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位S女士，可谓专门的“富豪公用情人”，他同时与三位顶级富豪交往，但是对外界而言，她自称与家人同住，是一位乖乖女。
更有甚者，人财两不误，一边与年纪偏大的富豪交往，另一边与年轻力壮的帅哥男友同居。
除了自己攀上高枝，圈子里还有专业的中介，给富豪们介绍明星情人。有一家中介，旗下有数十位年轻貌美的模特。这些女孩外表光鲜，实际上没有稳定收入。她们能做的只有随波逐流，通过中介的关系结识富豪，倘若富豪大方，还能给出不菲的小费。
陪饭局、陪酒等活动，是这些年轻姑娘们几乎定期就要参加的场合，如果不参加，就没有收入来源。至于直接陪睡，则被称为“送外卖”。价格在一晚数万元到数十万元不等。
更有甚者，直接包养，谈好条件之后，即刻上班，以月薪数十万元计算，被包养两三年就能买房买车过上中产阶级生活了，何乐不为？
谁最牛
有钱的人牛，还是有权的人牛？这很像“鸡和蛋”的逻辑陷阱，不能把“蛋”理解成鸡蛋。当你把视野放开，把“蛋”理解成“卵”、“细胞”，你就知道了，当然是“先有蛋”啊。
钱和权也是如此，不能单纯地把“权”理解成“公权”，而要放开眼界，理解成“公私两用的权”、可以“为人民为主人谋福利的权”，你就知道啥牛了。
基本上，这也不是秘密，笔者也不是信口开河，在神奇国，与金融、贸易、土地、基建以及证券等最有钱的行业相关的富豪，十之八九都与“权者”有着两代以内的亲属关系。
强者与弱者
外企老板算不算富豪？答案很简单，思路很清晰，当然算。那么，媒体记者算不算弱者？这个答案就很模糊了，有时候他们被人围攻，被人开瓢，但有时候他们手眼通天，搞死富豪。而且，专搞外企。
乍看起来，记者很有民族正义感哦。可是，当你知道他们滥用自己手中的传播权，选择性地做报道，而外企老板人生地不熟，还妄图走“中国式维权”，试图花钱买太平，那么也许就会掉进无底洞了。
最可怕的是，当记者的背后有一个利益集团，甚至牵扯到某中央部委的人时，这个外企简直就像一只小小的蚂蚁。
2011年最沸沸扬扬的“造假新闻”，笔者不说你也记得，现在这不是要翻案了嘛。想当初，这家新加坡的企业可能确实做得不够周详，让人钻了空子，但他们糊涂，事发之后想着息事宁人，这棋就走的不对。
笔者虽然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感觉，但细想想，他们也挺难的，风口浪尖上，当然是先把事态稳定住，不要让其继续恶化，再图后效。
这家企业也是这么干的，筹划了半年，这不是又站出来反击了吗？圈子里的这种事情多了，只不过这回搞他们的记者级别比较高，而且是中央媒体的，影响力那就是金钱啊。
十几年前，笔者的一个做地产的富商朋友也为此头疼，他说，当时的记者最管用的一句话就是：给你们的负面新闻已经排好版了，拿广告来换吧。
怎么办啊？你权衡再三，还是得掏钱，否则“小不忍则乱大谋”。后来这位朋友也有些影响力了，就出了两本书，把企业的所有问题和接受到的负面投诉都诚诚恳恳地写出来，并花了大价钱推广，这是个奇招，顾客反而觉得这家企业有诚意，最关键的是，找事的记者也找不出什么新鲜的“负面新闻”来了，这才作罢。
煤老板算不算强势群体？人家动辄揣着成百上千万买车买房，那钱确实来的容易，在金钱方面，他们是绝对的强者，但是在小小的县太爷面前，他们绝对是孙子。
笔者认识一位煤老板，早年间要赚钱，那必须来点“不规则运动”，也就是无证经营，因为办证的成本太高。相比于办证洗白，无证经营花钱少，利润大，只要把“县太爷”搞定，基本上大家和气生财。
