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出了1946—2001年，新产品市场的“先者”的生存状态，表格第二列的小括号内的数字是率先进入者进入市场的年份，表格第三列中“失败”旁边的小括号内的数字是率先进入者退出市场的年份，表格第四列中的资料是当前市场该产品的市场领先者的名称和进入市场的时间（其中带的品牌是经过多年市场竞争，截至2001年底依然保持市场领导地位的率先进入者）。
很多优秀的经理人遭遇职场瓶颈后黯然离场，不少看似欣欣向荣的企业如昙花一现般迅速消亡，他们要么陷入自己的“傲慢与偏见”里，坐以待毙；要么追随成功者的脚步，跟风模仿炒剩饭，永远做不成“带头大哥”。在创意时代，要想活下来，活得好，就不能按常规套路出牌。当你觉得扭转乾坤无力、野蛮生长无望的时候，反常规思维会告诉你：“不，可能！”著名创新思维专家王健教授提出了起点超越、性质超越、时间超越、境界超越等一系列创新法则，告诉你如何突破思维障碍，不走寻常路地思考问题，抢占先机。
该项调查的样本总数是46。根据表1—7的数据资料统计，总共46个“率先进入者”中有21个生存下来（截至2001年底），“率先进入者”的生存率是45·65%。在21个生存的“率先进入者”中，有9家（42·86%）仍然处于市场领先地位。“率先进入者”的市场平均领先时间长达18·11年。可见，“先者”在存活率方面具有显着优势。相对其他千千万万个市场跟随者来说，“先者”的存活率高达45·65%。
4·“先者”有较高的品牌回忆率
在“先者”品牌回忆测试中，被访者得到一个品牌列表，其中共有4个产品类别，每个产品类别分别由5个品牌组成。要求被访者根据自己的经验判断，分别勾选出每个产品类别的“先者”品牌。为了减少随意猜测的成分，问卷设置了“无法确定”这个选项。
在4个产品类别中，“先者”的平均正确辨认率高达77·6%，说明消费者都能较准确地回忆起各类产品中的“先者”品牌，可见消费者较易记住“先者”品牌的地位。
接着，我们再观察一下各个产品类别中其他品牌被误认为“先者”的平均概率（以下简称“误指率”a）：个人立体声音响的误指率为4·38%，二合一香波的误指率为7·28%，汽酒饮料的误指率为4%，泡沫矿泉水的误指率为3·78%，所有产品类别的平均误指率仅有4·86%左右。再看4类产品中，被访者无法确定“先者”品牌的平均概率是13·98%。
“先者”品牌回忆测试结果
本文所指“误指率”主要说明正确辨认率的宽容系数。比如70%的人知道某种商品，但其中5%的人可能认错，所以70%需要打点折扣，故人为设计一定的“误指率”。
类别/品牌
被认为“先者”品牌的次数
“先者”品牌正确辨认率（%）
二合一香波
如果品牌的“先者”地位与消费者的购买选择过程关系不大，那么在本项测试结果中被访者对“先者”品牌的平均辨认率就不可能高达77·6%。这些数据表明，对消费者来说，品牌的“先者”地位是一个显着的特征，比较容易记忆。绝大多数消费者在接受品牌信息的时候，是非常注意它们的“先者”地位的。
5·“先者”有较高的名称复述率
为了测试“先者”品牌（即使已经不再是品牌领导者）能否被回忆起来，“先者”名称复述测试选择了4类产品，它们的“先者”品牌已经不再是市场的领导品牌。要求被访者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复述出所有与这4类产品相关的品牌名称。
罗列了各类产品中被复述出来的主要品牌名称。在3类产品（个人电脑、冰啤和水果酸乳酪）中，“先者”品牌名称的被复述次数远远高于其余的品牌名称，而只有在CD播放器这类产品中，“先者”品牌名称的被复述次数屈居第四位。
4类产品的“先者”品牌名称的平均被复述率达到26·63%。与此相对的是，个人电脑产品的其余品牌（除“先者”品牌以外的品牌）的平均被复述率是3·78%，冰啤产品的其余品牌的平均被复述率是8·01%，CD播放器产品的其余品牌的平均被复述率是6·03%，水果酸乳酪产品的其余品牌的平均被复述率是5·28%。4类产品中其余品牌的平均被复述率是5·78%。
从品牌名称的被复述率来看，“先者”的26·63%远远高于其余品牌的5·78%，由此可见，即便“先者”品牌已经不再是市场的领导者，但是它们的品牌名称仍然具有很高的被复述率。
“先者”名称复述测试结果
类别/品牌
市场排名
被复述次数
被复述率（%）
个人电脑
6·“先者”产品更容易被购买
本项调查要求被访者指出他们曾经实际购买过的品牌的名称，然后比较能正确指认“先者”品牌地位的和不能正确指认“先者”品牌地位的两类消费者中分别购买“先者”品牌的概率。
