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魏桥创业集团的张士平和他的家族，全面掌控着这家庞大的企业。从上文讲述不难看出，张士平在与当地权贵的博弈中，因祸得福，后发制人。
在二代接班这方面，低调的张士平也心中有数，他的独子掌管着集团里最赚钱的铝电板块；两个女儿则继续掌管老本行，纺织板块。
名女
光说男的故事，诸位肯定有点犯困。那就说说名门望族中的姑娘们，最传奇的是万宝宝。这年，她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克利翁名媛舞会”，同时参加的中国名媛还有陈晓丹。此后，西方人惊呼：中国终于有贵族了。
这话听起来有点怪力乱神，因为在咱国家，连一般的有钱人家都近乎绝迹了几十年，何谈贵族？呵呵，西方人说话爱用夸张修辞，只能如此解释。
万宝宝和陈晓丹为啥被称为“贵族”代言人？因为她们都是开国功勋的后代，前者是万里的孙女，后者是陈云的孙女。即便如此，也绝对算不上贵族，只能算是格调高一些的“家族”。
这两位当代名媛，儿时记忆大同小异：小时候出门有车队护送，少不更事，便与他国元首坐一个桌子上吃饭，以小女孩天真无邪的小眼神博得众人好感，是两国邦交、建立友谊、居家外出之必备良品。外出之际，坐在空旷的专机上，心中无限惆怅，直到后来坐上去国外的客机，才恍然大悟，原来飞机上可以坐这么多人呀。
多年后，万宝宝投身时尚圈，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专营珠宝定制，这种小众化的私密行当，倒与她的“贵族气质”相映成趣。
在故宫以北的南池子大街，一条深不可测的胡同中，不起眼的四合院，正是万宝宝的工作室。每次现身时尚发布会，万宝宝都是座上宾，身上所穿无不是品牌赞助的衣物，首饰则是自己亲手设计的“BAOBAOWAN”，某次出席某品牌发布会，只是胸前所挂吊坠就价值上百万元人民币。
万宝宝在很多场合说过，自己其实并未依赖家族得到什么好处，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就在自己的珠宝品牌创立之前，她曾以极低的价格持有某公司的40余万股股票，再后来，这家从事IT服务的企业，凭借圈内人称为“傍大款”的SP业务，被评为“突出贡献单位”。
说起这个“突出贡献单位”，名叫神州泰岳。呵呵，经常在股市里混的朋友应该对这个名字不陌生，这家公司凭借“飞信”业务，在与中国移动合作的三年间，分红不菲。具体数字不好说，反正人家不缺钱，据说买写字楼一出手就是几个亿。
创始人叫王宁，倒不是好出身，生在北京，后来随父母下放，四处漂泊，直到考入河北大学才算安定下来。毕业后留校，还担任过校团委书记和学校出版社的社长，再后来他就和那些放弃公职下海的人们一样，跑去创业了。当时，潘石屹也在河北，只不过潘石屹后来去了海南，而王宁则就近来到北京。
在北京，刚开始的日子也是异常窘迫，他甚至一度在中关村站过柜台，好不容易熬过来了，成立了公司，其实还是惨淡经营。万宝宝投资这家公司时，用王宁自己的话来说，“其实快揭不开锅了”。
但是此后不久，神州泰岳就“傍上了”中国移动，承包了这家国字号公司的飞信业务，总之，股价翻着番儿地上涨，最高时达到200多一股。王宁成了身家不菲的老板，而万宝宝也在这波上扬行情中获得巨额回报，这笔钱成了她创业的启动资金。
“村落”传奇（一）
中国是一个村庄的集合体，这是历史。现代化的村庄又在氏族概念上进行了强化，形成了一个个加强版的氏族——以地域划分的城中村。
北京有个浙江村，或者更准确，应该是温州村。这个“村落”以温州人居多，就在天安门广场南边四五公里的地方，这里到处是小窝棚，各种小店牌子随风飘摇，大包小包的温州人进进出出，三轮车、电摩托穿梭而过。
这个看起来光怪陆离的村落，一点都不像地处北京。而这里的绝大多数居民也衣着过气，甚至有点衣衫褴褛的意思。可是后来因为集聚的温州人多了，竟然转换天地，有了另一番景象。
原来，温州两兄弟北上包头贩卖服装，但是款式新颖又价格低廉的时尚服装在相对保守的包头并无销路，两兄弟无奈之下打包回家，路过北京就决定短暂停留，游玩一番。
刚一进北京城，两兄弟乐了，就在天安门附近却有很多沿街叫卖的小摊点，当时北京的城管不像今天这么严苛，于是兄弟俩也把包裹打开，没想到他们的服装很抢手，很快兜售一空。
哥俩决定留在北京，于是租来一间小房，买了缝纫机，开始就地加工服装。这种小作坊生产的服装掐准了当时的经济脉搏，人们对于日用品需求大增，可是规范的成规模的企业尚未出现，兄弟俩就此成了温州村的第一代创业者。
口耳相传，他们的老家源源不断地涌来服装生产者，他们租用的民房区也成了温州村。