他就找到县里的管事人，一级一级地“公关”。后来这县太爷东窗事发，据他交代，笔者的这位朋友还是小角色。有一天，另一个煤老板找到他，说是准备了一点薄礼，县太爷忙于公务，说没空，也不好带，老板多聪明，立刻找到县太爷夫人，向她的户头上汇入数十万元。于是乎，自己的无证煤矿安然无恙，又能多赚一年了。
做矿产的老板们，这点公关费用可不能抠门。有位做金矿的老板，县太爷对他的“请求”是，给我几个小特产呗，后来，县太爷就收到了一袋子金饼；做医药的老板，碰到医院领导，领导问起来就是，你们最新的药，“政策”是啥？老板就会说，我们的“政策”是一盒五十，这个“政策”就是回扣。
强者与弱者，总是相对的。县太爷也不算绝对的强者，他也有弱点，他的弱点就是上面来的记者和纪委；富豪更不是强者，他们的弱点是县太爷和中央的记者；记者也不是强者，他们的弱点是煤老板和县衙的打手……
输得起的最牛
国资是啥？是国家的财产。是人民的财产吗？是……还是不是？那么，国资流失谁最着急呢？人民？不见得；政府？也不见得，除非流失方与被流失方利益分配不平衡，但一般而言，这种情况比较少见，见诸报端的，简直不足一提。
让我们看一看确定的、以及不确定的“国资流失”案件吧：
石化三巨头海外投资，巨额亏损；
陈久霖的中航油在海外进行石油期权交易，导致5.5亿美元巨亏；
重庆一家陶瓷企业，曾一度号称“国宴瓷”、“国礼瓷”。但这家国有控股企业后来家室中落，欠下数家银行上亿元债务。巨额亏损的路子，没啥新鲜——生意不好做，为了“扭盈为亏”，转制承包给个人，然后实现私企赢利。
保定市一家国企，据说4亿元国资流失。也是同样的道理，原董事长利用同学关系相互勾结，采取空手套白狼的手段，实施对国有企业的“零收购”。
最近刚爆出的故事，广州华美集团总裁张克强，通过“借壳”当地的国企，入股国有企业“盐湖钾肥”，那是一只在A股已经停牌的ST股票，但低价购入之后，等到复盘，必然大涨。通过这些运作，巧妙地将10多亿元的所谓国有资产升值，装入了私人口袋。
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这些玩家，确实可恨。但是以笔者浅见，他们未必就是败了，也未必就是“道德沦丧”，说实在点，他们的落马与辉煌，只是因为身处一个这样的时代，国有企业的产权本来就不明晰：放在那里生锈贬值，与变现进入少数“人民”的手里，对于笔者这样的“大多数人民”而言，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富豪就是你我他
虽然笔者不想对富豪们的“奇技淫巧”做啥盘点，但是有一个事实不容忽视，那就是，每个异军突起的超级富豪背后，其实都有每个普通人的影子，甚至是血汗。
远赴海外投资的那些富豪领袖，就是如此。成百上千亿的大手笔投资，可不是民营企业能够承担的。
让我们看看这些海外投资的主体，一目了然，近3年来位列前20的海外并购中，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中铝等带有“中国”头衔的企业是绝对的主角，由他们主导的矿产和能源行业并购就有16起之多。
这真的说明我们崛起了吗？并不尽然，事实上，在狂热的海外并购中，大型国企沉浸在风光中的美好感觉还未过去，面临的风险却在悄然加大。
中国平安保险收购了比利时的富通投资，这项收购涉及的金额高达22亿欧元。然而，短短一年之后，这笔天价并购的账面亏损就达到了230亿元人民币，按照汇率算一下，中国平安的这项并购赔了个精光。
