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逆的高干子弟
那你说体制豪门中都是这种水到渠成的故事吗？也不见得，人家也懂得一个道理，不经历风雨不能见彩虹。就以高官子弟任志强来说，其父是共和国的一位在任38年的部长，十足的高干家庭。但是任志强本人很叛逆，他的第二任妻子是天主教徒，他说因为有坚定的信仰，所以不会和他闹离婚；他的女儿与他的年龄相差50岁；他的年薪千万元，可他说实际根本没领过那么多；他顶着舆论压力，强硬地抛出自己的观点：地产商只为富人盖房子，穷人应该由政府管。社交工具微博兴起之后，他成了发微博最勤快的公众人物，在微博上，他给人的印象不像个富人，倒像是处处为穷人说话。
此人生性倨傲，时而卖萌，是个真性情，更是个硬骨头，见过世面，也吃过苦。年轻时候在延安插队，经常进行各种比赛，一次任志强没有得第一，休息时，任志强从熊熊煤炉中拿出一块通红的煤球，招呼大家过来点烟，此时煤球把他的皮肤烫的声声作响，发出阵阵焦味，别人一看，赶紧把烟凑过去。
有个段子是任志强的好朋友潘石屹讲的，他说：一般人碰到有些身患残疾的人，都会善意地叫他们残障人士，可是任志强一定说，瞎子、瘸子，人家当然不爱听，可是任志强会反问，难道我说错了吗？
1992年之前，任志强经历了插队知青、军人生涯，后来转业进入北京怡达公司担任副总。这是一家小型的集体企业，至于如何转业进入公司，无人知晓。这事，和他那位担任副部长的爸爸，貌似也没什么太大关系，要有关系就不止于此了吧。
刚开始做企业的任志强，还是像个军人一样，把每个事都做的落地有声，但这个集体企业要挣钱，业务竟然是卖油饼——据他自己回忆，凌晨四点多就要开工，整整一天不停歇，直到晚上11点关门，就点钱算账，数着数着就睡着了。这可不是因为钱多，油饼一个六分钱，一碗糖浆三分，算账时数钱都是一分一分的钢镚儿，得把钱放成一队，整整一桌子估计也就几十块。
任志强回忆起来，咱可是苦出身呐。
就这么干了几年，任志强表现出色，做事认真，出任北京市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建设部经理。这下，大家应该看清楚了。转业去小公司的这几年，这就是入职锻炼啊，真正的平台是华远。
鲤鱼跳龙门的经历，不由得令人浮想联翩。事实上，以笔者对政商圈子的了解，这个事情再正常不过了。任志强第一是下乡知青，第二是军队干部，转业之所以没进国家机关，和任总的个人志向有关，但好歹也是国企啊。很多年后，他说过自己从未想过要从政，只对做生意感兴趣。
任志强是一个高干子弟，也是一个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在市场化的过程中，他对西方经济学如痴如醉，这样一个人，让他进机关走仕途，岂非暴殄天物。
低干子弟，伤不起
高干子弟大多经商，你懂得，无形的资源会幻化成无数的金元。但是中国人这么多，官民比例是史无前例的1∶28，这是啥概念？跟美国比一下就知道了，美国是1∶130。也就是说，每28个中国人里，有一个是当官的，但是美国人130个里面才有一个。
中国人本来基数就大，官员也多，子弟自然也多。资源就那些，那就抢吧。谁的背景硬，谁就能抢到呗。话说官分N级，低级别在低级别的格子里抢，高级别在高级别格子里争，可偏偏有个家伙要脱离低级别，进军高级别。
这人叫朱新礼。多年前，他在山东沂源县外经办公室担任副主任。官场厮混多年，也算小有成就，且上升潜力不小。可是体制内的日子规律又没有新意，办公室一共六人，一个是主任，剩下几个都是副主任。每天的工作就是开会、审批文件、喝茶。
