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他仅存的20余首诗40余篇散文中看，曹操在政令传播的实践上有许多独特举措，但他的传播思想很少见于文字。他的诗都是采用乐府古题，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优良传统，又有所创造，对五言诗的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蒿里行》、《观沧海》等篇，气魄雄伟，慷慨悲凉，向来为后人传颂。他在《度关山》强调“天地间，人为贵，立君牧民，为之轨则”的传播思想，在《观沧海》、《冬十月》、《土不同》和《龟虽寿》的收尾中反复申述“歌以咏志”的传播观点。
观沧海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冬十月
孟冬十月，北风徘徊，天气肃清，繁霜霏霏。鶤鸡晨鸣，鸿雁南飞，鸷鸟浅藏，熊罴窟息。钱鎛停置，农收积场。逆旅整设，以通贾商。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土不同
乡土不同，河朔隆冬。流澌浮漂，舟船行难。锥不入地，蘴藾深奥。水竭不流，冰坚可蹈。士隐者贫，勇侠轻非。心常叹怨，戚戚多悲。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龟虽寿
神龟虽寿，猷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诗句还从不同侧面反映出曹操的传播思想，如“逆旅整设，以通贾商”、“心常叹怨，戚戚多悲”、“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等，表现了他对社会交通、人际心理和人生志向的传播理念。
曹操的传播思想还体现于他在战乱时期下达的政令上：
（己酉）秋七月，令曰：丧乱以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
十五春，下令曰：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乙未，令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
可见他非常注重教育和人才任用，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他指出，恢复教育是为了不废礼让和仁义之风；主张人才选拔“唯才是举”，不管他在个性上或品性上有什么“偏短”，都不可偏废而不用。他以陈平和苏秦的史实，提出了完全与传统不相同的人才选拔概念，强调“才”和“功”。这种实用主义的传播思想在战争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显然是必要的。正是这样，曹操才把当时的一些优秀人才都汇聚到他的身边，最终完成了统一大业。
曹丕（公元187～226年），字子恒，曹操之子。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代汉帝自立为皇帝。他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环境中，过着贵公子、皇太子和皇帝的日子，其诗作不及曹操丰富，但他的《典论》对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传播深有影响。《典论》一书已残缺不全，仅存《自序》和《论文》两篇。在《自序》中说：“余是以少涌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所著书论诗赋，凡六十篇。至若智而能愚，勇而能怯，仁以接物，恕以及下，以付后之良史。”显示他的博览好学及为人处事，但自己是否在人际传播方面做到了智、勇、仁、恕，他表示愿接受历史的检验。在《典论·论文》里且不论关于文艺批评的阐述，就传播思想而言，颇有心得。他说：
（夫）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话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暗于自见，谓己为贤。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方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
他以班固之于傅毅为例，批评人际传播中“文人相轻”的恶习；并指出一般人容易犯的错误：看轻身边的人而看重外来的人，倾向声名而违背事实，又往往固执于一己之见自以为正确。他进一步以“建安七子”为证，赞扬真诚友谊之难得。认为只有审视自己，宽容待人，才能排除偏见，写出正确的文艺评论。
关于语文传播，他提出了“雅、理、实、丽”四条标准：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抽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遗子弟。
指出四者兼备，只有通才能做得到。他还指出语文传播只在“形”，但文以“气”为主，“气”的传播既不能凭强力，又不能靠传授。“文气”的传播要依靠个人的文学修养和社会积累来获得。在文艺传播领域，他提出“文气”这个概念是很有创见的。