中国企业喜欢收购的资产，表面看来光鲜，但内里暗藏败絮。很多企业带有中国式的“大跃进”色彩，追求一夜间摇身变为跨国巨头的快感。这种投资本身就带有极强的赌博色彩，选对了投资对象，可能名利双收，而大多数并购却不能全身而退。
在全球范围内观察，一大半的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都以失败收场。有人预计，中国在未来三到五年将承受3000亿元人民币的投资黑洞。要知道，这些钱大部分来自以全民所有制为主的国有企业，换句话说，是全体中国人在为这些失败的并购买单。
你无从追问
面对这些“没有最牛、只有更牛”的富豪故事，笔者除了羡慕嫉妒恨，其实还有一种悲哀，那就是你明明知道故事的内容，但却不知道故事的主角。也就是说，你知道富豪们的背后是你我他，却不知道这个富豪到底是谁。因为，你我都无从追问。
北京城的停车费高得吓人，但是这些费用究竟去了哪里，归谁所有，似乎无人知晓。
按说，停车费肯定是公益事业，理应由国营机构征收，事实如此。但在具体运作过程中，国营单位的负责人通过“股权改革”，和民营企业联手，实现利润最大化。通过股权转让，本来经营这些车位的国有资产，就化作民企大佬的个人资产啦。为啥要将其私人化？呵呵，因为这样大家都有钱赚了嘛，受害的是国家和人民嘛，你懂得。
贾某人就是这个行业中的“翘楚”，当初，他是北京市公路局的办事人员，此后仕途颇为顺利，在北京的数条重要高速路指挥部设计部门都担任过要职。后担任东四环路指挥部任副总工，又进入新成立的国有公司，担任总经理。这家企业，主要业务就是国资路桥建设。由于赶上了城市建设的好时光，这家企业手上的项目动辄数百亿，委实壮观。
后来，贾某人结识了一个朋友，人称胖子。两个人都生性低调，但眼神中都有灵光，在凭借人脉搂钱这事儿上，对眼就知道大家是一路人。
于是乎，胖子通过巴结贾某人，双方共享了贾某人公司辖区内的道路停车费收益。前面说了，通过股权改革，贾某人任职的企业下属的负责停车费管理的公司变成了胖子的个人财产，贾某人也从中获得了“分红”。
道上的兄弟（一）
很多时候，有钱人都是有背景的，这个背景分为两类，一类是白色背景，一类是黑色背景。
在澳门，有一位富豪名叫周焯华，这位兄台正是人所共知的黑道人物，其前辈正是不久前刚刚出狱的澳门黑帮大佬崩牙驹。
周本人是葡萄牙国籍，在澳门专做赌场生意，他很有经营头脑。
当时，周命令众手下霸占从码头到赌场的必经之路，逢人便问需要帮忙吗，需要借款吗？如果赌客需要，则可以当场预支1万元，从事这个行业的还有其他人，人家的规矩是借款10000元，小弟们直接扣掉2000元利息，赌客实际每笔预支款拿到8000元，最后从赌场出来，却还是需要归还1万元。而周焯华改变了规则，借10000就给10000，但是小弟会跟着赌客去换筹码，在赌博过程中客人的盈利要抽取10%给周焯华。这个改变看似更有利于客人，而实际上周焯华赌的就是客人赢钱，反正就算不赢钱也要归还10000元。这招很快风行澳门，周焯华也受到赌场老板赏识。
多年后很多人认为澳门热情好客，见到陌生客人也询问需要帮忙吗，实际上却是华哥的生意。
十数年间，凭借灵活的头脑，周在赌场结交了很多来澳门赌钱的富豪，由此也一步步进入所谓的上流社会。
周还与香港的向氏兄弟交往颇深，进而进军娱乐业，投资搞明星演唱会，拍电影，前不久颇为卖座的香港电影《低俗喜剧》，正是周投资所拍。
他名下的太阳国际资源集团，主营矿业开采，已经在香港创业板上市，周作为一个商人，野心也和自己混黑道一样，争做第一。
1998年初夏，澳门警方抓捕崩牙驹，当时其不到50岁。作为崩牙驹的小弟，周焯华接过大哥的交椅，把生意做的风生水起。
