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2日下午1时左右，三十多名荷枪实弹的美国宪兵突然包围了他的住宅，大批记者也蜂拥而至，他就预感到他期待而又惧怕的时刻到了。他怕落得像墨索里尼暴尸街头的下场，因此在为自杀做最后的心理准备。几天前，他让铃木医生用墨汁在自己的左胸标出心脏的部位，也就是切腹入刀的位置。他随身带着军刀和毒药氰酸钾。
4时20分左右，两辆吉普车在东条英机私邸前停住。盟军总司令保罗？克劳斯少校执逮捕令赶到。东条英机的卫兵打开院门，宪兵和记者一拥而进。楼门紧闭，二楼书房的长窗突然打开，露出东条英机霜雪般的微笑和被香烟熏黄的暴齿：
“你们来敝处有何贵干？”
“你是东条大将吧？我们奉麦克阿瑟将军之命，请你到盟军总司令部报到。”克劳斯通过翻译说。
“你有公文吗？我要看公文。”东条脸上的微笑散去，又覆上一层霜雪。
“请你把门打开，我这里有文件。”克劳斯晃了晃逮捕令。
东条英机的脸上刷地冰冻三尺：“我就是东条英机。没有政府的命令我不与任何人见面！”
克劳斯满脸愤怒，对翻译说：“告诉这狗杂种，别再耽误时间，赶快收拾一下跟我们走！”
“哐”的一声，二楼的窗户猛地关上。
克劳斯领着宪兵向楼门口跑去。就在这时，楼上传来了沉闷的枪响。克劳斯撞开楼门，又踢开二楼书房的门冲了进去。
东条没穿外衣，摇摇晃晃地站在一张安乐椅旁，鲜血浸透了他的衬衣。他左手还拿着一枝手枪，枪口对着冲进来的人。
克劳斯冲进房间。冒着蓝烟的枪口朝向他。他惊呼：“不要开枪！”
东条英机并没有听见喊声，手枪却“铛啷”一声落到了地板上，他倒在椅子上，左胸血流如注。他的脸痛苦地抽搐着，额上渗出密密麻麻的汗珠。窗前的地板上还扔着一把短剑。
守在楼门口的人们本来都准备看美国人怎么把东条英机的尸体抬出来。但是，门口却出人意料地开来了一辆救护车，有个日本医生从车里下来就急忙冲进了屋里。
记者们随即不顾楼门口警卫的阻止，争先恐后挤进楼里争着拍照。东条英机歪咧着嘴，一脸痛苦的表情，他那撮小胡子却使他显得很滑稽。
4时29分，东条的嘴唇动了，有人开始记录东条的话。
“要这么长时间死，我真遗憾。”他小声说。
他的脸依然痛苦地抽搐着，但美国人看着他毫不同情。“大东亚战争是正当的，正义的，”他说，“我对不起我国和大东亚各国所有民族，我不愿在征服者的法庭上受审。我等待着历史的公正裁决。”
东条的声音大了一些，但吐字并不完全清晰。“我想自杀，但自杀有时候会失败。”子弹几乎一丝不差地从铃木医生在他胸部所标的位置穿进去，但是没有打中心脏。
当医务人员把东条抬起来时，他小声地说：“我没有朝脑袋开枪，因为我要让人们认出我的容貌，知道我已经死了。”
东条英机被送到横滨美军第四十八野战医院救治。为了让他活下来，美国士兵甚至还主动献了血。东条英机没死成，这似乎是天意。若是用自杀来逃避公理与正义的审判，那就太便宜他了。作为恶果累累的世界三大元凶之一，东条英机必须活着，必须接受世界的公开审判，让世人了解侵略的真相并彻底粉碎日本军国主义体制。
东条英机自杀未遂，立刻轰动了世界。作为军人出身的他在如此近的距离居然把子弹打偏了，真是让人不可思议。也许是由于他是个左撇子，也许他的心脏恰在开枪那一刹那收缩了，总之他的精确计划落了空。作为“生当不受囚虏之辱”的《作战条例》制订者，东条英机自杀未遂成了广遭世人嘲笑的一出闹剧。这个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全世界，各国的新闻媒体都以很大篇幅作了报道。
与此相反，日本的报纸却大多只以三四段左右的文字将这一消息刊登在第一版的最下方。对此，美国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认为：日本报纸此举，表明东条英机及其行为“对日本人来说，只是已经失去了信用、被抛弃了的家伙的最后的耻辱”。
9月11日晚上，美军艾克尔伯格将军奉命前来医院探视东条英机的伤情。东条英机睁开眼睛，想鞠躬行礼。
“我快死了，”他说，“对不起，我给艾克尔伯格将军添了这么多麻烦。”
“添麻烦——你是说今天晚上还是说过去几年？”艾克尔伯格将军不无讥讽地问道。
东条并没服输，以一种毋庸置疑的口气回答：“今天晚上。”
在美国军医想尽办法的救治护理下，东条英机很快就奇迹般地痊愈了，后来他走上法庭时，显得又白又胖。
就在盟军大规模逮捕日本战犯之时，1945年11月20日，在德国纳粹发源地纽伦堡，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对纳粹德国战犯的审判拉开了序幕。纽伦堡审判向世界传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绝不放过那些发动侵略战争的罪人。
而东条英机也必将受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严厉制裁。
作为燃起太平洋战火的最大责任者，东条英机可谓千夫所指，就连关押在巢鸭监狱的其他战犯都不想接近他。狱中的东条英机孤家寡人，只好把全部的精力都花在写口供书上。
