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式的私塾学习
张充和于1913年生于上海。
出世时，母亲陆英哭了，充和上面有三个姐姐：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祖母盼孙心切。
出于对陆英的同情，充和8个月大时，叔祖母识修将她抱回合肥龙门巷抚养。1930年识修去世，17岁的充和才返回苏州九如巷，在父亲张冀牖和继母韦均一身边度过青春年华。
识修是李鸿章的四弟李蕴章之女，嫁给张树声次子华轸。华轸考秀才一次，没有考中，就不再考。张华轸“收藏佛典，把佛典和他喜欢的小说诗词都放在私人书房里”。一次，华轸翻船溺水未死。这成了识修悟道的契机。她悟道过程和她丈夫不同。华轸见了神通玄妙才开悟的，识修的觉醒却源自天生的悲悯之心。她常放生，乐施与。曾在门前收养盲女长生。她总是帮助残疾儿，或找人收养他们，或为他们谋生计。
识修对充和的教育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没有识修的苦心，便没有日后在昆曲、书法上大放异彩的张充和。
识修志在培养亘古才女。她以旧式“十年寒窗”的儒生标准对充和实行有目标、有层次的教育。
识修是充和的启蒙老师。充和刚会讲话不久，识修就亲自教她背诗。
充和不满3岁就会背诗，随后陆续攻读几种蒙书，为进一步学习“四书”打下基础。尚不满6岁，充和就能写许多单字，能背诵《三字经》及《千字文》这两本蒙学课本。七八岁时，充和开始学作对子，进而学习写诗。老师们读了她写的诗，会稍加修改，但不讲评，也不解释。幼年的充和是在“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的教育理念下读书的，10岁以前，老师和祖母识修都不为她讲解辞意。充和回忆童年学习：“小时候，我只把读过的字句记在心里”，“等到时候了，意义自然浮现”。封闭式的私塾教育并未让充和思维闭塞。这一切都让她养成书生习气，也让她有时间恣意幻想。
1920年，充和回苏州和家人共度数周。11岁的二姐允和注意到6岁的小四妹不寻常。此时母亲陆英在家庭开展大规模识字运动，指派允和做充和的“小先生”，教她认字。允和给充和起学名“王觉悟”，并将这三字刺绣于充和的书包上。但充和不愿要这个名字。有一天，她问二姐：
“我为什么要改名叫觉悟？”允和道：“觉悟么，就是一觉醒来恍然大悟，明白了一切。”她又问：“明白了什么？”素有快嘴李翠莲之称的允和说不出所以然，但不愿让小四妹看轻，便摇头晃脑煞有介事地回答：“现在新世界，大家都要明白道理，要民主、要科学，才能救中国。”充和摇摇头说：
“就算你起的名字没有道理也有道理，我问你，明白道理的人，俗话说：
‘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你是说，土匪也觉悟了吗？什么王觉悟，我不稀罕这个名字。”充和还撇撇嘴：“还是老师呢，姓名都起不通，哈哈！”允和气坏了。她不能打骂如客人似的四妹，只好说：“把书包还我，我不当你的老师了！”她拿了一把小剪刀，一面剪，一面哭，一面拆书包上“王觉悟”三个字。“王”字好拆，“悟”字也不难拆，就是“觉”字不好拆，是有20画的繁体字。
当时充和在自己家里是个稀客，令人耳目一新。大家都盼星星盼月亮般盼她回来。充和一来，家里便好似逢年过节，到处喜气洋洋。三位姊姊都说，充和这么得宠，不全是因为物以稀为贵。她们都承认自己对这小妹十分敬畏。虽然她说得一口土气的方言，穿着也不如姊姊们讲究，姊姊们心里却明白小妹实在才智过人。
