笏，忽也。君有教命及所启白，则书其上，备忽忘也。第一句释词，指出古人为“无故”（即物故，指死去）者建碑，是为了传播其生前的文化成就和功业，为了便于传播，又往往把碑建立在行人来往的大路口显眼的地方。同时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了古代的丧葬风俗和立碑功用的演变：最初立碑，只是为了棺材下葬的方便，后来才演化成美化祖先的传播工具。第二句释词，指出古代朝会时大臣所执的手板，实际上是一种传播工具——记录言语的备忘录。
王充《论衡》及其传播思想
一、王充与他的《论衡》
王充（公元27～96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东汉时坚持批判神学，是一位唯物主义传播思想家。《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记载他的生平如下：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充少孤，乡里称孝。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归乡里，屏居教授。仕郡为功曹，以数谏诤不合去。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刺史董勤辟为从事，转治中，自免还家。女人同郡谢夷吾上书荐充才学，肃宗特诏公车征，病不行，年渐七十，志力哀耗，乃造《养性书》十六篇，裁节自守。永元中，病卒于家。
王充所处地位下层，一生过着贫困的潦倒生活，他敏感到东汉豪族统治下的政治腐朽和是非颠倒。“富商之家必夺贫室之财”的经济兼并和贫富对立，“庸人尊显”、“贤俊落魄”的人才错位和贵贱对立，都使他深感愤慨。尤其他看到统治者利用传播手段愚弄百姓的一派“虚妄之言”，更是无法容忍。因此他决心“考论虚实”，高举“疾虚妄”的批判大旗，写下了《论衡》、《政务》、《讥俗》和《养性》等著作，对当时以成为封建法典的谶纬神学和天人感应理论，展开了系列抨击。他在《论衡·对作》中叙述了自己写作的意图，同时阐述了自己的传播观点：
是故《论衡》之作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言也。故虚妄之言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以机（讥）世俗。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语，说（悦）虚妄之文。何则？实事不能快意，而华虚惊耳动心也。是故才能之士，好谈论者增益实事，为美盛之语；用笔墨者造生空文，为虚妄之传。听者以为真然，说而不舍；览者以为实事，传而不绝。不绝，则文载竹帛之上；不舍，则误入贤者之耳。……虚妄显于真，实诚乱于伪，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杂厕，瓦玉集糅。以情言之，岂吾心所能忍哉！
他在这段文字里对“舆论传播”和“写作传播”强调了一个“真”字和“实”字，指出虚假的言论不废黜，那么华丽的言辞就无法制止；华丽的文辞泛滥，那么事实就不被重视。社会上一些好谈论的人随意增加和补充历史事实，添加华丽的语词，利用笔墨工夫制造空洞的文章，这是“虚妄之传”。假话传得多，听的人信以为真，照说照搬而不放弃，就会使贤良的人误听误传；看的人以为是事实，就不断传播开来，不断传播就会被文字记录下来。虚妄的比真实的还出名，真的却反被当成假的，使社会上的人不辨是非，不分黑白。这种情况，王充感到无法容忍，《论衡》的任务，就是要揭露那些失实的文章。
王充针对当时社会已经流行了上百年的“天人感应”说和“阴阳五行”理论，展开了积极的论辩，批判这些观点的虚妄性，揭露这些荒谬理论的欺骗本质，从而在中古史上掀起了一场空前的论战。《论衡》虽然不是一部传播问题的专著，但是其中体现的传播思想非常丰富，而且涉及范围也非常广泛。
王充的著作中渗透了哲学思维，他的哲学观是时代的产物。王充所处的历史时期正是东汉前期。西汉末绿林、赤眉起义冲击了汉王朝最腐朽的一面，在农民起义血战下建立的东汉采取了一系列调整生产关系的措施，社会出现了相对稳定期。生产的发展也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天文、历法、农学、医学等都有了较大进步。一些学者也开始尝试对宇宙结构作各种假设（如浑天说、盖天说，宣夜说等），张衡的科技发明，《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的出现，冶铁业和造纸术的发明，……都为王充的无神论思想创造了社会条件和自然科学基础。在《论衡》中，我们能看到许多当时科学发展的最新发展和成果。
