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约前280年~前233年），战国末期韩国（今河南新郑）人，法家学派创始人，中国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哲学家和散文家。
韩非子注重刑罚，提倡“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子生平
约公元前280年，韩非子出生于战国时期韩国的一个贵族世家。韩非子自幼聪明好学，志向远大，但因口吃而不善言辞。
弱冠之年，韩非子为学有所成，独自一人游历天下，后投身于著名的儒学大师荀子门下，与李斯同学。韩非子博学多能、才学超人、思维敏捷，他写起文章来气势逼人，凡是读过他的文章的人，几乎没有不佩服他的才学的。李斯曾公开承认自己的才能比不上韩非子。
韩非子为人正直、勤学不怠，深为荀子喜爱。荀子曾说：“帝王之术非韩非不能大，法家之思非韩非不能广。”
韩非子虽师从荀子，但他的思想观念却与荀子大不相同，他没有承袭儒家的思想，在战国末期新形势下，他顺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却“喜刑名法术之学”，并“归本于黄、老”，继承并发展了法家思想，成为战国末年法家之集大成者。
在当时的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中，韩国很弱小，常受邻国欺凌，已陷入“主卑国危”的境地。为挽救韩国濒危的局势，韩非子多次上书桓惠王，建议变法图强，但均未被采纳。
韩非子满腔热情，却报国无门，这使他孤独悲观、大失所望。他从“观往者得失之变”之中探索变弱为强的道路，写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言的著作，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法治思想，抒发了忧愤孤直而不容于时的愤懑。
韩非子的文章仍未引起桓惠王的注意，可意想不到的是，这些文章得到了秦王嬴政（后来的秦始皇）的赞赏，秦王嬴政甚至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公元前234年，秦王为使韩非子入秦，发兵攻韩。桓惠王迫于秦王的压力，只得让韩非子作为使臣去了秦国。
韩非子到了秦国后，秦王非常器重他，多次向他请教。这引起了韩非子的同窗、秦国的宰相李斯的嫉妒，他担心韩非子得到重用，进而取代自己的地位。于是，李斯伙同姚贾利用韩非子建议秦王存韩以为蕃国的机会，在秦王面前说韩非子的坏话。李斯、姚贾对秦王说，韩非子是韩国人，他心底深处一定会为了韩国的利益着想，韩国非灭不可，而韩非子出于私心劝秦王不去攻韩，是为不“仁”，是对秦王的不“忠”。
秦王听了李斯、姚贾的话，将韩非子下狱治罪。
在狱中，韩非子多次请求面见秦王，却未能如愿。李斯、姚贾担心秦王改变主意而重新起用韩非子，遂派人送毒酒给韩非子，迫使韩非子自杀，这一年是公元前233年
不久，秦王感到懊悔，想赦免韩非子，重新起用他，可惜韩非子已经死了。李斯、姚贾编造谎言，说韩非子在狱中病死。
韩非子虽然去世，但他的著作却留了下来，各国君主和大臣竞相研读之，秦王更是在其思想的指导下，成就了统一天下的伟业。
韩非子著作
韩非子英年早逝，但他所创立的法家学说，为中国第一个统一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诞生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为后人留下了先秦法家理论集大成之作品《韩非子》。
《韩非子》共55篇，分20卷，约10万言。纵观《韩非子》全书，构思精巧，说理缜密，描写大胆，文锋犀利，议论透辟，语言幽默。书中全面论述了韩非子的法治思想：
韩非子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他把守旧的人讽刺为“守株待兔”之人，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
韩非子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都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赏罚分明，“明赏罚，则伯夷、盗跖不乱，如此则黑白分矣”；赏罚有度，“用赏过者失民，用刑过者民不畏”。
韩非子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威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
韩非子认为君主必须重视人才的重要性，指出“古之能致功名者，众人助之以力”，“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一手独拍，虽疾无声”。认为用人要“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宜其能，任其官，轻其任”，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韩非子还主张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统治才能巩固。韩非的这些主张，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