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以来，日本观众席上每天都座无虚席。一时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旁听券洛阳纸贵，甚至还出现了黑市倒票现象，特别是在东条英机受审的那些天，法庭旁听券的黑市价格竟然卖到了800日元一张。在当时，一个普通日本人一个月的薪水也就是500日元的样子。
美国人摩拳擦掌，他们要一笔笔清算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罪行。美国检察方面要全力以赴地在法庭上证明：日本对美国的战争行动是蓄谋已久的，他们发动太平洋战争是违反国际法的犯罪，是不宣而战。
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检察方面向法庭提交了150份证据文件，揭露日本在开战前从事的外交阴谋活动。检察方面对日美开战前的日本决策动向做了严密立证，并请出了包括美国国务院事务顾问巴兰坦在内的一批美国高级军政人员出庭作证。
1947年12月26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对东条英机进行审理。世界各主要媒体的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早早就守候在法庭上严阵以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贵宾席、旁听席都坐满了人。麦克阿瑟的夫人和女儿、庭长卫勃的夫人也前往法庭旁听，东条英机的夫人和他的两个女儿也出现在旁听席上。
整个法庭被紧张的气氛所笼罩。东条英机自己也知道，这是他最后的机会。
1947年12月26日下午，东条英机的辩护人清濑一郎穿着高腰军靴开始陈述。他声明，除了东条英机自己作证外，辩护方面不打算请任何其他证人出庭作证，也不打算提出任何证据。
清濑一郎在陈述中概括了东条英机口供书的要点，完全否定了大东亚战争的侵略性质。清濑进一步强调说，不要忽视了口供书中所主张的，即二战中的日本政策不是侵略，而是为了各民族的独立，为了使各民族从殖民地中解放出来。
清濑一郎的气焰十分嚣张，此人原本是为日本侵略出谋划策的“国策研究会”成员，战前还是议员。公然搬出诸如“中国排日”、“为了防共”、“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等谎言，为罪犯粉饰。他钻英、美法律的空子，胡搅蛮缠。更有甚者，他居然在这份冗长的口供书封面上，偷偷摸摸地擅自加上了“此乃一历史文件也”的字样。
法庭发现了清濑一郎的手脚，卫勃当庭严厉斥责他说：“1941年10月，东条英机才受命组阁，何以见得这是一篇历史文件？就这样一篇东西，还配称作历史文件吗？！”
但是，尽管如此，法庭为了维持公平审判的原则，并没有做过多干涉。接着，法庭传唤被告东条英机。
在例行公事的宣誓后，东条英机开始朗读自己的口供书。这份口供书长达220页，四易其稿，弥漫着一股日本记者形容的“东条腔调”。口供书朗读了3天，除了开头部分是他自己朗读之外，其他部分由美国辩护律师布鲁韦特代为宣读。
口供书主要内容是东条英机为自己和日本军国主义辩护。东条英机的口供书立刻遭到国内外的批判、攻击。美国的《纽约时报》斥责东条的自卫战争论是强盗理论。
东条英机的供词洋洋五万余言，叙述了他当首相的四年中有关国家决策及军事决策等问题，他想方设法回避自己是主要决策者的事实，千方百计推脱责任，否认侵略性质，把侵略行动硬说成是自卫。
1947年12月30日，引人注目的首席检察官季南反驳盘问开始了。季南通过盘问，使侵略者的荒唐逻辑暴露无遗。
季南：“被告东条！我对你不叫大将，这你也知道，因为日本已经没有陆军了。”季南的问话咄咄逼人，震动了法庭。东条的辩护律师立刻向法庭提出抗议，认为季南的话不合时宜。法庭驳回了辩护律师的抗议。
季南：“你是否承认犯有侵略战争罪？”
东条狡辩地说：“‘大东亚共荣圈’不是侵略，日本对外战争是‘自卫自存’，是为了‘解放东亚民族’。”
“战争在中国进行，那还有什么自卫可言？杀戮200万以上的中国人，都是出于自卫的考虑吗？”季南质问道。
东条无言以对。
季南：“日本为何肆意破坏华盛顿关于限制海军军备的九国公约？”
东条：“先打个比方，给10岁的孩子一套合身的衣服，可当他满18岁的时候，衣服绽开了。”
季南：“但有可能将那件衣服缝缝补补使它合身——难道你不认为可以这样吗？”
东条：“但个子长得太快，孩子的双亲来不及缝补。”
季南：“1942年的‘巴塔丹死亡行军’，强迫战俘在酷热的气候中长途跋涉，大批被弄得筋疲力尽的俘虏在‘行军’中遭到毒打、刺杀和枪杀。对此你负有什么责任？”
东条：“按照日本的习惯，执行特定任务的司令官不受东京具体命令的约束，享有相当大的自主性。”
季南：“据我们所知，经日本最高当局批准，强迫战俘在恶劣的条件下用双手修建泰缅铁路，路基两旁遗下成千上万战俘的白骨，是这样的吗？”
东条：“我们没料到会做出这样的事来。按日本人的性格，我们相信无论天上还是地下都不能容忍犯下这种罪行。”
东条英机在法庭上坚持军国主义极端立场的顽固形象，激怒了众法官。受刺激最深的，恐怕要算傲慢的美国人。同时被所有的法官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的，在甲级战犯中几乎只有东条英机一个。
