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说：有人讲温州人只会赚钱，不懂政治，其实不然，只是方式不同罢了。温州人不像北京人以政治为谈资，也不会像鲁迅先生所批评的“今天谈财政，明日谈照相，后天又谈交通，最后又忽然念起佛来了”，仅仅为过足说话的瘾头而说话，温州人是出于实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致富，而关心政治的。一项在温州进行的调查显示，６０％的经营者曾经“因为某项政策的出台或政策提示，而放弃或者更有信心做某项投资或生意”，１７％的经营者直言不讳地说“自己钻过政策空子”。而且，温州人总是说，我们不指望国家投多少钱给温州，只要给我们政策就行了。作者的结论是：“毋庸置疑，对政治他们带有极强的功利性和实用性，在温州人的眼里，政治蕴含着巨大的财富。”这就是温州人的实用政治，它是过去法制不健全长官意志凌驾一切的环境下，温州人为致富不得已采用的生存哲学，并不值得提倡。然而，这种实用政治观却是温州人思维模式的一个具体体现。如果联想到温州的许多个“天下第一”，联想到温州经济的迅速发展，我们只能认为，温州人的“敢为天下先”，建立在非常现实的基础上，只不过当时滞后的理论和政策将其中的合理性掩盖起来，留待思想束缚比较少的温州人去将之揭开罢了。而且，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是温州人“思维无定式”的实践获得成功的最大保证。要不然，哪里会有这么多的“中国第一”？
要做到“敢为天下先”，除了勇气、胆略和冒险精神，还要有野性的思维方式。《野性的思维》是一本法国学者写的人类学着作，我借用这一词，用来表示从人们想不到的地方，或者人们认为本来就是这样不必多想的地方，去想问题，去发现问题。一些高明的温州人具有野性思维的本事，因此才能想别人不能想，做别人不能做，否则就不会有龙港农民城、金温铁路、王均瑶的“胆大包天”以及种种“中国第一”了。甚至在发生天灾人祸，人们躲避惟恐不及的地方，温州人也能从中发现商机，冒着生命危险前去做生意。世纪之交，在南斯拉夫的科索沃发生残酷的战争，北约的飞机在天上狂轰滥炸。就在此时，却有许多温州人涌入南斯拉夫做生意。他们的思路是，无论怎样打仗南斯拉夫人都要生活，越是狂轰滥炸生意越好做，只要注意安全必能挣大钱。而且，科索沃战争不可能长期进行，一旦恢复和平，我已经占领市场，生意将源源不断。有了野性的思维，在人人都说好趋之若鹜的时候，往往也能独立特行。近十余年来，当股票热席卷全国各大城市的时候，在温州的热度却相当有限，热衷做股票生意的人并不多，人们认为股市大起大落，还不如搞实业保险。敢于冒险的温州人，却不敢冒股票的险，是出于对中国发育不完全的股票市场的一种警觉，还是野性思维使然？
人们称赞温州人会做生意，除了说温州人赚钱的胆量大本事大、大钱小钱都会赚之外，还包括对温州人的商业智慧和精明的称赞，即能在常人看不到的地方发现商机，或者想出常人想不出的办法。有关这方面的商业故事很多，有的故事在一开始的时候，甚至被人认为是可笑而无法实现的“天方夜谭”。一次，一位姓范的温州人携妻儿在北京旅游，他在天安门广场突然产生一个想法：
如果在天安门城楼开设一家马列书店，店内以国旗颜色为主色调，高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伟人画像，专门出售伟人着作，它与周围环境相谐调，一定会有不错的销路。这一想法，获得天安门管理处的赞同，他们还破例不收租金，以表示对这家红色书店的支持。２０００年夏天，克林顿即将卸任美国总统，一家组建才几年主要生产西服的温州法派公司便给白宫发出一封Ｅｍａｉｌ，希望克林顿卸任后担任这家公司的“形象代言人”。当时，几乎所有同行都认为这一做法“纯属炒作”，是“开国际大玩笑”。然而，法派公司却认为，克林顿为了莱温斯基的官司欠下巨额的律师费，高薪请他担任“形象代言人”并非没有可能。果然，大半年以后法派公司接到了克林顿夫人希拉里的电子信件，明确表示克林顿愿意认真考虑法派的邀请。以上这两则真实的商业故事，虽然一个与社会主义中国的红色心脏有关，一个与资本主义美国的前总统有关，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表明温州人在做生意方面的气魄、聪明和出奇制胜。可以说，在做生意方面，没有温州人不能想的，没有温州人不能做的。
“敢为天下先”的风气，也体现在温州的社会生活领域，当地颇多一些外地所没有的“怪”现象。
企业开业、商店开店总想请地方领导，特别是市领导来撑撑门面。想请市领导吗？可以，但须付出代价：市长剪彩，１０万元至１５万元；副市长１０万元左右，其他领导依次递减。这些钱，剪彩者一文都不能装入腰包，而是由市里统一收取，存为专项资金，用于社会福利事业，据说每年达好几百万。
