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才”理论中,“人”与“天”和“地”是并列的。“人”不是自然的奴隶,也不是自然的主宰,他只是其中的一个参与者。人和自然相互协调,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天地万物都是和谐统一的。
人具有独立性,又是“三才“中的一部分,要遵循自然界的规律,还要发挥自己的作用。“三才”注重人与自然的协调,也不否定人的地位和作用。“天人相参”、“天人和协”在这种自然的关系下,要比“天人合一”更加积极与全面。
“天”自古被认为是神,是宇宙的秩序;“道”是自然的秩序。在这二种秩序中,人被看作是生命的最高形式,人生来就是来协助“天”和“地”的。所以说,人与天、地三位一体,三者符合相互的规律,也保持一致。
天、地、人三者合为一体,缺一不可,构成了万物生化之根本。这一观点即已表明了天地人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规律。“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就是他们之间的规律。“三者皆亡,则民如麋鹿,各从其欲,家自为俗,父不能使子,君不能使臣,虽有城郭,名曰虚邑,如此,其君枕枕而僵,莫之危而自危,莫之丧而自亡,是谓自然之罚。自然之罚至,裹袭石室,分障险阻,犹不能逃之也。”如果破坏它们之间的规律,就会受到自然的惩罚。
这种惩罚十分严厉,一旦来临就无法逃避。董仲舒强调,君王作为一国之主,对破坏天地人的生态平衡负有最大的责任。”
他提出“自然之罚”的观点后,还提出了“自然之赏”的观点。“三者皆奉,则民如子弟,不敢自专,邦如父母,不待恩而爱,不须严而使,虽野居露宿,厚于宫室,如是者,其君安枕而卧,莫之助而自强,莫之绥而自安,是谓自然之赏。自然之赏至,虽退让委国而去,百姓襁负其子,随而君之,君亦不得离也。故以德为国者,甘于饴蜜,固于胶漆,是以圣贤勉而崇本,而不敢失也。”
君王以德治国就会得到自然的赏赐,“以德治国”正是他对天地伦理观的运用。“德”,“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同而通理,动而相益,顺而相受,谓之德道。”天与人之间互相联系合为一体,天人相同、道理相通,行动而相互补益,顺应而相互承受,这就叫道德。
对“道德”的定义,包含了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观点中人与自然伦理道德的思想,即伦理关系不仅发生在人与人之间,亦发生在人与自然之间。生态伦理学得以成立的前提是人与自然存在伦理道德关系。董仲舒的生态道德观相对来说是比较粗糙。汉武帝建元“六年春二月乙未,辽东高庙灾,夏四月壬子,高园便殿火”他用天地伦理学来探讨这一天人感应现象,结果受人陷害而被役入监狱,差点丢掉性命。从此,他便再也不谈论天人灾异的问题了。
鸟兽昆虫莫不爱
儒家学说主张,由爱人生发出来的对万物之爱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仁义法》中说:真挚地爱护人民,以至于对鸟兽昆虫都去爱护的,不爱护,怎么能说是仁呢?仁就是爱人的名称。他还强调爱物思想。他说:广泛地爱护一切生物,才能表现出仁爱来。这与天地伦理道德思想是紧密相连的。
他提出了一套“五行顺逆”的方案加以解释如何爱护万物。在《春秋繁露·五行顺逆》中分析到:
“木者春,生之性,农之本也,劝农事,无夺民时……恩及草木,则树木华美而朱草生;恩及鳞虫,则鱼大为,鱣鲸不见群龙下。如人君出入不时……事多发役,以夺民时……则茂木枯槁……
火者夏,成长……恩及于火,则火顺人而甘露降;恩及羽虫,则飞鸟大为,黄鹄出见,凤凰翔。如人君惑于谗邪……咎及羽虫,则蜚鸟不为……
土者夏中,成熟百种……恩及于土,则五谷成而嘉禾兴;恩及倮虫,则百姓亲附,……如人君好淫佚……咎及于土,则五谷不成……咎及倮虫,倮虫不为……
金者秋,杀气之始也……恩及于金石,则凉风出;恩及于毛虫,则走兽大为……咎及于金,则铸化凝滞,冻坚不成,四面张网,焚林而猎;咎及毛虫,则走兽不为,白虎妄搏,麒麟远去。
水者冬,藏至阴也。……恩及于水,则醴泉出;恩及于介虫,则鼋鼍大为,灵龟出……咎及于水,雾气冥冥,必有大水,水为民害;咎及介虫,则龟深藏……”
春天万物复苏,必须在这个时候重视农业耕作,鼓励农民抓紧时间耕作,不要耽误农民播种的时机;把恩惠施及到草木身上,勤于管理施肥,草木才会长得华美;把恩惠施及到鳞甲类动物身上,精心护养,鱼儿才会旺盛地繁殖……其中董仲舒强调作为一国之君要为民作着想,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才能搞好农业生产。他所说的“五行顺逆”就是要保护生态,同时也要以德治国,其政治意义是明显的。天人感应说,就是以“正刑与德”推行以德治国的思想。
“变天地之位,正阴阳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难,义之至也。”意为:把天地颠倒的位置变换回来,把阴阳混乱了的秩序纠正过来,正直地推行天地自然之道,而不畏惧任何困难,这是道义的最高表现。保护生态环境,采取有效的措施,以变正直行、不忘其难,这就是最高道义的要求。
此外,他还提倡节俭的生态伦理思想,主张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他把自然资源分为“可食”资源和“不可食”资源,主张对“可食”资源“益食之”,以达到“天为之利人”;对“不可食”资源要“益蓄之”。天地自然的运行本身是完美的,既给人类提供了“可食”资源,又给人类提供了“不可食”资源,所以人类应爱护好自然,保持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
人性论
董仲舒的人性论建立在“天人”哲学的基础上,主张人有善质而未能善,把教化的权力转移到统治者手中。他综合前人智慧,从天道到人性,再到伦理道德,就形成了他的人性论哲学。