这年，基层干部朱新礼忽然像是开了窍，打算放弃公务员身份。他找到县委书记，要求被调到全县最差的企业当负责人。县委书记了解情况之后说，行，那你去试试。
朱新礼就被派到县里的罐头厂，这个厂子一直生产水果罐头，可是到了此时，罐头销路不佳。朱新礼就想着换一种产品，纯果汁。套用现今网上的流行语，果汁明显比罐头“高端大气上档次。”
来年春天，朱新礼就带队前往德国和瑞士购买水果生产设备和冷灌装生产线。这一趟开了眼，先进生产线就是不一样。
可是好机器，价格也非常昂贵。朱新礼有办法，他听朋友们说，国家有政策，叫补偿贸易，就是先向厂家赊购设备，到了约定期限，用厂里生产的产品冲抵设备款项。
老外接受这个做法，可是又信不过这位来自中国乡下的基层干部，朱新礼需要找银行做担保，给老外一个信用凭证。
这个好说，他利用原来的官场人脉，拿到了银行开具的信用凭证，运气也站到了他这边，过了十来天，一起金融诈骗案在全国引起轰动，银行从此再未出具信用凭证。
之后，朱新礼的市场之路走上了正轨。终有一天，他带着钞票来到北京郊区顺义，山东基层干部朱新礼就此成为北京的富商。
朱新礼在北京，有了更好的平台，加入了更多的人脉圈子，和当地的领导关系那叫一个硬。
可是，他毕竟只是一个基层干部出身的商人，虽然他很努力，可是有些事情不能由他控制。
他想把“汇源”当“猪”养，养肥了就卖个好价钱，可是，这个企业并购方案被“有关部门”一票否决，为啥啊？表面上是出于“反垄断”，国内第一果汁企业不能再卖给可口可乐这种巨头了，两强联合，那其他小企业、消费者还玩个啥？呵呵，笔者觉得这理由也挺幽默，小企业每年都要死掉一大半、消费者有问题找消协投诉那叫一个肉包子打狗，怎么不见得有关部门在这些时候施以援手？其实，更深层的原因，还是笔者前面说的：朱新礼只是来自山东的小官，他的个子不够高哦。
游戏有风险，玩起来要谨慎
不管你承认与否，接受与否，“官本位”就在那里，不离不弃。于是，大多数人只好妥协，要不咋办啊？总不能剽悍地切腹以示抗议吧。
话说回来，生活还要蛋疼地继续。那些妥协了的人们，则钻到了将“官本位”这个概念与金钱进行置换的游戏中，游戏虽好，可不要贪多哦。
多年前，年少无知的笔者刚进入圈子。某次，在朋友组织的趴体中，有个河南房地产商和笔者比邻而坐。这种商业味道浓郁的“宴请”，大多数人也参加过，虽然在座有说有笑，可其实都各怀心机。笔者不喜欢这种局，但有时候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就是这次聚会，坐在身边的河南老板推杯换盏，开始絮絮叨叨地拉着笔者聊天。他说他手里有1000亩地，位置很好，就在某知名风景区，这块地该有的手续都有，也交了几百万定金，可是卡在相关部门就是不给他办最关键的土地权属证。那个时候，还未实行招拍挂制度，土地交易过程中不知有多少潜规则（当然，现在依然很多，有合适的机会，笔者能讲出一大堆这背后的段子）。他一次次“酒精考验”有关领导，但钱花了不少，事一直悬而未决。
这老板说着说着就骂起娘来，狠狠干掉杯中的酒。笔者看这情形，不觉心生一计，由于笔者本科毕业于河南一所名校，还真认识主管那地方的相关领导。于是，年少无知的笔者在酒精刺激之下，承诺帮这位河南老板做个介绍人。
老板听闻，也很兴奋，他信誓旦旦，如果这事办成了，一定给笔者高达六位数的酬谢。
六位数啊，明友！那时，笔者大学刚毕业，虽有份旁人羡慕的工作，可一个月到手的钱不过几千块。面对六位数的酬劳，谁不心动。
为接下来讲述的更清楚，姑且把“出资方”河南地产老板叫甲方，帮助解决土地权属的一边称为乙方。