在能正确指认出Sony是“先者”品牌的消费者群体中，有51%的人购买过Sony；在不能正确指认出Sony是“先者”品牌的消费者群体中，只有37%的人购买过Sony。可以发现，那些能正确指认“先者”品牌地位的消费者群体对该“先者”品牌的实际购买率，明显高于不能正确指认“先者”品牌地位的消费者。能正确指认“先者”品牌地位的消费者中，实际购买过“先者”产品的平均比率是58%；而不能正确指认“先者”品牌地位的消费者群体对该“先者”品牌的平均购买率为43·5%，比前者低了14·5个百分点。
购买行为和回忆“先者”品牌地位之间的关系测试结果
“先者”品牌
能正确指认“先者”
品牌地位的购买者比例（%）
不能正确指认“先者”
品牌地位的购买者比例（%）
可见，能够正确指认出“先者”品牌地位的消费者，往往更可能是曾经购买过该品牌产品的人。这意味着对品牌的“先者”地位的认知会促进实际购买。虽然导致消费者实际购买一个品牌的影响因素很多，但是本项测试的结论说明，能否正确指认出“先者”品牌地位确实是影响消费者实际购买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由此可以得出以下推论：“先者”品牌地位更容易被消费者记忆和回忆，而能回忆起“先者”品牌地位的消费者更可能对“先者”产品采取实际购买行为，所以“先者”品牌在消费者购买过程中具有明显优势，“先者”产品更容易被购买。
（第5节）起点与节点进化
历史分叉和进化策略
中国有一句老话：“君子慎始，差若毫厘，谬以千里。”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边境交界处有一座山，山顶上有一所房子，下雨的时候，假如一颗大雨滴正巧在屋脊上摔成两半，一半顺着屋脊流淌，再顺着山脊不断流下去，最后流到了美国密西西比河，另外一半雨滴则顺着另一边屋脊流下去，最后流到了加拿大。本来在初始阶段两者是在一起的，可是一个重要的分叉，却让它们远隔千山万水，这情形有点像着名的“鸭子舰队”。2006年，全世界很多报纸报道了一件有趣的事：
1992年，一家玩具工厂的货船从中国出发，打算穿越太平洋到美国华盛顿州的塔科马港。但是货船在国际日期变更线附近的海洋上遇到强烈风暴，一个装了2·9万只黄色塑料玩具鸭的集装箱坠入大海并摔裂，所有玩具鸭都漂浮在海面上。
在最初3年中，其中一批约1·9万只鸭子走完了约10880公里的太平洋副热带环流的路程，沿途经过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南美洲和夏威夷等地洋面，平均每天漂流约9·6公里。另一批大约1万只鸭子没有跟随“大部队”，而是向北漂去。1993年，当它们漂流到白令海峡时，“鸭子舰队”被冻在浮冰里。在随着浮冰缓慢地向北极方向漂流了约3200公里之后，这支北上的“鸭子舰队”开始南下。当浮冰开始解冻后，这些鸭子终于得以解脱，向美国东海岸漂流了约3200公里，之后又遇上了从加勒比海奔向英国的墨西哥湾暖流，开始漂向大西洋。预计在2007年将抵达英国康沃尔郡海岸。
更有趣的是，这支“鸭子舰队”在全球引发“淘鸭热”。一批海洋爱好者自发组成“追鸭族”，专门监视“鸭子舰队”的行踪。每当“鸭子舰队”即将抵达某个海岸时，“追鸭族”们就会疯狂地涌向海滩，争抢这些鸭子。
而最初从中国进口这批鸭子的美国公司表示，愿意以每只100美元的高价将鸭子收回，但根本没人理睬。因为，在收藏家手中，这些鸭子的价格已经爆炒到每只1000英镑。
这2·9万只鸭子原本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但经过无数随机的变数，竟然“南辕北辙”。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本来也并不大，但经过数年的变迁之后，也会相去甚远。为什么？这仅仅是随机事件吗？背后有没有更深刻的进化策略？
我在同济大学上课时，总会跟新生们讲一件事：我发现学生刚考进同济大学时，相互之间的差距并不是很大，都非常优秀，但是，经过几年的学习后，学生之间的总“绩分点”会差得很远。我认为这是由一种发展的进化策略导致的。为了鼓励学生努力学习，同济大学有一个保研的规则：只要本科4年的总成绩在班级排名为前十名，就可以免试直升研究生。这一政策在开学时都会告知所有的学生。接下来的情况会怎么样演化呢？
假设第一年，有几个学生成为班级前几名，他们就会思考：我现在已经在班级成绩靠前了，那我更要好好努力，争取成绩始终领先。他们就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动力。等第二年、第三年成绩依然位于前列的时候，事半功倍的可能性会促使他们加倍努力，甚至对选修课、体育课等都会更认真地投入，最后他们的绩点就会很高。但是，假设有另外几个学生，第一年因为各种原因，成绩排在了班级最后几名，他们可能会觉得再努力也白费，于是选择不进取的策略，等第二年、第三年成绩更为落后时，他们的策略会发生更大的倾斜，因为保研无望，事倍功半的可能性会使他们选择彻底放弃，投入急剧减少，最后总成绩自然大大落后。