虽然这一做法以后未能持续下去，但已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温州市政府的思想解放和开拓创新。温州市要建体育场，但苦于资金不足。有关部门将体育场的座位提前出售，凡出价若干万元者，可以取得前面若干排座位的优先使用权。体育场建成后，无论演出或比赛，这个座位就是你的了，当然还需另外出资购票。此举一出，政府筹得款项２０００余万元，建设资金差不多够了。近些年来，很多外地人前来温州学习创办、经营私营企业的经验。于是，温州的旅行社隆重推出“温州模式考察旅游”，“温州企业改革取经旅游”，“温州股份合作制改造考察旅游”。既满足了参观者的要求，又减轻了政府的接待负担，旅行社还大大赚了一票，可谓一举三得，皆大欢喜。
社会生活就像一条奔腾向前的河水，总是在不断变化之中，社会生活变了，人们的观念和处理问题的方式也要随之发生变化。这些道理，听听容易，做起来难，否则，汉语辞典中就不会有“因循守旧”、“固步自封”、“抱残守缺”等批评保守的成语了。生意场的变化之快，足可用“风云变幻”加以形容。而生意场的磨炼，自然也使得生意人练就一付善变的头脑，否则，煮熟的鸭子会飞走，高飞的翅膀会折断。由于这一原因，最早充当市场经济弄潮儿的温州人，自然比其他地方的人更善于应付环境的变化。“敢为天下先”既是温州人创新的体现，也是温州人善变的体现。
以上的论述，归结到一点，即温州人思维无定式，思想解放程度高，精神框框少，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实际的变化想尽办法，所以才会不断创新。经济学家钟朋荣曾写过一篇题为《温州：中国人致富的楷模》的文章，总结温州人思维的特点：
“不是从教条出发，而是从实际出发；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正如陈云同志所倡导的：‘不惟书，不惟上，只惟实。’在温州，还要加上一个‘只惟试’。不管什么事情，不管你旁人怎么讲，我都要试试看。试不成拉倒，试成了就要千方百计地坚持下去。”
４“血浓于水”的血缘团队精神
提要：人们常说温州的经济是家族经济，又说温州人重视同乡感情，好搞老乡关系，这些合起来就是温州人的血缘团队精神。温州人在家乡和外地的成功致富，离不开创业者的共同努力，离不开社会关系网络的配合和支持。
血缘团队精神是温州创业文化的第四个显着特点。
既说是团队精神，为何前面还要加上“血缘”
二字？这是因为，温州人的团队精神，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团队精神，它是建立在家庭、家族等血缘宗亲基础上，以家庭、家族成员为核心，以同乡为基本力量。人们常说温州的经济是家族经济，又说温州人重视同乡感情，好搞老乡关系，这些合起来就是温州人的血缘团队精神。温州人在家乡和外地的成功致富，离不开创业者的共同努力，离不开社会关系网络的配合和支持。要说明这一现象，还要从家庭经济谈起。
在温州，家庭不仅是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在创业的初期阶段还是最基本的生产单位，人们称这种现象是“家家开厂”、“户户设店”。为了降低生产和经营成本，一般都要调动家庭成员参加生产经营，甚至那些未成年的孩子，只要有空，往往也参加生产和经营，以帮助父母亲。如果家庭企业规模扩大，需要“对外”招收工人或扩大为股份合作制企业，首先寻找的是自己的亲戚朋友，无论是父亲一支的亲戚朋友，还是母亲一支的亲戚朋友。
在这里，血缘关系仍是组合经济关系的最重要的因素。有一篇文章，为我们描绘了这种家庭企业的生产情景：“楼上住人，楼下聚集了自己家或亲戚家的很多人，印刷，编织，裁缝，做鞋，制眼镜，造纽扣，加工小电器一边紧张地工作，一边不时说些简单的邻里故事，闲话笑话。到吃饭的时候，解下围兜，走到后面的厨房，围成一桌，开心地聚餐。”作者对此评论道：“这样的工作模式，几乎不需要管理：赚得多，大家得的多，反之，也能心安理得；谁要是想偷懒，看看四周都是自己的亲人，你偷懒就意味着别人要多干一些，于是，就会不忍心；更不会有人把原材料偷出去为自己所用——被大家发现，你还想做人吗？因此，成本低，利润高，许多温州人就是从这里起步的。”这种经济关系和劳动关系，当然大大加强了家庭和家族、朋友之间的感情亲密程度。
尽管已跨入２１世纪，血缘在温州人的新经济模式中仍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企业中，往往是家庭中的一个主要成员当厂长或董事长，其他成员分散在各个重要的部门，分头负责。这样的家庭企业，对内是一个温馨的血缘群体，对外是一个齐心协力的经济团体，一只握得紧紧的有力的拳头，遇到外部困难，大家齐心出击，碰到内部矛盾，开一次家庭式的会议一般都能解开。血缘在企业里成了动力，成了粘着剂。
家庭的扩大是家族，家族的扩大是邻里乡亲。