允和说：“她小小年纪，临碑临帖，写两个字，还真有点帖意。”
识修也看到了充和的天分，欣慰之余，为充和访求良师。老师都是经人引荐来的，识修仍然恪遵旧式大家女子应守的礼数，从来不和老师面谈；老师来了以后，识修也绝不去看他们怎么给充和授课。但她自有办法知道老师的教学质量：她只看充和长进了多少。偶有空闲，识修就会要孙女背一章《孟子》来听听，或从《史记》、《前汉书》这两种史学著作中挑出一段记事来，要充和申论其意义。识修也会翻阅充和的窗课，从老师的批语及改笔来评估老师的表现。“老师若不称职，便予以辞退。”
识修从不让不合格的塾师来延误充和的学习进度。
充和从6岁到16岁，“亲炙过的老师有好几位，其中还有一位是举人。最优秀的老师是朱谟钦……从充和十一岁到十六岁，他都在张家就馆，一共待了五年，直到充和离开合肥为止”。
“得过举人的左先生性好诗词，鼓励充和写诗，教她写作的技巧。也由于他有功名，他是用教人应科举试的那套方法来教学的。”朱谟钦“教导充和时间最长、令她受益最多”。朱谟钦本是山东博物馆的考古学家，是吴昌硕的高足，精于楚器研究。识修不惜重金将他挖来，希望他能帮助充和奠定一生学问的体系基础。识修为朱谟钦“奉上的束修高达一年三百银元，当时一名家仆年薪二十银元左右”。“朱先生靠这份收入养活了一家五口，另外还奉养父母。起初他将妻儿留在山东老家，后来发现这份工作可能持续数年，便举家迁来合肥，住在离张家仅几条街的地方。”
充和的私塾是真正意义的贵族学校。识修尽可能地为充和招罗最优秀的师资，实践证明，此举意义重大。“朱先生偏好经史。以往，老师在学堂里几乎绝口不提儒家以外的各派学说。非儒家的哲学著作被视为‘异端’，在官方考试里是不会出现的。朱先生却不遵从这套准则，他自己选择教材，使充和对深奥的专题产生兴趣；如果只凭自我兴趣，充和大概不会去钻研这些课题。同时，朱先生的教学方式是思辨性的……”1934年充和报考北大，数学零分，但因国文满分被破格录取。充和说，这次考试就得益于当年朱先生的教学。
和古代的儒生一样，充和受着魔鬼般的私塾教育训练。识修并不因为充和是女孩，便放宽尺度。充和每天的学习时间：“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中间有一小时的午餐时间。除了重要节日外，每十天放假一次，为时仅半天。”“从年头到年尾，几乎每天都花这么长的时间，持续不断地学习，如是十年。”
持续的学习，有助于练成过硬的基本功。充和主要学习汉代史学著作《史记》、《前汉书》，还有《左传》、《诗经》、唐宋诗词及四书。充和在阅读时圈点句读，句子断得不对，老师会帮她改正，但几乎从不解释文章的涵义。
充和接受的私塾训练，好比是练武功，从站梅花桩、蹲马步开始，不急功近利，而是打下牢固的基础。基础扎实，何愁起不了万丈高楼。
这样的训练，能开启孩子的心智，培养悟性。长期在如隧道般的黑暗中摸索，一旦有一线光亮，则无不訇然中开，无不触类旁通。
充和17岁方正式回到苏州家中，姊姊们发现充和走的路和她们都不同。她们“是放眼全球的年轻人，经常上戏院看戏，很早就生活在一个现代化的城市里……意识到现代化的特色。她们的知识也比较广，种类无疑较多。除此之外，她们所用的词汇较具流行色彩，还能谈论科学与政治”。“可是她们认为这个小妹学问最扎实，也最有自信。就连充和写的诗也清新而匠心独运，姊姊们的字句、情节却完全是从背过的诗里挪用过来的。”
充和是新旧社会交替时固守旧式教育抑或特色教育的不可多得的硕果。她的性格和命运，与这种旧式教育不无关系。