他主张由“天道”论人事,人事在于“天”,并崇尚元、始。崇尚“天”,君王也应当听从“天意”的安排;主张尊阳卑阴,尊性卑情,弘扬重德轻刑。人性以性未能全善,性情相与为一瞑,待教而后成,斥孟子性善说。主张中民之性,排除圣人、斗筲者于性名之外,重王者化民之教,加强王者是万民的责任;他还在荀子、告子论性的基础上提出气质、才质之性的说法。
“性三品”
董仲舒的“阳尊阴卑”论目的是为其提倡“德治”的政治主张。他继承了孔、孟的先秦儒家思想。他提出的“性三品”理论是对“性善论”和“性恶论”的一种中合,并通过他来巩固封建社会等级制思想,而这种思想就为人性论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他看来,人性是仁,而人情是贪。仁性是天的阳的体现,贪情是天的阴的体现。所以,他说:“吾以心之名,得人之诚。人之诚,有贪有仁。仁贪之气,两在于身。身之名取诸天。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阴阳也。”
“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即天与人相通。根据这一观点,他指出,“天有阴阳禁,身有情欲栣,与天道一也。是以阴之行不得干春夏,而月之魄常厌于日光,乍全乍伤。天之禁阴如此,安得不损其欲而辍其情以应天?”天禁阴,人应当禁其情欲。
“必知天性不乘于教,终不能栣”禁情欲就要靠道德的教化。人生来就具有的本质,就是生的本质,人性不被教化,又怎么能成为善,善就像米,性就像禾苗,禾苗虽然能长出米,但禾却不是米。人性虽出于善,但人性却不能称为善。“米与善,人之继天而成于外也,非在天所为之内也”。万民之性,其本质未被发现,就像人闭上眼睛睡觉一样,教化之后就是善。当还没发现的时候,就称为有善的体现,但还不能称为善。在他看来,人性“为善”,是要经过君王的教化才能为“善”。“性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善,教训之所然也,非质朴之所能至也,故不谓性”。反之,“谓性已善,不几于无教而如其自然!又不顺于为政之道矣”。
情欲极少的“圣人之性”;情欲极多的“斗筲之性”;仁贪居中的是“中民之性”。他说:“今按圣人言中,本无性善名,而有‘善人吾不得见’之矣。使万民之性皆已能善,善之者何为不见也?观孔子言此之意,以为善甚难当。而孟子以为万性皆能当之,过矣。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中民之性如茧如卵。卵待覆二十日而后能为雏,茧待缲以涫汤而后能为丝,性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
董仲舒提出的“性三品”中,“圣人之性”和“斗筲之性”都“不可以名性”,只有“中民之性”才可以“名性”。他强调“王”具有“圣人之性”,应当在万民之上,万民就只有“中民之性”,是可以被教化的,而“斗筲之性”就是小人的本质,也是天生所具有的。“性者,天质之朴也;善者,王教之化也。无其质,则王教不能化;无其王教,则质朴不能善”。“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从上所述,董仲舒的政治意图就是宣扬其神学化的人性论,其目的是巩固封建制社会的中央集权。
性非教化不成
人性论是董仲舒为论述教育的作用所提出的理论依据,他综合了性善论和性恶论,提出了人性有善也有恶。他将人性定为是天生就具有的,并依据阴阳五行,将人性分为阳的仁义之性和阴的贪利之情。
人性中存在着二种对立,即可发展为善的善端和可发展为恶的情欲。“性非教化不成”的观点强调了其比性善论和性恶论更具长处和复杂性。
他的“性三品”说,表明了他对教育的作用的重视程度。这种决定论,必然会忽略被教育者个体的能动性和创造精神。对于教育治国的作用,则是采用旧的儒家思想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路,即以德教取代刑罚。但他认为刑罚是“内法外儒”的统治所不可少的,所以并不能完全放弃刑罚的作用。他教育人民要“耻犯其上”,把君主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因此,他就把教育的作用也集中到的政治问题上来了。他强调伦理,崇尚政治伦理的政治作用,所以在教育和政治间,他更倾向于后者。
董仲舒用“以仁安人”、以义正我”的观点,重新定义了“仁”和“义”的两个伦理概念。“正我”才能“安人”所以教育的目的就是教“义”。他认为,人民应该重义轻利,但也承认了“利的地位。“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他的非功利的价值观,提倡重“义”轻“利”的道德准则。他去除了先秦儒家“先富后教”的思想,形成了他以德育为中心,以道德为重心的封建制教育的思想。
“仁德”指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具有的理性的洞察力和判断能力就是“智德”,他说,“其知利害早,物动而知其化,事兴而知其归,见始而知其终”。这个思想要求“智”要做到“其动中伦,其言当物”。他认为,“近乎仁”是道德教育的根本目标,“急乎智”是达成目标的方法。他还认为,德与智是相济相成的;“仁而不智”和“智而不仁”都具有片面性;智育是要为德育而服务,这也是处理德与智关系的三个要点。
他强调教育的德育内容为“三纲五常”。“三纲指:君臣纲,父子纲,夫妻纲。这是社会道德的准绳;“五常”就是指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在中国一直沿用几千年,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道德规范的基本模式。在这种框架中,没有了“天赋人”的平等观念,也没有了“民贵君轻”的重民思想。
性待教而为善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汉武帝所采纳,所以儒家思想成为汉代的基本国策,也就开始了我国长达几千年的儒家思想教育。人性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所以人性也就成为了人们所谈论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