这些温州人吃苦耐劳，可是很有生意头脑，总是能“山寨”出各种流行服装，转手一卖就能日进斗金。假以时日，温州人的服装终于在北京的大街上随处可见，这个“村落”也成为那个年代特有的商业传奇。
“村落”传奇（二）
除了城中村，那些共和国历史上有名的“富人村”则大多具有政治意义。大寨、大邱庄、华西村、南街村。
大邱庄早已化作往事，禹作敏的霸王作风让这个天津郊区的村落声名鹊起，硬邦邦的经济效应令其成为“新农村”的典范。成也霸权败也霸权，最终因为漠视法纪，被胜利冲昏头脑，私设公堂闹出人命，他却执迷不悟包庇罪犯，被办了。
大寨更是作为历史的标本存在于山西的群山中，老书记郁郁而终，接班人郭凤莲捡起尘埃，顺应形势，办企业，图转型，多年积累的人脉还是帮上了忙，不过最终也是风吹雨打去，一派消停了。
现存的最风光的村子要数华西村了，吴仁宝治下，位于江南水乡的村落犹如开了外挂，产业越做越大，怎奈也陷入了“村霸”的窠臼，全村95%的产权由其儿子把持，兼并了周边几个村庄之后，把所有村民都牢牢套进了村办企业，工作强度之大，甚至比城市白领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财富效应而言，华西村无疑是成功的，可是笔者的感觉大概和所有外人一样，有点怪怪的，它既不是企业，也不是权力机构，但又兼而有之。生活其中的人们，说不清幸福还是犹疑。
这些村落，是不是会成为国家一种全新的产业示范模式？
骨子里的官本位
家族力量来源何处？团结、不见外、世外桃源……似乎是，但背后的深层原因，还是脱不开“官本位”。即便不是富起来的村落氏族，即便只是城市里的豪门，也是一个逻辑。啥豪门啊？体制与权力就是豪门。如果村落的白马只是王子的坐骑，那城市里的白马就是唐僧的白龙马啦。
笔者试问，柳传志、王中军、王文京、陈东升、任志强……这些北京城里有名的企业大腕儿，他们有什么共同之处？
答案不言而喻，体制内混出来的。就连海岩、刘震云这两位腕儿级人物也逃不开“体制身份”。五星级昆仑饭店的总经理是海岩，没错，就是那位写过《便衣警察》、《永不瞑目》的作家，人家可是多元化人才，早年间，当过警察，后来下海经商、业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至今其身份档案依然挂靠公安部；大作家刘震云的“组织关系”，则是在农业部。至于后起之秀如潘石屹、李彦宏、冯仑等人，都是在地产和高科技行业，为啥啊，因为有政策扶持啊，也算是体制内。
这年月，这些人从体制内跳出来，回忆往事说自己很惨，其实这有点儿装了，就算冯仑这种被单位改制改掉铁饭碗的，终究还是比普通草根要更有背景，因为他创业前已经身处一个非常有优势的圈子了，这圈子就是他下海经商还能做大的有利后盾啊。
体制就是豪门
体制中人凭借他们的职业优势，对中国走势有了比常人更准确的把握。于是这些人率先下海，靠着手中的资源优势，迅速积累了大批财富。当年，全国范围内少说也有十万体制内的干部下海，多年后人们把这年下海潮的体制中人称作“92派”。比如：王文京当时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财务司上班，陈东升就职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王中军则任职于国家物资总局，任志强是朝阳区下属华远公司的负责人，柳传志则不满足于中科院的科研生活，准备做点攒电脑挣钱的活儿。
你瞧见了吧，他们都是日后的富豪，有钱人哦。但是在当时跳出体制之际，也不过小角色而已，每个月工资就那点儿，财富？不沾边儿。但是你不知道，人家手里有无形资产，那就是权力资源。
王文京做用友软件是因为在财务司工作的时候，机关系统实施财会电算化，作为负责人，他由此认识了好多单位财务口的朋友，之后自己出来做公司基本上是水到渠成；陈东升做拍卖行，也是受到熟人、老上司的“撺掇”，第一笔生意也都是熟人买下；王中军更是有一个在北京某郊区政府当一把手的老丈人，而且一大帮爱玩的朋友都帮上了不少忙；任志强、柳传志就更无需多言，背后的故事太多，父辈都是高官。
这就叫豪门，不服？不“扶”你就尿裤子上吧……
里应外合
在改革的前沿阵地广州，有很多从原有体制内跳出来的公职人员，张力正是其中一员。1993年，他从广州市天河区政府辞职下海已经五年了，这五年里，他做过装修，揽过工程，吃的苦难以计数。
开始，他是个小包工头，接个总价四万元的工程简直觉得登上了天。发展了一年，张力小有名气了，而且又有以前的关系，就能接到数十万的工程。
这个时候，还是走空吃空，包工头其实就是个皮包公司，他的所有企业证照都装在随身的包里，合同都是现场谈妥，现场手写，写错字就得重写，每份合同还要抄几遍。张力说他的字就是这么练出来的。