特色教育铸就了特色人才。充和成长岁月中有幸受到好几位优秀塾师的悉心栽培，她为了不辜负老师的期待，十分用功。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识修除了悉心督导充和求学，还以旧式仕女的标准要求充和。充和打小便被要求进退有礼仪，绝不可以坐立行走时露出无精打采的模样。
她从小就学习在长辈面前要毕恭毕敬，不可插嘴。
识修所过的是旧式读书女子的一生。每天早晨识修带充和散步，“有时会给充和讲一段中国古史或张家旧事，有时问问充和学习的情形，但通常只是信步徜徉”。这样的闲谈给彼此带来了欢愉。这时的识修是亲切的。这时的充和亦如邻家儿童般天真活泼，但这样的祖孙俩又是多么了不起。她们离新时代那么近，却承继了旧式的文化与文明，终成新时代知识女性的标杆人物。
最令人吁嗟不已的是，识修临终前几天，没有让人念佛，而是要充和朗诵司马迁《史记》中她喜欢的章节，聊以遣怀。
华夏文化，在垂暮的知识女性的病榻前熠熠生辉。
头戴小红帽的张黑女
1930年充和返苏州后入父亲创办的乐益女中。之后又念了另一所上海的中学。
虽然乐益“是她父亲毕生心血之所寄，也是他引以为傲的成绩，但并不特别对充和胃口”。她觉得国文与历史课太简单——的确，对领略了山之高水之深的古典文化的充和来说，中学课本里的文史浅显如一条小溪。
长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私塾生活让充和对自然科学及社会实践有抵触情绪。她不喜欢生物课，尤其怕上解剖。不过她最烦的是各种纪念日。她对党义课也没有兴趣。地理倒是她喜欢的科目，主要是喜欢画地图，不过她分不清南北。她也参加课外活动，但都是迫不得已才参加的。
1933年9月，充和到北平参加三姊兆和的婚礼，随后决定在北平住下。兆和和沈从文亲切地喊她“四丫头”。受作家姐夫影响，充和也曾做起作家梦。1934年1月，沈从文回湘西老家探望重病的母亲，行李中便有充和的习作。他知道四丫头倾心苗族女人，答应为她买一块苗族妇人手做的冻豆腐，还允诺到乡下赶场，将特为她带些狗肉回来……在路上，他还牵挂着她吃饭被踢没有，告诉兆和，“应当为我每次踢她一脚”。
沈从文家人及朋友劝充和参加次年夏天的大学入学考试，她觉得不妨一试。兆和安排充和住下，到北大旁听。
应考科目为国文、史地、数学和英文。前两科（特别是国文）充和没问题；至于英文，在乐益上过，在上海的中学里又学过一年，她“觉得这语言不难对付”。问题在数学。许多人都想帮忙——弟弟们及其友人，姊姊们及其师长，大学毕业生，甚至还有从西方留学回来、学位更高的人。
结果大家都没能帮上忙。她患上了强迫症，看到数学头就大了。17岁以前，她从未接触过数学，对证明题和代数方程式毫无兴趣，根本看不出数学这玩意儿有什么意义，也不知道从何着手。她又是个顽固的人，不强迫自己去喜欢这看起来太莫名其妙的科目。准备迎考的那几个月里，她几乎没有把数学放在心上，更别提采取什么补救措施了。那年有数千名考生从全国各地涌来北平，争取全国五大名校的几百个录取名额。考试那天，家人拿了圆规和曲尺给她。她不要，不是因为艺高人胆大，她简直连题目都看不懂，完全用不上这些工具。
充和用“张玄”的名字应考。报名用的中学文凭是大弟宗和通过朋友开出的。
充和的数学毫无悬念地考了零分。经过重新阅卷仍是零分。当时考试规则明确规定，有一科为零分则不予录取。幸运女神再次向充和露出笑脸。因国文考了满分，充和被试务委员会破格录取入北大中文系。这年北大中文系只录取了两名女生。
破格至少有三方面原因：沈从文的推荐，北大开放的招生理念，充和优异的秉赋。