对于语文传播的功用，他说：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乐荣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末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不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惧于饥寒，富贵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亦志士大痛也！
这一段话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他认为语文传播是有利于国家的大事，是万古不朽的功业，人的短暂寿命和有限荣华都无法与千古文章相匹，所以不应以贫贱而忧虑饥寒，不应以富贵而放纵逸乐，要珍惜寸阴，关注当前，全身心地投入写作，把思想记载在文章里，让自己的声名流传于后世。
到西晋，文学发展有了明显的转变，士族制度加深了阶级鸿沟，士人渐渐远离社会和民众，语文传播追求形式美和浮夸风。其中张华的《博物志》可以说在“浮妄”中略见真实。张华（公元232～300年），字茂先，范阳方城（今河北涿州）人。史称他出身贫寒而官至显位，是一位较正直的官僚。《世说新语》记载：“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问王夷甫曰：‘今日戏乐乎？’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说明他与当时的政治要人和文化名人交往甚密，而且在史学方面也很有见解。其著《博物志》流传于世，虽多虚妄，亦有残缺，但仍可见其文学造诣和传播思想。
他在“五方人民”篇中论述了生命传播、习俗传播与生长环境的关系，他说：
东南之人食水产，西北之人食陆畜。食水产者，龟蛤螺蚌以为珍味，不觉其腥臊也。食陆畜者，狸兔鼠雀以为珍味，不觉起膻也。有山者采，有水者渔。山气多男，泽气多女。平衍气仁，高凌气犯，丛林气躄，故择其所居。居在高中之平，下中之高，则产好人。
《异说》云：瞽叟夫妇凶顽而生舜。叔梁纥，淫夫也，征在失行也，加之又野合而生仲尼焉。其在有胎教也？
在这里，张华强调了生态环境对人的生命传播有很大的影响，同时以舜和孔子为例，指出圣人的出现不是天生的。张华还是一位诗人，他的诗基本具有汉乐府精神，但比较偏重于文字功夫，《诗品》批评他“其体华艳，兴托不奇。巧用文字，务为妍冶”。
这一时期出现了大批诗人外，还涌现了画家山涛、书法家王羲之、书画家顾恺之、散文家刘义庆、文艺理论家刘勰等等。随着玄学的盛行、佛学的传入、道学的发展，社会上宗教迷信思想也因之流传，反映在文学传播上，这一时期出现了中国史上第一批志怪小说，如托名东方朔的《神异记》、托名郭宪的《汉武洞冥记》等，有张华的《博物志》、干宝的《搜神记》、刘义庆的《幽明录》、颜之推《冤魂志》等，客观上起着传播神鬼迷信之道的作用。
二、雅集清谈与《世说新语》的传播思想
《世说新语》是南朝刘义庆撰写、梁刘孝标注的笔记小说集。刘义庆（公元403～444年），南朝宋宗室，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武帝时袭封临川王。官至兖州刺史、都督加开府仪同三司。《世说新语》全书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36门，记载自汉末至东晋年间士大夫的言谈逸事，内容较为广泛，反映了魏晋期间士族的放荡生活和清谈风气。汉末清议之士，因批评当局政治而招致了党锢之祸。接着，魏取代汉，晋取代魏，又大肆屠杀政治上的异己人物。在这样的社会形势下，清议逐渐变成清谈，一方面是生活放荡不羁，淡泊名利，士大夫中间盛行品评人物、清谈玄理的风气；另一方面是崇尚虚无，消极避世，老庄的道家思想有了迅速发展，并与传统的儒学和传入的佛学杂糅。当时的各种人物的各种思想、行为，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在这本书里。
《世说新语》的内容非常丰富，一些实录性记载，反映出当时士人的传播思想。例如《德行》记：“晋文公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标注说：
李康家诫曰：黄书侍坐先帝时，有三长史俱见。临辞出，上曰：“为官长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并受诏。上顾谓吾等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或对曰：“清固为本。”复问吾，吾对曰：“清、慎之道，相须而成。必不得已，慎乃为大。”
说明当时检察言语传播的三个标准：清言、慎言和勤言。三者中“慎言”尤为重要，并作为朝廷训诫和家族训诫提出来。《世说新语》中“慎言”传播的内容最为多。
关于“慎言”与人际传播的关系，有如下的记载：
何晏、邓扬、夏侯玄并求傅嘏交，而嘏终不许。诸人乃因荀粲说合之，谓嘏曰：“夏侯太初一时之杰士，虚心于子，而卿意怀不可交。
合则好成，不合则致隙。二贤若穆，则国之休。此蔺相如所以下廉颇也。”傅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劳，能合虚誉，诚可谓利口覆国之人。何晏、邓扬有为而躁，博而寡要，外好利而内无关籥，贵同恶异，多言而妒前。多言多衅，妒前无亲。以吾观之，此三贤者，皆败德之人尔。远之犹恐罹祸，况可亲之邪？”后皆如其言。
实际上指出“慎言”是考察为人的一个重要标准，又有如下的记载：
王黄门兄弟三人俱诣谢公，子猷、子重多说俗事，子敬寒温而已。既出，坐客问谢公：“向三贤孰愈？”谢公曰：“小者最胜。”客曰：“何以知之？”谢公曰：“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推此知之。”
