“与民争利”的现象越来越多。他针对这一现象提出了“不与民争利”的思想主张，并把这一主张作为衡量一切经济活动和制定经济政策的道德标准。
在当时，儒家经济思想是一种伦理经济思想，“不与民争利“的仁政思想就是伦理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为实现封建大一统的社会目标服务的。
“与民争利”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国家与民争利
国家与民争利，是指封建国家直接从事工商业活动与民争利。“民”指工商业者。国家与民争利的另一个表现为“赋敛无度以夺民财”。“田赋、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就是其中的一种形式。
二、“食禄者”与民争利
“食禄者”与民争利，是指官吏诸侯等经营工商业和兼并土地，与工商业者和小农争利。
三、地主与民争利
地主与民争利表现为土地兼并。“民”一般指耕作的农民。土地兼并是与民争利最普遍的社会问题。他说，“用商秧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土地兼并的原因是公有的土地变成私有，成为商品，可以自由买卖。
以上三种情况，受害者都是“民”，这里主要指遭受土地兼并之害的农村贫民。“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他认为，土地兼并的结果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与民争利”是影响社会安定和谐的。
董仲舒从经济和伦理的角度出发，论证了“与民争利”的危害性。针对这一道德认识，他把这一主张作为经济政策的最高道德准则。
“与民争利”的危害有：
一、“与民争利”损害“义”
在义利的关系上，他倾向于重义轻利，“义”是对统治阶级的要求，其源于儒家的等级伦理思想和义理思想。他说，“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这一观点也继承了儒家的传统思想。君主代表国家，是要行“仁义”的，国家和“食禄者”与民争利，就是在损害“义”。
他认为，统治者应以身作则，行仁讲义，这样有利于国家安定和谐。如果统治阶级“与民争利”不仅损害了“义”，可能还会导致“民”犯法作乱、争利害“义”。“富者愈贪利而不肯为义，贫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忘义而殉利”就会“夫处位动风化者，徒言利之名尔，犹恶之，况求利乎”。所以“与民争利”必然会使民众“弃理而走邪”。
二、“与民争利”破坏了伦理道德
董仲舒的理想社会是一个大一统的和谐安定社会。这样的一个社会，必然是一个有序的，安定的，君主推行仁政的封建等级制社会。
在他看来，“与民争利”是上级争夺下级的利益，这就破坏了伦理道德的等级名分。儒家思想最注重的就是“名分”。他认为，伦理等级制的危害来源于统治阶级。“与民争利”是“大乱人伦而靡斯财用”的形为，这样动乱和纷争就难于避免了。“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则“其祸患必至也”。
“与民争利”对等级秩序的损害，会破坏理想的有序社会，从而导致社会动乱，也就必然会危及到统治阶级的政权地位。
三、“与民争利”违背“天意”
“天”学说是他的思想哲学的一大特点。他把人事附为“天意”。他认为，遵循仁义礼志是合乎“天意”的，否则就违背了“天意”。“与民争利”损害了“义”，破坏了伦理道德，所以说，“与民争利”就违背“天意”。
董仲舒伦证了“与民争利”的种种弊端，从而确立了“不与民争利”的道德准则，并把它作为自己的经济政策主张。
“不与民争利”的内容有：
一、“盐铁皆归于民”
他提出国家必须脱离经营工商业活动。国家如果从事这些活动就是违背了“义”和“礼”，侵害了人民的谋生之路。
二、“薄赋敛，省徭役”
他认为，繁重的赋税徭役违背了“义”化民的伦理主张。为维护伦理规范、减轻人民负担，他提出，“劝农事，无夺民时，使民岁不过三日，行十一之税”，“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的仁政主张。
三、“受禄之家”应“食禄而已”
他以道德主义的说教，奉劝“受禄之家”，要通过国家财政的渠道取利于民，从而享受国家的俸禄，不再“与民争利”，谨守等级，“食禄而已”。
四、“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
随着土地私有制的确立，土地兼并局面也越来越严重。所以，他主张“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的政策。
董仲舒提出了限田的主张，却没有具体的措施，但这一主张是依社会实际情况而出发，可行的解决了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一主张缓和了封建国家、地主阶级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巩固了封建制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同时，他的“不与民争利”的思想政策也起到了保护农民利益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