一星期之后，笔者精心安排了一个饭局，甲乙双方各自来京，在某家私人小会所见面。美丽动人的茶艺师，古香古色的包间，口感甘醇的极品绿茶，那天笔者心潮澎湃，面带笑容，仿佛即将迎来人生的升华。
等到双方都进入包间，笔者就知趣地退了出来，几个小时之后，河南老板出来了，但是脸色铁青，也不看笔者，径直离去。
具体怎么谈崩的，笔者并不知晓。只是送这位河南老板离开的路上，听到了一些细节，之后又通过和别的朋友打听，才知道事情原委：原来甲方也很警惕，害怕上当，就带了一位号称阅人无数、非常资深的朋友一起作陪。
事情就坏在这位“资深朋友”身上，此人咋咋呼呼，进了包间还未进入主题，就直接开始盘问对方的身家背景，甚至问到了人家的祖父辈，他还自称是某开国元帅的远房亲戚。
乙方受到如此不礼貌的对待，也有点搓火，他反问这位“资深朋友”，您既然这么能耐，咋不自己把这事儿给办了。
就此，双方就很不愉快地进入死循环，都认为对方没诚意，也就无果而终了。
笔者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河南老板到达机场后对笔者的那种疑问的眼神，分明在心里说，你这小骗子，想做局来坑我？
但笔者以身家性命作保，乙方是绝对的实力派。因为若干年后，笔者在网上读到一则新闻，竟是乙方被双规，此时的他已经是一位中央的实力官员了。
看到报纸的那一刻，笔者忍不住问候了那位“资深朋友”的列位先人。不过，冷静下来，笔者也想，亏得那年事情没办成，如果办成了，没准笔者也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那若干年后锒铛入狱，也说不定。
经历此事，笔者深深感慨，啊多么痛的领悟——很多事情看似简单，可是背后也要付出巨大代价，这个游戏，不能霸王硬上弓，也不能一路走到黑。更重要的是，千万不要以为世界上有免费的午餐，如果没能力承担代价，那最好还是敬而远之。
“在商言商”只是一个理想
忽闻内地某商界大佬在圈内人聚会中说了一句“在商言商”，意思是大家以后聚在一起少谈政治啊、形势啊这些东西。可是，与其说这是一种自保，倒不如看做一种苟且。在时下的商业圈子里，很难做到在商言商。
赵某是清华紫光集团的BOSS，清华系企业被他玩了个遍，也算系出名门，高材生，又心狠手辣，背靠紫光大国企，好生得意。但是了解其人之后，就不会这么认为了，都觉得此人心眼太多，且手段比较下作。
他的成名之路，基本上是血雨腥风，有一股柯南的劲儿——走到哪儿，就让别人死到哪儿。呵呵，当然不是说真的“死”，反正是有其人之处，怨声载道。
这年，紫光与北京某郊区合作开发一个园区，派出了三名高管，全权负责开发事宜，区政府负责各项手续审批。
按说，政企合作，大好天地啊。在刚开始的几年，确实如此，眼瞅着园区建成了，此时赵某入主紫光，开始洗牌。下属的企业都被其全权控制，负责人全部换成自己原先的公司心腹。唯独到这个郊区的时候，玩不动了，原来那三位高管与区政府已经达成一致，真让总部接手，项目少则停工，多则烂尾。因为从设计到建设，都是这三位高管在负责，途中易人，商家大忌。
区政府明白这个道理，从中斡旋。怎料赵某根本不把小小的区政府放在眼里，人家心想，我多高的级别，大型国企，你一个郊区政府，还想跟我当和事佬，不见。几次三番，连区长都出马了，还是不成，反正是要全权接手这个园区，让不听话的那三名高管走人。
最后，高管走了，又开始骚扰股东会。原来，这家园区在注册企业的时候，一共六家股东，紫光是最大的一家，但是它一家的股份抵不过剩下几家的总和啊，剩下几家都抱团和他斗，也获得了区政府的支持。
