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社主要由陆京士领导，由万墨林负责具体事务。杜月笙常常颇为得意地说：“学生子实在太多了，我也认不清楚，反正只要京士和墨林认得就行了。”
抗战爆发后，在杜月笙主持的恒社内，抗日的主张占了很大的优势。恒社社员陆殿栋曾经在发言中说：“目前中国的问题……是要如何挽救危亡，如何共图生存，大家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把为个人为家庭为少数人谋利益的力量，全部转移到大多数人民与整个国家的身上去。……我们全体同人，放弃个人利益，为国家为民族着想，牺牲奋斗，一致抗敌，我们中国才有出路，我们恒社才能恒久。”也有极少数恒社成员落水当了汉奸，杜月笙对此很感痛心。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恒社在上海重新建立，再度风光一时，但很快就江河日下、无力回天了。这主要是因为外国租界取消，国民党官方不再需要杜月笙的特殊作用了。国民党某情报员在其秘密报告中指责恒社说：“虽然今日其所表于外者，固有慷慨好义之行、济贫扶弱之为，但今日上海之黑暗罪恶如今者，实为彼等一手所造成。社会不察，扬其微德，而没其重咎；天下之昧于理者，莫甚于斯矣。”客观地说，杜月笙的青帮组织确实做过不少黑道上的事，不过，恒社这个组织毕竟与青帮不同，并没有做过什么出大格的事情。
保少帅平安戒毒瘾
杜月笙的鸦片烟瘾并不重，30年代初，他在朋友的劝说下坚决戒掉了。鸦片膏的毒性毕竟比白粉海洛因小太多了，所以才有戒掉的可能。
提醒杜月笙戒大烟的就是他的经济高参杨志雄。有一天，杨志雄对正在吸鸦片的杜月笙说：“月笙哥，你哪样都好，只有一桩美中不足。”
“是哪一桩呢？”杜月笙问道。
“就是它。”杨志雄一指烟枪。
“王八蛋才要吃这个！”杜月笙一跃而起，摔掉烟枪，懊恼地说，“我一天到晚忙，实在受不了，只能靠这个提提神。几百次想戒掉，就是没做到。”
“你要真想戒，我给你想个办法。”杨志雄与杜月笙订立了口头协议。
杨志雄先到宋公馆找到宋子文，提出请卫生署署长刘瑞恒博士帮助老杜戒烟。
“为什么要请这位刘医师呢？”宋子文有点不明白。
杨志雄说：“蒋委员长亲自兼任禁烟委员会主任委员，刘署长能够把老杜戒烟的事报告蒋委员长，老杜也只好奋发向上了。”
宋子文哈哈大笑，说：“没有问题。”
刘瑞恒恰好有事要到上海，他接到宋子文的长途电话后就从南京赶来。这一下，杜月笙连续一个星期没吸鸦片，连报纸上都登出了这个消息，轰动上海。
又过了一些天，杜月笙戒烟终于成功了，他为庆祝自己重新得到自由身，特摆宴庆贺。
与杜月笙相比之下，东北“少帅”张学良的毒瘾可就严重多了，不过，“少帅”来到上海后，在杜月笙的帮助下也彻底戒掉了毒瘾。
张学良，字汉卿。1928年12月29日，他向全世界通电，毅然宣布服从国民政府，在整个东北地区挂起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东北易帜”。他的这一行动，标志着北伐战争胜利结束，使国民党在大陆地区完成国家统一。遗憾的是，1931年“九一八”之后，张学良严重失职，整个东北落入日寇之手，他遭到国人痛骂，罪责难辨。
1933年3月4日，热河省省会承德被日军攻陷，后来幸有二十九军大刀队拼死抗敌，才阻止了日寇的凶焰。3月11日，张学良发表通电，引咎辞去本兼各职。12日，张学良偕眷属抵达上海。此时，三十三岁的张学良沉湎于毒品，满面病容，已经毫无当年美男子的风采了。
张学良坐失大好河山，杜月笙对此也很愤慨，但是，看到这位末路英雄、“过气将军”彷徨海上，杜月笙对这位老朋友的际遇又深表同情。杜月笙对张学良待之以上宾，尽心照顾，不让张学良有半点受冷落之感。
“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之后，号称远东第一大赌场的“富生公司”已经关闭，福煦路181号这一幢英式三层花园洋房早已由张啸林个人买下了。杜月笙力排众议，将这里布置一新，让张学良与家眷、随从住在这里，并且派人加以保护。
张学良早在1925年就开始吸鸦片，他在父亲张作霖的军队中目睹军阀混战的黑暗，内心充满矛盾，就用鸦片烟麻醉自己。与浅尝辄止的杜月笙不同，张学良在吸鸦片方面缺乏自控，烟瘾逐年加重，后来竟然发展到需要注射吗啡。