合同签订后，再跑去买建材，然后进场施工，张力要担任监工，当时每天睡觉不超过五个小时。
做装修一共挣了不到十万块钱。张力的野心就大了起来，他投资建了一个瓦厂。可是工艺不够，产品滞销，钱一下赔光了。过年的时候，还欠着工人们工资，张力的母亲就把家里的积蓄都拿出来救急。
后来情况稍有好转，张力接到了一个大工程。但这也是一段最难熬的日子，张力每天都吃最便宜的饭菜，后来得了肝炎，还以为就此一命呜呼。吉人自有天相，从医院出来后，他又马不停蹄地开始新征程，工程不能停，那简直比命还重要。
通过这项工程，张力赚到了第一桶金。
此时的广州房地产开始火热，张力凭借地理优势，邀请来自香港的商人一起合资组建了地产公司，这家公司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广州富力地产。
公司成立第一年，富力就连续推出三个项目，可是由于资金不足，地块都在不怎么热闹的城郊。过了一年，张力发现许多广州的老国企由于旧城改造正在大规模外迁，这是一个契机，外迁的国企留下的土地是地产商们虎视眈眈的肥肉。
凭借体制内的关系，他很快就谈妥了一块地皮，这也是他们的第一个市内住宅项目，名为富力新居。
这块地要说起来也不算多好，紧邻煤场与铁路，环境很差，但是张力觉得地理位置很不错，就大胆买入，之后投入巨资平整地块，建好之后，人们排队购买。当时的市场上，住宅项目也并不多，张力的运气不错。
此后，这家合资背景的企业有了底气，开始大幅拿地，并确定了专门收购老城改造的核心地段地皮开发住宅与商业项目的模式。此后，一个个人所共知的项目诸如富力广场、富力城等，成为富力的品牌。这些项目的所在地，几乎清一色都是老牌国企外迁之前的用地。
由于在体制内待过，张力很了解这个国家的政策走向。改革开放以来，他也用实践证明着一件事情——在中国做商人，要在商业上大胆奋进。
比如广州富力广场，这里原来是广州铜材厂和化工厂用地，如果要买下该地皮，需要先支付给工厂数千万定金，这是一笔巨额资金，况且此时政府尚未正式批准。张力后来决定，钱要给，要让对方感受诚意；但不必一次性地给，可以分期付款。
此后经过谈判，对方同意了，即便如此，用快速开发的模式来弥补资金不足依然冒着巨大风险，幸运的是，项目建成后很快就销售一空。
张力也深深明白了，地产行业，拿地一定要狠心。多年后，富力在北京用32亿元天价拿下地块，建造北京富力城，就一点都不意外了。
就这样，富力一年一个台阶，从1995年的千万资产到后来的近千亿身价，成就了一个体制内与体制外里应外合的财富故事。
“天才”背后
所谓光鲜的背后必然有不为人知的秘密，也许你宁愿相信世界太平美丽无限，而且还要反问那些愁眉苦脸的人，哪儿那么多阴谋啊？
笔者举一个例子，你就明白了。根据韩国媒体报道，朝鲜在军队内宣传新任领袖金正恩，塑造了一个“天才”的形象：话说这金正恩3岁就敢开枪，9岁成为神枪手；3岁还学会开车，不到9岁就开着大卡车飞驰100多公里，安然无恙。呃，咋都和3岁、9岁扯上了？此外，金正恩“没有不会的运动”，打篮球更是一把好手，比奥巴马还牛。美国总统顶多是业余爱好者，金正恩却比一般的职业球员还厉害；比职业选手厉害的项目还有骑马……
算了，管你信不信，反正笔者是不信。
这就是“天才”背后的秘密。接着上面的话题细聊。就比方说王文京，这小伙子15岁就上了大学，母校是江西财经大学，4年后不满二十岁的年纪就分配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财务司。
进入国家机关单位，年少的王文京和一个叫苏启强的同事成了好朋友，两人时常天南地北地海聊，单位进行电算化改革的点子就是俩人聊出来的，有了这个计划，二人正好赶上国家扶持高科技的浪潮，自告奋勇向领导请愿，帮公司实施电算化改革。领导当然同意了，因为这是国家支持的。
很快，两个年轻人就开始“内部创业”了，在实施这个计划期间，王文京结识了中央机关财务工作的几乎全部人员，他的工作也让大家认可了这位聪明又年轻的小伙子。
两年之后，王文京忽然意识到完全可以自己办一家公司嘛。做什么公司呢？就做财务软件，反正他在之前两年已经把中央机关的电算化网络铺设好了，自己搞一个财务软件卖给这些单位，他兴奋地睡不着了。
快刀斩乱麻，说干就干，王文京开发的这款软件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用友财务软件。没过几年，他的愿望就实现了，用友软件年销售额上亿元，他本人也成为人大代表。
王文京是个天才，但是天才背后还有一个体制，如果没有这个背景想做成这件事，估计至少要增加几倍的难度，而且没人能随便想到如此的创意。
生意，有时候光靠天分是远远不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