几千年来，我国由于商品经济不发达，各地的经济活动大多局限在比较小的空间范围，建立在一家一户的家庭经济基础上的小范围的地方性经济向来是中国传统经济的显着特点。温州偏居浙江南部，对外交通不方便，空间活动的有限性更加造成人们视野的狭隘，另一方面也加强了邻里乡亲之间的亲近感，促进了同乡观念、地方主义的上升。
此外，温州的语言十分独特，非温州人不能听懂，不像我国绝大部分地方的方言，虽然与普通话有所区别却还能勉强听懂。语言的独特性，于是也成了温州人互相认同，并和其他地方的人区别开来的文化因素，任何一个温州人无论在天涯海角，只要听见乡音便备感亲切，忍不住要凭乡音去认乡亲。因此，语言也加强了温州的同乡观念和地方主义情绪。坦率地说，我国各个地区的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同乡观念和地方主义，否则“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这句着名的话，也就不会广泛流传了。然而，由于地理的、历史的、语言的原因，南方人的同乡观念、地方主义普遍地强于北方人，而在南方人中温州人又可以说是比较厉害的。温州人的血缘团队精神，又因了同乡观念和地方主义而得到加强。
同乡这一名词，在不同的范围有不同的含义。
在一乡范围内，同一村子的人是同乡；在一县范围内，同一乡的人是同乡；在一市范围内，同一县的人是同乡；在一省范围内，同一市的人是同乡；在全国范围内，同一省的人是同乡。甚至可以放大到在全世界范围内，同一国的人是同乡。温州的私营经济，长期以来除了家庭企业这个特点，另一个特点就是一村一品，即同一个地方的人齐心协力生产并推销同一种类型的产品。因此，聚落意义或行政意义的村庄成了一个经济共同体，必然使同乡观念进一步增强。
血缘团队精神的表现和作用，还体现在资金筹集和各地温州村的建立方面。初期温州私营企业的资金主要通过民间集资，特别是“聚会”这种传统的民间信用形式。“聚会”的参加者，主要是亲戚、朋友和邻里乡亲，一人需要，大家共同凑钱出借。这种信用活动并无法律的保证，凭借的只是长期以来通过血缘团队精神形成的信任和信誉。到１９８７年，全温州的各种“聚会”已涉及６县市，资金流通量以数亿计。甚至在国外那些一心想当老板但又资金不足的温州人，也借助于“聚会”方式来筹集资金。
温州人在我国各地的经商办企业，同样充满着血缘团队精神。就以兴办市场为例，假设兴办一个大型市场需要数千万甚至上亿元的资金，温州人的运作方式是先寻找几个亲戚、朋友，大家分别出资担任股东，用这笔钱付清第一期土地使用补偿金。搞到土地后，弄点比较原始的规划，再到温州（首先是自己的家乡所在的村庄、乡镇、县）通过宣传，找来一批有意投资的人，将拟议中的市场切割买给他们。先收这些买主的定金，用这些钱启动市场建设，再视建设的进度分几次收完买主应付的钱。通过这种方式，原来资金不多的人也可以弄来一大笔资金，从而完成市场建设。一旦完成市场建设，那些股东和购买铺位者便会从温州源源不断地前来市场所在的城市。于是，一个市场建好了，一个粗具规模的温州村也出现了。
有的地方的浙江村或温州村，集中了较多的温州人，已成为一个集经济、生活于一体的移民社区。
例如，位于北京丰台的“浙江村”，形成于８０年代的中后期，现约有七八万温州人，村内既有工厂、商店，又有自办的幼儿园、诊所等，并通行温州话，俨然是一个北京城内的“温州”。
在全国各地经商的温州人，都相当重视设于当地的温州商会。到２０００年底，温州人在北京、上海、天津以及江苏、四川、云南、内蒙等二十余个省区的省会城市甚至一些地级市，都建立了温州商会、商会筹备组或企业家协会。这些商会或协会，在联络各地的温州工商者、督促他们依法经商、保护他们的利益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有人评论温州人的经商之道，说其中一点是“攻伐之术”，即“集中强大‘兵力’攻下一座‘城堡’，而后从家乡搬来很多愿意经商的‘兵勇’，安营扎寨，守住阵地，除非是市场衰落，否则绝不后撤。可以说，这是运动战和阵地战的相结合。”这些有趣的语言和以上兴建市场的例子，都很好地透露了温州人在没有多少资金的情况下，如何依靠血缘团队精神，运用自己的智慧在外地创业发展的真相。在这里，经常受到人们批评的血缘关系和同乡关系，却被温州人化腐朽为神奇，成了闯荡天下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基于这种原因，有人认为股份合作制之所以首先出现在温州，也和民间血缘团队精神强、喜欢合股有关。当然，不是说温州人之间就没有尔虞我诈，但互相拆台，彼此间不正当的竞争，从根本上说不符合温州人的血缘团体精神，和亲戚、朋友之间的合作相比，彼此间尔虞我诈的事显然要少得多。
５巨人背后的阴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