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子理论的应用和发展。
《韩非子》一书中还记载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等。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给人以智慧的启迪。
韩非子的智慧
韩非子的智慧，可见于《韩非子》一书。书中，韩非子的文章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味、警醒世人的艺术效果。韩非子还善于用大量浅显的寓言故事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为论证资料，说明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地体现他的法家思想和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
不要迷信经验
韩非子在《五蠹》中，讲了一个“守株待兔”的故事：
宋国有个农夫正在田里种地。突然，他看见一只野兔从旁边的草丛里慌慌张张地窜出来，一头撞在田边的树上，便倒在那儿一动不动了。农夫走过去一看，兔子死了。因为它奔跑的速度太快，把脖子撞折了。农夫高兴极了，他一点儿力气没花，就白捡了一只又肥又大的野兔。他心想：要是天天都能捡到野兔，日子就好过了。从此，他再也不肯出力气种地了。每天，他把锄头放在身边，就躺在树旁，等待着第二只、第三只野兔自己撞到这树上来。世上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农夫当然没有再捡到撞死的野兔，而他的田地也因此荒芜了。
韩非子所讲的“守株待兔”的故事告诉我们：兔子撞死在树上，这是生活中的偶然现象。宋国那个农夫却把它误认为是经常发生的必然现象，最后落得个田地荒芜、一无所获的下场。不靠自己辛勤地劳动，而想靠碰好运过日子，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们一定不能做“守株待兔”般愚蠢的人。
当然，韩非子在《五蠹》中讲“守株待兔”的故事，还有其他的深远意义。
韩非子说：“上古时代，人民少而禽兽多，人民经不住禽兽虫蛇的侵袭和危害。有位圣人出来，用树木筑巢以避免各种禽兽的侵害，因此，因此，人民爱戴他，让他来统治天下，他被称为‘有巢氏’。人民吃野生的瓜果和生的蚌蛤，腥臊难闻的气味伤害了人民的肠胃，人民多疾病。有位圣人出来，钻木取火来去掉食物腥臊难闻的气味，人民爱戴他，让他来统治天下，他被称为‘燧人氏’。中古时代，天下发洪水，鲧和禹治水，疏通河道。近古时代，桀和纣残暴昏乱，商汤和周武王就讨伐他们。假如在夏朝还有人用树木筑巢和钻木取火，一定会被鲧、禹嘲笑；假如在殷、周时代还有人治水通渠，一定会被商汤、周武王嘲笑。那么，当今还赞美尧、舜、汤、武、禹的方法的人，也一定会被当今的圣人所嘲笑。正是因为这样，圣人不向往远久的古代，不效仿长久适用的规则，而是研究当今的社会情况，并据此为它制定应备的措施。”
在韩非子看来，那些想用先王的治国之道来治理当今社会的人，都是“守株待兔”的人。
韩非子又说：“古时候男人不耕地，是因为草木的果实足够吃；妇女不织布，是因为禽兽的皮毛足够穿。不花费力气就能得到充足的生活资料，人民并且财物有所剩余，所以人们不争夺。不用厚赏，也无需重罚，人民的生活自然安定。现在的人有五个儿子不算多，每个儿子又有五个儿子，祖父没死就有二十五个孙子。人多而货财少，努力劳动而供养微薄，所以人们相互争夺，即使加倍的奖赏、屡次的惩罚也不能避免社会的动荡不安。”
韩非子主张，抛弃前人的治国之道，而用重刑来治理国家。由此可见，韩非子过于强调法律的作用，这也正是法家的不足之处。但是，韩非子思考问题的方法，却值得我们借鉴。
生活中，有许多人像韩非子所说“守株待兔”的农夫一样，不懂得灵活地思考问题，一味地死守狭隘的经验。一句“经验可贵”，便让他们迷信经验，不敢走自己的路。不可否认，经验的确有宝贵之处，但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毫无保留地把别人的经验套在自己的身上。我们要做的是吸收其中的精髓，然后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摸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
总之，经验虽然很宝贵，但我们绝不能被它蒙住双眼，任它摆布。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再辅以经验的帮助，才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
勿以貌取人
韩非子认为，以貌取人，是没有丝毫的科学依据的，这样做只会埋没人才。
在《韩非子·显学》中，韩非子有非常精彩的论述：
“只看制剑时加的锡和剑的成色，就是善于铸剑的区冶也不能断定剑的质量。”
“开马口，观马齿，端详马的外表，就是善于相马的伯乐也难以判定马的优劣。”
“仅看一个人的容貌、服装，仅听他的言谈论说，就是孔丘也不能断定他是否能干。”
识人不能以相貌为标准，这是因为相貌不能反映人的实际情况。奸诈的人，虽对人暗藏杀机，却以笑脸相迎；善良的人，虽有菩萨心肠，对人也可能怒目相向。一个长得丑陋的人，或许是一个至善至诚的人；而一个艳丽无比的美人，心肠可能比蛇蝎还毒。
