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人类学赖以展开田野调查工作的许多少数民族社区，现在已经变成了旅游的现场。在这个场域里的人们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其一，社区内部的历史、传统和民俗正发生着变化，较之以往拥有了更多的内涵。这些开展旅游开发的少数民族地区对我们展开了三个场景：随时光而势微或重新得以复兴的社区内部的传统生活；向来自社区外部的游客们展演的有所选择的民族文化或民族传统；表演舞台之外的行政政策、表演、媒体、地域复兴、不同地域社会间复杂多样的关系等现象。
其二，人们的心态发生变化，正经历从相对封闭转向以发展旅游为中心的开放进程。
对一个具体的少数民族地区来说，在诸多不同的语境里，民族内部的“民俗”或“传统”被创造、混同、再生、破坏，正成为一种能动地获取意义的存在。因此，把旅游者、接待旅游者的地域社会、当地人、媒体、文化部门、经济部门、企业等之间的相互作用放在同调、连带、纠葛、抗拒中，去考察一个具体地域社会或其文化动态，就成为一种必要。同时，我们把现代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媒体等要素放入考察的范围，就意味着对有关“传统”或“民俗”的社会价值选择、解释的过程进行考察，这也相当于把那些经历近代到现代的地域社会的人们的实践和思考、历史和记忆等放在和我们同等的层次进行认识和把握。通过考察变化中的社会存在模式，经验性地理解改革后一个少数民族农村社区的情况，关注中国一个特定的少数民族农村居民群体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程。这项工作是具有知识创造意义的。
本项研究认为，湘西山江苗族社会在旅游场域中，其历史与文化都经历了重构，其以“惧感”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特质经历了一个文化再生产的过程。惧感的表达方式转变——由秘传，让人产生惧感、和隔离苗族的边墙到经由大众传媒的渲染和介绍让人神往和好奇。“神秘湘西”、“苗族神秘文化”、“上刀梯”、“吃火炭”乃至“中国南方长城”的重建等都变成了经由一定的文化生产过程而呈现在大众面前的文化产品，它成了旅游文化的一部分。这种被再生产的旅游文化，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体系，而是在既定时空内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政府是主导力量，文化再生产的结果体现了占支配地位的利益集团的意愿。文化再生产是其形式，文化变迁是其内容和结果。
在通过旅游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山江社区内部发生分化：一方面惧感文化仍以自在的方式在传承，自诩为“正教”的一部分巫师将旅游文化中的惧感表达看成是与“蛊婆”等同质的“邪教”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惧感文化资源被抽离出来展演，并在游客中获得了良好反响。
旅游切入后，一方面山江苗族在心态上由封闭走向开放，同时原先的惧感表达如蛊、鬼、命以及石头寨子和碉堡、边墙等在向游客展演时改变了其原生意义，变成旅游娱乐文化的一部分，从而实现了其自身的舞台化和狂欢化。
文化再生产的方式和具体内容的改变，促成了山江苗区从封闭到开放这一过程的完成。在旅游开放以前，山江苗族村寨内部的惧感以及其各种表现方式如在村寨内部指认“草鬼婆”、巫风盛行是山江苗区文化再生产的方式和具体内容，其中体现了山江苗族家庭与外界隔离、村寨内部强调疏离的封闭自保心态。然而，旅游业和现代国家发展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山江苗族文化再生产的方式，抽取一部分文化要素进行文化展示、重新构建独特性、对外界主动迎合成了新时代文化再生产方式的内容，着重体现出山江苗族的开放心态。
山江苗族近十年来由自保心态通过旅游转向开放心态的心路转换历程，和许多因素有关，比如务工潮和现代传媒的普及。广播、电视和影碟机在山江苗区的普及，使山江苗族与外面的世界越来越生活在“同一个时空下”，一改过去“我不仅不明白，还发觉这世界变化快”的状况，他们不仅可以听新闻了解外边的世界和国家政策、学习致富门路，还和外界欣赏同样的娱乐节目。每天晚上准时在电视机前收看“超女”的比赛和电视连续剧。曾经有一段时间，一到八点，家家户户就传出韩剧《大长今》的主题曲。这首曲子，在乡下寂静的空气中几乎成了一首电视大合唱。
大规模的湘西山江苗族百姓心态的转变，主要来自2002年以来凤凰县旅游整体态势的发展。更多的游客拥入凤凰，走入各个旅游景点或者先期开发的村寨，使得苗乡人前所未有地用双眼在自己的家门口见识和体味了外界的巨变和商品经济的巨大魔力。在地方旅游开发大潮和主客互动中，一批苗族人因时而动，一批旅游产业因势而生。山江苗族逐步从排外自保的封闭状态转向开放，这个转折的核心表现和结果是村寨旅游开发和作为旅游设施的博物馆与苗族风情园的建立。