王氏兄弟三人去拜见谢安石，大哥二哥言语很多，并说的都是俗事，三弟王子敬只是略微应酬几句而已。事后，谢安石表示最欣赏王子敬。理由是：稳健的人言语少，浮躁的人言语多。
由“慎言”引出的对于言语传播的能力问题和真实性问题，也可从片言只语中窥见一斑：
不能言而能不言。人可应“有”，乃不必有；人可应“无”，己必无。
前一句是记录刘尹道称赞江道群的话，指出不该说的话应该不说，反映当时士人对言语传播规范的一般准则；后一句是记录王长史称赞江道群的话，指出人们在言语传播中涉及真实性的一般现象：口中说“有”的，未必真的有；口中说“无”的，自己一定没有。后一句话的含义很复杂，它说明言语进入人际交往时的心理和行为十分复杂，说“有”和说“无”是两种很不同的传播方式。
此外，关于声名传播也有所记载。如：
客有问陈季方：“足下家君太丘，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树生泰山之阿，上有万仞之高，下有不测之深；上为甘露所沾，下为渊泉所润。当斯之时，桂树焉知泰山之高，渊泉之深？不知有功德与无也。”
这是一段用比喻讲述声名传播的对话，它把名人比作“桂树”，把名人所处的环境和地位比作“泰山之阿”，环境与地位得天独厚，“桂树”自然生长自如，名荷天下。由此指出，“声名”的传播未必与“功德”有一定关系，但与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地位有非常重要的关联。
关于人际传播也有一些故事记载，例如：
荀奉倩与妇至笃，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妇亡，奉倩后少时亦卒。以是获讥于世。奉倩曰：“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裴令闻之，曰：“此乃是兴到之事，非盛德言，冀后人未昧此语。”
荀粲，字奉倩。他在传播思想上提出“言不尽意”的观念，曾在魏晋时期得到士人推崇，何劭《荀粲传》说：“粲独好言道，常以为子贡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然则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粃。”把古代文人极其崇拜的“六经”看作是圣人之学的糟粕，其理由是写下来的东西并不等于是圣人心里所思考的东西，因为有些精微的道理“得之于手，而应之于心，口不能言”。他在揭示言语在传达意义上的有限性有一定贡献。但是他在人际传播的男女关系方面却有一个很传统的观念，他认为“妇人才智不足论，自宜以色为主”。据说他娶了个很漂亮的老婆，是骠骑将军曹洪的女儿，后来那女子死了，荀粲痛悼不已，不久也死去，时年仅29岁。这句议论妇女的话也就流传了下来。裴逸民听到后为他解释说：“这是一时高兴发生的事情，不是十分有道理的话。希望以后的人不要被这句话迷惑了。”荀、裴两人的话，反映了当时对男女关系的两种不同态度。
对于一般关系的人际传播，有王仲祖称殷渊源的一句话：
非以长胜人，处长亦胜人。
指出不仅要以自己的长处来正确对待他人，对他人的长处也应正确对待。
《世说新语》还多处提到对人外貌的观察，品评长相、言行和神情，指出人体神貌反映一个人的精神品质。王戎看画家山涛的面相后说：
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
当时的丞相见到一个叫康渊的和尚，发现他的眼睛窝很深而鼻子很高，就常常调侃他。康渊进行辩解说：
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以自然界事物类比人体形貌，在书中比比皆是。但也不是绝对地称容貌美好者为首肯，容貌差次者亦有才人，如形容裴逸民“有儁容，脱冠冕，粗服乱头，皆好。时人以为玉人。见者曰：见裴叔则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如说到刘伶“身长六尺，貌甚丑顇，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
这里顺带要提一下与荀粲“言不尽意”持相反观点的，是欧阳建的《言尽意论》，该文收在唐人编纂的《艺文类聚》里。《世说新语》有一段记载：王导到江南，清谈间论述到“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个议题，环环相扣，竟把一切道理都包括了进去。说明欧阳建的“言尽意”已在当时士人中流行。欧阳建（公元270～300年），字坚石，渤海南皮（今河北沧县）人。据《晋书·石苞传》记，他出身于“冀方右族，雅有理思，才藻美赡，擅名北州。时人为之语曰：渤海赫赫，欧阳坚石。”后在西晋统治集团内讧中被杀。三、《百喻经》与佛教文学的传播思想自西晋末年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后，我国北方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这些少数民族统治者在镇压汉人等各族劳动人民的同时，他们都极力利用佛教和道教，来麻痹人民的反抗意识。佛、道二教在中国北部广泛地传播开来。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北魏末年，仅京城洛阳（今洛阳市东北12公里）就有寺院500多座。神龟元年（公元518年）时，“寺夺民居，三分且一”。武泰元年（公元528年）河阴之变，王公朝士多死，“其家多舍居宅以施僧尼，京邑第舍，略为寺矣。”至东魏末年，略而计之，全境寺院3万有余，僧尼达200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