人的外貌和内心的关系正如现象与本质的关系。尽管现象是本质的表现，两者相互关联，但现象不是本质。人的外貌有时是其内心的反映和表现，如人内心的喜怒哀乐，常常能从人的表情中显露出来。所谓“察言观色”，就是通过对人的语言和表情的观察和分析，来揣摩人的内心世界。但是，并非人人如此，有的人喜怒不形于色；还有些人心里一套，表现出来的又是一套。后者，表里不一，城府很深，他们善于隐藏自己的情绪，常常使人上当受骗。
那么，又该如何鉴别人才呢？
韩非子说：“用剑在水上击杀鹄雁，在陆地上砍断马匹，就是奴婢也能分辨出剑的利钝。”
“把马套在车上驾驭它奔跑，看它最终跑到哪里，就是奴婢也能分辨出马的优劣。”
“一个人只要让他担任一定的官职来试用他，责成他做出一定的功绩，就是普通人也能毫不怀疑地分辨出这个人是愚蠢还是聪明能干。”
总之，仅凭外貌难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真正的人才，但如果到实践中检验，就很容易做出正确的判断。
做人一定要讲信誉
韩非子在《说林下》中讲：
“齐国攻打鲁国，索要鲁国的谗鼎，鲁国给齐国送去了一只假谗鼎。齐国人说是假的，鲁国人说是真的。那么，怎么验证真假呢？齐国人说，让鲁国乐正子春来验证，我们会相信他的。鲁国国君要乐正子春去齐国，乐正子春说：‘为什么不拿真的送给人家呢？’鲁国国君说：‘我爱它。’乐正子春回答说：‘我更爱惜我的信誉。’”
韩非子以欺骗和说谎为耻。
生活中，许多人为了取得一点小利，就拿自己的信誉做赌注，这是一种多么可悲的行为啊！
一个人尽管得到了一点利益，然而却落得为人指责、受人嘲笑的下场，他出卖的是人格、是尊严、是名誉，出卖的是一个人最值得珍惜的东西。
韩非子认为，不为利动，没有私心，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言行一致，这种美誉的价值比从欺骗中得来的利益大过千倍。
没有美好的品德，不能做到言而有信，这种人是很危险的。他们平时也许还能站在正直的一面，但一到利害关头，他们就会背弃正直，做出背信弃义的事。
他们的谎言也许不会立即被戳穿，但谎言终归是谎言，到了最后，这种人终究是得不偿失。他们不明白，在他们得到一点利益的同时，他们的人格却由此一落千丈。
韩非子在鄙视鲁国国君不讲信誉的同时，也赞扬了乐正子春的诚实可信。诚信是一个人最优秀的品德之一。
韩非子十分看重诚信，他在《韩非子》一书中讲了许多诚实守信的故事。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有：
“魏文侯与虞人约定了打猎的时间。第二天，正好遇上刮大风，左右劝魏文侯不要去，魏文侯不听，说：‘不行，以刮大风为借口而做失信于人的事我不干。’于是冒着大风亲自驾车去通知虞人罢猎。”
诚信的人不说谎，不欺骗。他们把信誉看得比生命还宝贵。诚信的人会受到别人的爱戴，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会得到别人的信任。诚信的人有好人缘，他们的事业也更容易得到别人的支持。
领导者应做下属的榜样
韩非子认为，君主应该是世人的榜样。
韩非子列举事例，用许多生动有趣的故事来类比论证他的观点。
韩非子说：“越王勾践喜欢勇敢的人，国内的人民大多不惧死亡；楚灵王喜欢臣下身材苗条，国内多有为了腰细而忍饥挨饿的人。”
在韩非子看来，喜欢勇敢而不惧死亡、节食以使身材苗条，这些事虽然难以做到，但为了迎合君主的爱好，都做到了。
韩非子又说：“齐桓公喜欢穿紫色的衣服，致使紫色的衣服在全国流行。当时，五匹还没有染色的布还换不到一匹紫色的布。齐桓公对此很忧虑，就对管仲说：‘我喜欢穿紫色的衣服，所以紫色的衣料特别昂贵，全国的百姓都流行穿紫色的衣服而没完没了，我该怎么办呢？’管仲说：‘想要止住这种风气，为什么不试一下您自己不穿紫色的衣服呢？您可以对左右侍从说：我非常讨厌紫色衣服的气味。如果这时正好有一个穿紫色衣服的侍从进来，您一定要说：靠后一点！我讨厌紫色衣服的气味。’齐桓公说：‘好吧！’齐桓公依照管仲的话去做，当天，君主的侍从便没人穿紫色的衣服了；第二天，都城中的人没有穿紫色的衣服了；到了第三天，全国都没有人穿紫色的衣服了。”
韩非子还说：“邹国的国君喜欢佩挂长帽带，他身边的人也都喜欢佩挂长帽带，致使长帽带非常昂贵。邹国的国君为此感到忧虑，就问左右近臣，有什么办法。近臣回答说：“因为您喜欢佩挂长帽带，百姓也就跟着佩挂长帽带，所以长帽带才非常昂贵。”于是，邹国的国君就剪断了自己的长帽带到宫外巡视，从此邹国的人便不再佩挂长帽带了。”
正所谓“上行下效”，即君主怎么做，下面的人就照着样子学，由此可见君主榜样作用的重要性。
推而广之，领导者同样应该做好下属的榜样，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使下属对你心悦诚服。
用人不避亲仇
韩非子认为，用人必须以才能作为标准，不因为他是自己的仇人，而心存偏见；也不因为他是自己的亲人，而怕人非议。
在《外储说左下》中，韩非子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中牟县没有县令，晋平公问赵武说：“中牟县，是我国非常重要的地方，就像邯郸的肩臂和大腿一样，我想找一个优秀的县令，派谁去可以呢？”
赵武说：“派邢伯子去可以。”
晋平公说：“他不是你的仇人吗？”
赵武说：“私人的怨仇不带进公事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