王充博览群书，自称“通人”。他的确吸收了各家学者的精华，他自己承认是“依道家”立论，“虽违儒家之说，合黄老之义也”；认为“黄老之家，论说天道，得其实矣”，因而吸取黄老的天道论，又剔除其中的神秘成分。他对儒家思想进行无情的鞭挞，写了《问孔篇》和《刺孟篇》等，但同时保持着思想内涵上的联系。他强烈反对法家的“偏驳”，批判韩非“明法尚功”的观点，写了《非韩》；他驳斥墨家的有鬼论和经验主义，写了《论死篇》、《薄葬篇》；他指出名家的局限，认为名家“务折曲之言，无道理之较”，写了《感类篇》；他批评阴阳家“其文少验，多惊耳之言”，写了《寒温篇》，等等。另一方面，王充对司马迁、扬雄、桓谭等人的思想大加赞赏，并予以继承和发扬。
司马迁崇尚黄老之学，“因成纪前，无胸中之造”，以实写史，但被班固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而王充称为“汉之通人”，他说：“公羊高、谷梁寘、胡毋氏皆传《春秋》，各门异户，独《左氏传》为近得实。何以验之？《礼记》造于孔子之堂，太史公，汉之通人也。左氏之言与二书合，公羊高、谷梁寘、胡毋氏不相合。”扬雄反对怪异神命，创建《太玄》体系，被神学家们取笑，而王充推崇为“材疑（拟）圣人”，他说：“阳成子长作《乐经》。扬子云作《太玄经》，造于助（眇）思，极窅冥之深，非庶几之才，不能成也。”他还称赞说：“汉作书者多，司马子长，扬子云，河汉也；其余泾渭也。”“子长少臆中之说，子云无世俗只论。”桓谭坚决反对谶纬，被汉光武帝斥为“非圣无法”，王充却把他看作思想先驱，并对桓谭所著的《新论》一书给予充分肯定：“论世间事，辩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彼子长、子云说论之徒，君山为甲。”
特别要提的是，王充还从理论上和科学举证上彻底否定上古关于“天人感应”的互动传播思想，指出天没有感觉器官，因而也没有观念欲望，驳斥了把上天拟人化的虚构的传播系统。他在《自然》篇中说：
何以知天之自然也？以天无口目也。案有为者，口目之类也。口欲食而目欲视，有嗜欲于内，发之于外，口目求之，得以为利欲之为也。今无口目之欲，于物无所求索；于物无所求索，夫何为乎！何以知天无口目也？以地知之。地以土为体，土本无口目。天地，夫妇也。地体无口目，亦知天无口目也。使天体乎，宜与地同。使天气乎，气若云烟，云烟之属，安得口目！
王充进一步利用自然知识，指出把自然现象看作是“天”的感情传递给人的虚妄性质。当时一些迷信的人，认为自然界的风、雨、雷、电是“天”的情感的发泄，是“天谴”、“天怒”、“天罚”等，是“天”对人间的一种惩罚。王充对这些观点，运用科学知识一一作了批驳。例如他针对“雷是天怒”，批驳说：
盛夏之时，雷电迅疾，击折树木，坏败室屋，时犯杀人。世俗以为……天怒，击而杀之。实说，雷者太阳之激气也。……盛夏之时，太阳用事，阴气乘之。阴阳分事（争），则相校轸，校轸则激射，激射为毒，中人辄死，中木木折，中屋屋坏。人在木下屋间，偶中而死矣。
……言雷为天怒，无一效。然则雷为天怒，虚妄之言。
人有喜怒，故谓“天”喜怒。推人以知“天”，知“天”本于人。如人不怒，则亦无缘谓“天”怒也。
六经之文，圣人之语，动言“天”者，欲化“无道”，惧“愚者”，以言非独吾心，亦“天意”也。及其言“天”，犹以人心，非谓上天苍苍之体也。
王充十分明确地指出“天人感应”传播思想的本质：儒家动不动言“天”，目的是为了教化百姓，生怕愚昧的老百姓不服教化，就把自己的意思依托为“天意”。其实，所谓的“天”实际上是按人的本原造出来的神，“天”的喜怒，正是人的喜怒的幻化。王充通过深刻的批驳，把古代的“天人”传播回归到人际传播，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二、“疾虚妄”、“重效验”的传播思想
自西汉董仲舒等提倡儒学、神化孔子以来，汉代学风日趋虚妄伪说，一些儒生专背诵儒家经典，以拘泥于文字章句，急于求取功名为事，王充对此深恶痛疾，决心扭转这股不良学风。他指出：
前儒不见本末，空生虚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滑习辞语。苟名一师之学，趋为师教授，及时蚤（早）仕，汲汲竞进，不暇留精用心，考实根核。故虚说传而不绝，实事没而不见。