很多人走上某一道路，都和起始状态有关，甚至最终的成功都可以归因于早期的重要成功所导致的巨大激励动能，因此，夸克的发现者、着名的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盖尔曼（MurrayGeli—Mann）就毫不犹豫地宣称，“要做好一件事情的唯一办法，就是一开始就把这件事情做到最好”，发人深省。
由此可见，人生的巨大差异很可能就是由那些关键节点上的不同选择导致的。人生就像一棵大树的枝杈，每一个关键的分叉会影响下一个分叉，最终把我们引向不同的方向。
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
蝴蝶效应的提出者、气象学家罗伦兹（EdwardN·Lorentz）发现，系统的发展对至关重要的初始条件具有敏感依赖。比如，当我们玩桌球时，第一杆击出一个方向，第二杆击出同一个方向，但角度相差了一点点。假设球桌的边沿弹性无穷大，球与桌面的摩擦系数为零，那么，球就会沿运动方向不停地被反弹，结果是，在起始条件下仅仅相差很小角度的两个球，经过无数次的运动后，它们的轨迹将会呈现出难以想象的巨大差异。这还是在常态理想的环境下，如果中间有很多随机变量的干扰，那又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一般而言，系统的发展在初始条件上的差别导致的差异，至少有三种情况。
一是角度上的微小差别，随着时间的推移，两条线段间的开口会越来越大。 两条线段间的开口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大。
二是函数曲线式的差别，两条线段间的开口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出增量的指数性放大。两条线段间的开口呈现增量的指数性放大。
上述两种变化是理想状态，没有考虑线段在衍生的路径中遇到的随机干扰。
三是时间变量式的差别，即使是同一个方向和角度，但时间先后也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差距。典型的例子是，假设两列火车发车时间相同，一列火车正点发车，而另一列火车因事故原因晚发10分钟，那么，10个小时后，这两列火车到达终点的时间会不会仅仅相差10分钟呢？一般是不可能的，晚发的火车在一路上将会不断让车、避车，可能到最后晚点2小时。
这种情况酷似《南方周末》2010年5月20日一篇名为“中国官员如何升迁—北京样本”的调查分析。文章针对一个由来已久的疑问：中国官员的升迁之路到底遵循什么样的法则？《南方周末》的记者对北京近400名官员的履历进行了分析调查，并请教了长期从事官员素质和能力研究、关注其成长规律的北京市委党校专家，发现年龄节点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从概率上分析，北京一个新晋正厅局级官员的平均年龄约在45岁，从一个普通科员成长为正厅级官员，平均需要25年。
事实上，在这25年中，每个阶段都需要在合适的时间内完成所需的跳跃，副处升正处的时间上要尽量缩短。按照干部任用的规定，从普通科员升至副处大约需要12年左右，此后出现分水岭—能否以尽量短的时间完成副处到正处的升迁非常关键。通常如果一个官员能在三四年内由副处晋升为正处，那么他由正处升为副局、正局的空间就较大，而如果由副处升正处的年限太长，那么再进一步升迁时可能遇到年龄的瓶颈。
调查还发现：一个官员的仕途是否顺畅，有一些初始的标准可以衡量。早参加工作、早入党，都是能晋升到高级别官员的有利条件。事实上，很多20岁左右就已经参加工作而且党龄很长的人，往往能在年轻的时候升至较高的级别，而往后就越能相对于同级拥有年龄优势，实现良性发展，进入“小步快跑”的车道。
仕途升迁，只是一个缩影，人生道路的很多情况都一样。
微量演变和富集
溶解的碳酸钙在流水搬运过程中遇到了障碍物而沉淀下来，沉淀下来的碳酸钙又成为障碍物，使后来的碳酸钙也沉淀下来，越积越多，最后形成钙华。壶穴的形成是因为被水流搬运的石头等物体遇上一个小小的坑洼，从此在坑洼中打转，最后将河床磨出一个洞。海岸上一个被波浪拍打出的小小的凹穴，长年累月形成海蚀崖。微量的积累会形成巨大的变迁，但起点和节点的重要波动则可能决定变迁的速度和方向，换句话说，某种微小的优势一旦进入富集程序，便可能引发巨大的连锁反应。正如玻璃表面一旦出现哪怕是最细微的实质性裂纹，这一随机裂纹便有了起点演化的力量，它将引导并最终推动整块玻璃沿袭这一裂纹破碎。
究竟是什么在决定着演变和发展的方向？均衡中新的微小变量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