充和歪戴着一顶小红帽走进北大。
北大中文系当时名师济济。胡适、钱穆教思想史，冯友兰教哲学，闻一多教古代文学，刘文典教六朝与唐宋诗。然而充和的收获却不如预期。
她宁愿花时间去学戏，定期参加了清华的一个非正式的昆曲课。她也不愿做像三姐兆和那样的永远坐在前排认真记笔记的用功女生。她更没有兆和的“政治热情”，对政治集会尤其不感兴趣。
1935年充和突然生病。“先是骑脚踏车出了个车祸，没想到症状显示她患了严重的肺结核。”大姊元和将四妹充和接回苏州养病。昆曲是最好的药。充和简直是无曲不欢。她跟着元和后面用心唱昆曲。元和说小四妹简直“着了魔”，去朋友家参加曲会，经常到凌晨两点左右才回家。
她的病，果真因唱昆曲而痊愈。
充和本来便是躲在时代背后的人。她在昆曲的光与色、声与影中憩息、纳凉，悦人自悦，“无边光景一时新”。
无独有偶。1949年沈从文自杀未遂，陷入忧郁症，也是被音乐治好的。沈从文复原得很慢，音乐成了他最好的伴侣，普契尼（Puccini）、威尔第（Verdi）治愈了他。他告诉兆和：“书本上的真理，和一切充满明知和善意的语言，总不容易直接浸入我的头脑中。”而“压迫和冷漠”也不能完全征服他，连自我分析也不能改造他。但一和“好的音乐”对面，他即得“完全投降认输”。因为“它是唯一用过程来说教，而不以是非说教的改造人的工程师”。沈从文常常坐在收音机旁，有时在音乐声中静静流泪，有时信手写诗，一写完立刻撕掉。电台结束广播后很久，他还守着收音机。
无论是充和，还是沈从文，他们都固执地守在自己的天地中，与时代不甚搭界，对光阴有些漫不经心。他们的文化年龄很老，老到上达五千张充和：海水洗得尽人间的烟火，洗不褪小瓶口剪春罗的红293年；他们的心理年龄很小，永远停留在婴孩时代。
沈从文和张充和的灵魂和质地是同一版本的。他们都需要躲在一个安全的所在。晚年的沈从文“躲”入文物，于是有了洋洋巨著《中国服饰研究》。青年张充和则躲入昆曲。她曾写联语自况：“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此处“一曲”即指昆曲。
1936年暑假，充和与大弟宗和及另外两个朋友组成赴青岛避暑团，参加青岛一个著名的业余曲社的活动。同年她和南京某大曲社有来往。
访青岛曲界时，搽着口红的充和唱完了曲子，大家拍手，她就站起来，按照苏州唱曲子的老规矩向众人拱拱手，青岛的曲友全体失色。他们未见过这种新派女子。
充和身上有义气。在青岛，充和与曲会里的孙凤竹熟识，热心地替孙凤竹和大弟宗和牵线。她教孙凤竹化妆，嘱宗和到上海买三花牌胭脂寄给孙凤竹。
1937年7月10日，充和到青岛，亲自替宗和向孙家说亲。其实，张家姐弟皆知孙凤竹已患上肺病。亲友们都反对他俩结婚，因为孙凤竹有病，应该休养，结婚对她不利，对张宗和也不利。充和力排众议，她说孙老伯已死，孙小姐无家可归，身体不好，不能继续升学，又不能做事，既已订婚，跟着宗和走却不结婚有种种不方便。在充和的大力帮助下，宗和和孙凤竹结婚了。宗和日记载：“其中最忙得高兴的是四姐，我和孙小姐的衣裳都是她送的。”
因为旅馆里找不到房间，充和还欣然让出了闺房，众人将充和的房间临时布置一下，挂一顶红帐，算作新房。
女史及女弟
充和康复后，在南京的《中央日报》做过一阵副刊编辑。
“回到苏州后、抗战开始前，这个短短的时期里，她的才学想必已经广为人知了。”抗战爆发后，沈从文在教育部任命的一个由三人组成的教科书编委会里工作，他负责小说部分的编务，又推荐妻妹充和编散曲。
沈从文是充和的伯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