王充提出了师生传授过程中的弊端：前代儒生看不到经典文献中什么是学问的根本，对于经典中的问题也不加深究，往往凭空臆说；而后来学习的人，又轻信老师的理论，循本守旧，照抄照搬，不从理论基础上训练，学一些浮夸的词语，忙忙碌碌，一心只想跟上名师可以早早做官，从来不花时间去探究学说，去寻本究原进行考核。结果使虚假传播不断扩散，求实的作风无影无踪。他从反面论述中得出“考实”传播的思想。
王充认为虚妄传播的危害莫过于著书立说，因为白纸黑字，特别具有迷惑性；而如果说解的人又不加考察审核，广泛传播，更容易造成以假乱真的局面。所以他列举古代传著中出现的众多虚妄，并说：
世信虚妄之书，以为载于竹帛上者，皆贤圣所传，无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讽而读之。睹真是之传与虚妄之书相违，则并谓短书，不可信用。夫幽冥之情尚可定，显文露书，是非易见。笼总并传非实事，用精不专，无思于事也。
写在书上的事，社会上的人一般都容易轻信，认为圣贤传下来的东西绝对假不了。如果看书的人用心不专，遇到事物又不加思考，一旦遇到真实而正确的书，反而被误作虚假的书。王充不得不感叹地说：“传书之言多失其实，世俗之人不能定也。”
王充认为即使是圣贤说的话，也不可能不存在点滴错误，所以在学习上他提出了互动传播的问题，即要善于发难，善于提出问题：
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夫贤圣下笔造文，用意详审，尚未可谓尽得实，况仓卒吐言，安能皆是？不能皆是，时人不知难；或是，而意沉难见，时人不知问。案贤圣之言，上下多违；其文，前后多相伐者。世之学者，不能知也。
结有不可解，及其解之，用不能也。圣人知事，事无不可知。事有不可知，圣人不能知。非圣人不能知，事有不可知。及其知之，用不知也。故夫难知之事，学问所能及也；不可知之事，问之学之，不能晓也。
贤圣之才，皆能先知；其先知也，任术用数，或善商而巧意，非圣人空知。
关于认识传播的来源，王充激烈反对“生而知之”说。如上所说，事有可知有不可知，即使是圣人也不可能“全知”；所谓“先知”，也只是圣贤能善于学习，善于与人讨论并运用思考，其“先知”也不是“空知”，不是凭空什么都知道。因此王充反复指出“知物由学”，强调知识来源于后天的学习。他说：
儒者论圣人，以为前知千岁，后知万世，有独见之明，独听之聪，事来则名，不学自知，不问自晓，故称圣。（圣）则神矣。……曰：此皆虚也。
他在《实知篇》中列举16条事例，证明即使像孔子这样的圣贤，也不可能“先知”，更不可能“生知”。他明确指出：
夫人之不学，犹谷未成粟，米未为饭也。知心乱少，犹食腥谷，气伤人也。学士简练于学，成熟于师，身之有益，犹谷成饭，食之生肌腴也。
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不问不识。……所谓圣者，须学以圣。……天地之间，含血之类，无性（生）知者。
知识对于不学习的人，就好比庄稼不能成粮食，粮食不能成米饭；有学问的人关键在于学习，在老师指点下趋于成熟，知识就转化对人有用的东西。王充并不否定人的智质各不相同，有高有低，但只有通过学习才能了解万物。不学习不发问，就是无知。即使是圣贤也要靠学习；世界上也没有天生就有学问的。
王充进一步指出，直接的感觉经验是认识事物的首要途径；人们获得知识的第一途径是借助耳目，但要获得更深刻的知识就不能光停留在耳闻目睹的感觉阶段上了。他说：
通人知士，虽博览古今，窥涉百家，条入叶贯，不能审知。唯圣心贤意，方物比类，为能实之。夫论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信闻见于外，不诠订于内，是用耳目论，不以心意议也。夫以耳目论，则以虚象为言；虚象效，则以实事为非。是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
这段话的意思是：博通学问和有才识的人，即使博览古今图书，涉猎诸子百家，每字每句段落层次都贯通，也不一定能深入透彻地掌握。只有像圣贤等人那样运用心意，把学到的知识与客观事物比照，才能使自己得到充实。论学如果不从思想深处注意精神意旨，仅仅依靠外部的感觉来确立是非标准，只相信感觉而不用心思考订正，这是用耳目来思考，而不是用脑子思考。用耳目思考，就会凭着虚假的现象来说话；以虚假的现象作比较的标准，那么真实的事情也会当作错的了。因此，是非的分辨不能只靠耳听目见，一定要发挥思维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