前不久的电影《低俗喜剧》首映礼，导演与演员在聚光灯下光环闪耀，而圈子里的人则在互相询问，华哥怎么没来？
电影首映之后，华哥又陷入桃色传闻，据说香港女艺人刘某与中间人谈妥，以25万元的价格陪富商一夜，这位富商正是周焯华。
刘某一到澳门，便有豪车迎接，此后到达一处酒楼，酒后刘某就与华哥亲密地牵手回酒店了。该新闻被曝光之后，刘某对记者说，你们怎么敢写他，就写我好了。实际上记者们明白，只写刘某是没人会看的，大家关注的其实是周焯华。
尤其是香港民众，很多古惑仔最崇拜的人之一就是周焯华，这位身价数十亿港币的大佬，却只有40岁出头，可谓青年才俊啊。
周焯华眼光独到，虽然身在黑道，却心系商圈。在事业向上之际，他又看中了互联网，大力发展网上博彩。旗下的太阳城博彩网站上给用户准备了各式各样的网络赌博游戏，且直播开牌现场，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大批用户。
小赌客不是周焯华的重点，重点在于公海上的豪赌客，周焯华除了稳固原有赌场，迅速发展公海赌船，并因此结识了众多豪赌客。
道上的兄弟（二）
东北人袁某是很多圈内人都熟知的大富豪，而且此人背景神秘，据说也是道上的兄弟。袁某家里兄妹五人，父亲的工资非常微薄，家境贫寒，袁某在八岁这年，被父母送到乡下，一边劳动一边念书。此时的袁某品尝了人间疾苦，衣衫褴褛，饥寒交迫。从此立志摆脱贫穷，出人头地。
1983年，袁某就读于高中，并参加高考，成绩非常不错，可惜录取他的学校实在不尽如人意，袁某就主动放弃了，决心来年考到北京的高校。
1985年，袁某终于实现了理想，考入中国政法大学。
在大学里，袁某丝毫没有放松学习，并同时怀揣发财梦，他以2元钱一万字的报酬为教授抄写书稿，5元钱一千个信封的报酬为企业抄写信封，每天为了多拿两毛钱的伙食补贴，他在学校体育队勤奋锻炼。
在大学四年，袁某从未有过娱乐时间，反而抓住一切时机贩卖小商品，赚了一点钱就买了一台三轮车，给北京的很多杂货店运送柴米油盐。
在大二这年，天龙证券首发，袁某凭借做小生意积累的经验，成为天龙证券的推销员，他站在街头向路人推销这种证券，很多人根本不理他，认为这是在投机倒把。
大学毕业时，同学们都等着分配，袁某却背着自己的简历，到高档写字楼散发自己的个人推荐表，最终，中国建设银行聘用了他。
进入中国建设银行证券部工作的袁某，在证券市场上创造了许多骄人战绩，比如日成交额近7000万元。这种辉煌业绩让他在证券业声名鹊起。
很快，袁某不满足于给人打工，他辞去工作，来到北京郊区，成立了北京建昊实业公司，花了10万元买来黑小麦专利，又花5万元向当地农民租来土地。半年过后，黑小麦丰收，袁某出售麦种，赚到了200万元。
带着人生第一桶金，袁某闯到上海滩，开始购买股票。此时恰逢中国大陆第一批企业股改，他有幸参股了三九胃泰等企业，不久，这些企业股改成功，袁某手中的股份成倍翻番。
他的公司曾经一度参股30多家重要上市企业，资产价值惊人。另外，袁某通过购买期权，重组出售，获利以千万计。
到了1994年，早已成为超级富豪的袁某，买下一家生物制品公司的绝对控股权，再向银行抵押贷款，接着买下一家制药厂的股权，再继续抵押贷款。通过这种叠加的抵押贷款游戏，袁某的产业迅速膨胀，总资产超过三十亿元。
袁某在圈子里被尊称为北京的李嘉诚、资产魔术大师。
此时的他回想起曾经吃过的苦，分外感慨。他拿出千万元与团中央设立奖学金，这种慷慨解囊、知恩图报的慈善行为使他成为神一样的大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