套用笔者朋友的话，紫光再大，终究是企业，郊区再小，终究是政府。这就是典型的摆错了格子，最后呢，通过正面交锋、侧面交锋、反面交锋，企业最终还是败了，区政府对园区进行重组，紫光被踢出局，白干三年，分红一个子儿没见着，还落下一身的骂名。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以后再和郊区合作，谁敢碰你啊？你所谓的在商言商，在这个环境下，怎么可能呢？
八面玲珑
正因为单纯地讲商业只是一个理想，所以但凡那些成功的大富豪，绝对都是八面玲珑之人。
1925年8月27日，郑裕彤生于广东顺德，众所周知，这是一个穷人家。
13岁这年，日军打到广州、香港，为逃避战祸，初中尚未毕业的郑裕彤被迫辍学，一个人来到尚无战事的澳门，家里五个孩子，郑裕彤是老大，经常断粮，连米饭都吃不上，远走他乡实在前途未卜。
郑裕彤刚来澳门，进入一家金店，却还没有资格当学徒，学徒是学习如何做首饰，郑裕彤只是个普通的扫地工，不过心明眼亮的郑裕彤逮住机会就观察老板怎么做生意。
这家金店，后来成为华人世界最知名的珠宝行——周大福。
当时金店老板叫周至元，此人在广州做过生意，和郑裕彤的父亲算是朋友，两家的孩子还指腹为婚，郑裕彤后来娶了周老板的女儿周翠英。
可是，当时的郑裕彤还不知道这些事情，周老板也怕他产生骄狂怠惰，一直瞒着他。郑裕彤倒是老实上进，安心做着自己的扫地擦桌子工作。
就这样做了差不多四年，日本人战败，郑裕彤从澳门来到香港，独自做生意。此时他已成家，来到香港成立了周大福分店，全面负责店铺运营。不过此时的郑裕彤已经不再是小伙计，他一般在店里只待五个小时，然后就跑到外面去考察别的店铺，看人家是怎么做生意的，这个从小养成的习惯一直保留了下来。
俗话说乱世藏金，盛世扶玉。乱世已经过去，盛世即将到来，珠宝必将打开市场。1955年，通过长期观察，郑裕彤看到了珠宝行业的前景，于是开始兼营珠宝生意。
郑裕彤回想当时情景，认为只做黄金的话，不利于接下来的发展。1950年代的香港，百废待兴，就像他在1990年代到北京参与京城改造时一样。
此时，郑裕彤也获得了周大福的全部经营权，他也就此展开了生意场上的大变革。
香港那时候的黄金成色普遍为99金，郑裕彤则首创了成色更高的9999金，这种全新的手艺立刻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周大福也成为高品质高纯度黄金的代言。
无论富豪身后的背景是什么，自己售卖产品的品质都是其成功的唯一必须前提。郑裕彤对周大福的改革正是基于此种考虑。
很多店家以次充好，成色不足的黄金当做99金来卖，长此以往，买家对金店自然失望。郑裕彤为避免丧失市场对黄金卖家的整体失信，自然要先人一步。这是关乎长远发展的问题，如果固守成规，赚钱当然不在话下，但郑裕彤想做的更久一点，所以宁愿损失眼前的利益，换取更可靠的将来。
三个月之后，周大福的黄金纯度得到市场认可。很多买家会拿买来的黄金去当铺抵押，此时当铺就会告知他的黄金值多少钱，周大福普遍比其他金店的产品高出不少，这就是长远效应。
到了1960年，郑裕彤这个八面玲珑的商人开始“讨好下属”——改制后的周大福珠宝，给员工派发股份，并引入现代管理机制，采用职业经理人模式。
这一年盈利200多万元，郑裕彤自己说，相当于现在的两亿多元。公司盈利，不能忘了员工，因为要长远发展，靠老板自己怎么可能。结果，尝到甜头的员工忠心耿耿，第二年业绩翻番。许多员工终其一生都在周大福工作，因为没有别的地方比这里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