我们看到，以山江地区为代表的湘西苗族正处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之中。旅游开发以前山江苗族社区的日常生活实践、社会关系和文化心理体现出来自足性与对外界的拒绝既是它封闭心态和惧感的构成元素之一，也是封闭心态和惧感的表现形式。近四年来的旅游开发以及在此之前延续了十五六年之久的打工潮重新塑造了苗区人们对外界以及自我的认知，有形的边墙被转化为南方长城，山江苗族心中的戒备和疑惧逐步变成了舞台化的展演。在这种趋势中，山江苗族也付出了很多努力。
山江苗族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自己勇敢地走出去，到城市中去找工作。他们得到微薄收入的同时，收获更多的是对外界信息的了解，脑海中长期被“征剿”的记忆和惧怕在人们长达十年（访谈人告诉我，山江苗区大规模的打工潮产生，还是1995年以后的事情）不断与外界的交往中逐渐弱化。第二个阶段就是因时而动地积极利用媒体向外界推销自己发展旅游，通过文化展示和创造文化独特性，主动将寨门打开喜迎八方客。从对外界的惧怕转向对外界的向往、欢迎外界加入，这其中山江苗族走过了一段不同凡响的心路历程。这个心路转换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与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心态历程相似。
同时，山江苗区的封闭与开放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山江苗族地区的人们，一方面仍然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不同程度地遵守古老的传统；
另一方面，在面对游客时，有意识地对自身的一些文化特质进行了展示、改造和重建，将这些抽取出来的文化元素当作一种资本和筹码，通过旅游和媒体，对内塑造新的民族认同，对外营造改变自身经济状况的机会。
人们由传统走向现代、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这个渐进性的历程还正在进行之中。然而，我们可以看出这个过程是无法逆转的，山江苗区传统和封闭一端的惧感文化内容正在逐渐减少，而以旅游业和民族文化再生产为特点的惧感舞台化内容正在逐步增多。
山江人的开放心态不仅体现在旅游上，还体现在他们的节日体系的安排中。山江苗族近三年来开始将国家的节日框架纳入自己的生活，因为游客在“黄金周”和周日大量涌入的缘故，他们对国家节假日开始关注。
在旅游开发中，我们还发现，文化成了合作共享的中介，尽管这中间存在着阶层和民族的差异，但是文化的差异在新的时代里成了一个正面而非负面的关系。而在明清乃至民国时期，正是文化的差异成为苗民的过错和被人辱诟之点。
在下一个十年里，山江镇的旅游发展是促进游客对当地文化的理解，恢复当地年轻人对苗族传统文化的兴趣，还是加快宗教仪式和人工制品的商品化，这最终取决于政府规划者、私营企业家和苗族社区首领的智慧、信仰和理解力。
通过我对一个苗区的旅游调查，我个人认为，在对民族文化没有全面把握和整体布局以及开发资金缺乏的前提下，旅游不可能健康发展。
经济发展落后地区不能够过分地依赖旅游业的发展，指望它来富民。搞好农业、发展教育才是根本。只有农业和教育发展了，人们才有心情和足够的能力与文化素养对该地区的旅游资源进行长远规划，旅游才可能持续发展。
对于山江苗族的将来，我预感在若干年后，随着他们经济能力的加强，将会有一个更大规模塑造自我形象的运动，这包括从历史中寻找源头，在现实生活中更执著于苗族独特的语言和其他一些生活习俗，对自己的民族歌曲和服饰、建筑投以更多的关注。这种执著将会更深地听从他们自己内心的召唤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更多地是为了招徕游客。他们还会再次走出寨子，不是为了在陌生的城市打工挣钱，而是出去旅游。他们会逐渐的从原来较少社会流动的体制中塑造的国民意识、人民意识转向一种开放社会的公民意识。对于山江苗族将来的发展，我总体上抱乐观的态度。我相信，在走出了最为困难的一步后，山江苗族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在访谈中，我发现，现在山江苗寨的一个普遍趋势是，女人们做成这些刺绣和成衣制品后，都会拿到集市上去卖给游客，自己使用或本民族内部流通的概率因为其市场价格高昂而大大减弱；苗族巫术仪式越来越简化了，其中的某些宗教歌舞的娱神性质已经在逐渐减少；现在民族节日等集体活动人们越来越缺少自愿参与的热情等等都是值得人深究的事情。至于山江旅游给山江苗族文化和山江人造成的负面影响，山江人为此付出的代价，民族认同在不同时代里的不同建构方式等都是我今后要探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