张学良刚来上海的时候，曾卷起自己的衣袖裤脚给杜月笙看，胳臂腿上布满打针留下的瘢痕，有些地方已经难以下针了，看得杜月笙触目惊心。杜月笙以自己戒毒成功为例，劝张学良下定决心忍受痛苦摆脱毒瘾。
听了杜月笙的话，再加上好友宋子文、吴铁城等人苦苦相劝，张学良动心了，他向蒋介石提交报告，表明自己决心戒毒，然后出国休养、考察。为此，张学良闭门谢客，并且自撰戒毒条幅：“陋习好改志为鉴，顽症难治心作医。”
随后，在杜月笙和杨志雄的建议下，上海疗养院院长、美籍医师米勒，来到张学良的住所帮他戒毒。米勒要求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以及他的密友赵一荻（赵四小姐），必须同时戒毒。米勒又提出自己必须有指挥张学良亲随和卫队的全权，还要求赶走张学良的私人医师。
米勒的三项要求，张学良全都同意照办。戒毒的第一天过去了，张学良竟然毫无反应、若无其事，米勒感到十分诧异。于是，杜月笙告诉米勒：“请少帅换到别的床上去睡。”
一换床，秘密就暴露了，原来，张学良的私人医师提前在被褥、枕头等隐秘处，藏了许多含有毒素的药片，供少帅在难熬的时候服用。
杜月笙请杨志雄去面见宋子文，说明此事，宋子文放出狠话：“再有私递药物者，一经查获，立即枪毙！”这句吓唬人的话起了作用，再也没人敢送药片了。
全面戒毒第三天，张学良痛苦至极，大哭大叫，疯狂暴躁。米勒知道这个痛苦过程是不可避免的，于是就停止使用镇静剂和麻醉药，用强力肉搏等方式控制张学良，迫使他精疲力竭，哀哀哭泣。张学良晚年的时候，回忆当年戒毒时那种万虫噬咬般的烧灼，用了一个比喻：“那种滋味就是肉外面没有皮。”
七天七夜过去后，痛苦开始减弱。熬到1933年4月，张学良终于苦尽甘来，毒瘾全消。此后，他迅速恢复健康，精神抖擞，容光焕发，心情极其轻松愉快，多年不见的生命活力又回到他的身上。于凤至和赵四小姐也同时成功戒毒。吗啡的毒性相对而言还是较小，不像海洛因那样让人终生难断。
张学良送给米勒医生5万块钱，万分感谢杜月笙、宋子文等朋友让他有了新的生命。
4月11日，张学良偕眷属乘意大利邮轮起程出国，由上海疗养院的卡尔佛医生陪伴，远赴欧洲考察。杜月笙亲自相送，执手道别。此后，杜月笙逢人便说，“汉卿有决心！”由于两人感情深厚，到后来西安事变发生的时候，杜月笙曾经致电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并说愿意以自身为人质换回委员长等情。
张学良在上海戒毒期间，杜月笙为保护张学良冒了极大的风险，事情的起因是，张学良在东北丧城失地，惹恼了一位大名鼎鼎的爱国英雄——王亚樵。
张学良一住进福煦路181号，王亚樵就派人在其门口摆放一颗没有引信的炸弹，并且留下一封警告信，向张学良提出三项条件：
一、马上回到北方，重整兵马，与日寇决一死战。
二、如不能战，自杀以谢国人。
三、既不愿战，又不愿死，须将全部财产交出，购买军火接济关外的抗日义勇军。
三条路，请张学良任选一条，否则，第二颗送上门的炸弹就是会响的。
说起这位王亚樵，就连通吃黑白两道的杜月笙也怕他三分。
王亚樵，字九光，1887年出生于安徽合肥，曾与戴笠、胡宗南结拜为兄弟。王亚樵早年投身辛亥革命，被迫亡命于上海，他发起“安徽劳工上海同乡会”，创立了暗杀组织“斧头帮”。王亚樵身材瘦小，戴一副黑框水晶眼镜，透出几分斯文，却威名远扬，有一串骇人听闻的头衔：“斧头帮”帮主、抗日铁血锄奸团团长、“江淮大侠”、“暗杀大王”、“民国第一杀手”、“远东第一杀手”……
原国民党军统特务头目沈醉曾说过：“世人都怕魔鬼，魔鬼却怕王亚樵。”有一次，王亚樵与上海警备司令杨虎交谈时一言不合，个子矮小的王亚樵就站到凳子上抽了杨虎两记耳光，手握重兵的杨司令不敢还手，还赔笑脸。
王亚樵在庐山行刺蒋介石，在南京行刺汪精卫，在上海北站行刺宋子文，这三个人都险些死在他的手里。
被王亚樵杀死的人有很多，其中官职比较高的就有松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签订卖国协定的汪伪政府“外交次长”唐有壬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