接着，季南开始太平洋战争阶段的盘问。检察官塔培纳指控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9名被告对德、意、日三国结盟和发动太平洋战争负有责任。东条英机试图推卸自己在战争中的责任，但季南就是抓住不放，而且他的提问也越来越尖锐，终于把盘问的重点引向日本和美国在开战前的谈判上。
日本在对美国开战前的两个月里，频频召开高层会议，阴谋策划发动太平洋战争。为了和美国人周旋，他们制订了两套最后的谈判方案：甲案和乙案。
季南就甲案和乙案盘问东条英机。
季南：“东条先生，第二天(1941年11月5日)东乡外相没有向野村大使发下面的电报吗？(电报说)‘上述方案不可能达成妥协时，作为最后的对策，准备出示乙案，因此希望火速通报美国方面对甲案的态度。提出乙案时须预先请示。’这个电报是东乡外务大臣根据你的训令发出的吗？”
东条英机：“不是我的命令，传达的是政府的意思。”
在法庭上，东条英机极力想摆脱他下令发动太平洋战争的责任，所以他才诡辩说这是政府的意思。而季南之所以抓住东乡茂德11月5日发出的电报不放，就是因为，正是在那一天，东条英机已经明确无误地确定了内阁总方针：如果这最后两个方案都谈不拢，日本就要和美国开战。
季南通过盘问，达到了他的目的，那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在东条英机主持下，已经决意要阴谋发动太平洋战争了，而甲案和乙案的谈判，完全是个幌子。东条英机正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罪魁祸首。
于是，在法庭上，检察方面和辩护方面围绕着一个焦点展开激烈争论。
检察官席根斯指控日本违反国际法，不宣而战，实施了对珍珠港美国海军的偷袭。
席根斯辛辣地说，日本非常狡猾，一面和美国进行谈判，一面进行战争准备，已经决心开战，却又装模作样地维持太平洋的和平。席根斯还引用了日本内阁的大量文件证明，日本是蓄意进行对美国的偷袭。
这时候，日本辩护团突然组织了一次凌厉的反击，使出杀手锏，让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检察官们大吃一惊：为日本人作证的，竟是美国陆军部作战局军事谍报部远东科科长，布拉顿上校。
1941年，日本与美国开战时布拉顿上校正在华盛顿，他的任务是负责截收、解读、破译日本外交电报。
布拉顿上校作证说，1941年12月6日，也就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前一天，日本在向其驻美国大使馆拍发那份宣战电报的时候，美国陆军部作战局军事谍报部远东科把电报从头至尾都截获了。那个电报很长，一共有14个部分，特别是最重要的第14部分，也就是向美国政府宣布终止谈判的最后通牒，远东科截获的时间，要比日本大使递交给美国国务卿赫尔的时间明显早得多。
布拉顿上校作证起初使检察官们变得鸦雀无声，没有人进行反驳。
但是，检察官们很快就找到了反击的目标：无论如何，日本驻美国大使馆递交那份电报的时间是在日军偷袭珍珠港1个小时20分钟以后。这是铁一般的事实，没人可以否认。
而且，在日本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4个小时以后，日本大本营才通过电台宣布：“帝国陆海军于今天凌晨于西太平洋与英美军进入战争状态”。华盛顿时间晚上9点40分，日本电台播发了日本天皇裕仁的宣战诏书。
采取偷袭的手段进行战争，则是日本军国主义在对外侵略扩张的时候素来喜欢使用的手法，在“甲午海战”、“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中莫不是如此，这早就被历史所证明。
季南在法庭上继续盘问东条英机。他突然就日本舰队准备攻击珍珠港，天皇是否知道对东条英机进行质问。这时候，法庭的气氛突然紧张起来，日本天皇是否应当承担战争责任的问题突然间公开在众目睽睽的法庭上。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理中，人们一直感到疑惑的是，难道一个东条英机就能发动对盟国的庞大战争吗？他背后的支持者又是谁？
1948年1月7日上午，卫勃开始代表法官亲自讯问作为证人的东条英机。卫勃突然问道：“是谁最后就开战问题向天皇进言的？除了你之外，还有谁向天皇建议对英美开战？”
东条紧张地歪了歪脑袋：“我和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和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最后决定去见天皇。我和两总长说，为了保证日本生存，简单地说，除了战争之外，没有别的活路。于是天皇接受了建议。”
但是，东条英机所说的杉山元已经自杀了，永野修身1947年1月病死在巢鸭监狱了。惟一知道真相的，只有东条英机。但他说的就是事情本来的真相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