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6月1日，日本近卫文麿上台组阁。
近卫文麿实际上是受到在政界握有实际领导权的军部的支持。近卫文麿的上台，对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而言，无疑是一件盼望已久的大好事。
近卫文麿任首相后，首先对内阁进行了改组。他认为，要想借助处理事变的机会永远树立重视东亚地区的国策，就必须加强内阁力量，具体实现举国一致和真正的军、政一元化。这就必须加强陆军在军部的地位。
这与日本军部的想法是完全相符合的。昭和13年(1938年)5月26日，军部电令东条英机中将自中国东北飞回东京羽田机场。5月30日，正式任命东条英机担任陆军次官，成为6月2日被任命为新任陆相的板垣中将的助手。
坂垣征四郎与东条英机同是岩手县人，他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六期步兵科毕业生，比东条英机高一届。他也读过陆军大学，毕业后即被派往中国东北。后来任参谋本部部员，“九·一八”事变时任关东军高级参谋。再往后他还担任过奉天特务机关长，满洲国军政部顾问、关东军参谋长等职。“七·七”事变时，任师团长，所率部队是关东军的精锐，也是屠杀中国人民的恶魔。
坂垣征四郎和东条英机两人是莫逆之交，而且都是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他们一同执掌当时日本的陆军军政，只会给日本政府带来更加鲜明的军国主义色彩，而军部的对外扩张，则更可肆无忌惮了。
6月18日，东条英机受命兼任陆军航空本部部长。无论是陆军次官还是陆军航空部长，都是特别重要而繁忙的工作。东条英机当时可谓非常卖力，拼命地工作。
1937年6月9日。
夏季的日子，即使在塞外也让人感受到天气的燥热，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窗子全都敞开着，以便透入几丝凉风。参谋长东条英机背着手在习惯地踱步，司令官植田谦吉坐在靠背椅上猛吸着香烟。当东条又一次走到军用地图前时，停了下来，慢慢拿起军用红蓝铅笔，把中国东北地区用一个红圈圈了起来，接着又向华北方向画了三个粗粗的红箭头，随后又向前苏联的西伯利亚地区画了三个蓝箭头。
东条的举动把司令官植田谦吉的注意力吸引到了地图上，他摁灭了手中的香烟，起身来到地图前，眼睛盯着东条英机，说道：“参谋长，谈谈你的想法。”
东条英机手中的铅笔再次指向地图，说道：
“司令官阁下，满洲事变后，我们占领了中国东北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虽在名义上支持溥仪成立了‘满洲国’，但实际上东北成了我们的殖民地。1933年1月3日，我军又攻占了华北战略要地山海关。3月4日占领热河省会承德，继而向长城各口大举进攻，东迫喜峰口、冷口、西攻古北口、南下罗文峪。国民党被迫与我签订《塘沽协定》。这样，我们打开了整个华北的门户。1935年7月签订的《何梅协定》，又使我们控制了中国河北和察哈尔的大部分主权，争取了在华北的主动权。同时，我们策划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虽未成功，但是殷汝耕在河北通县成立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和内蒙古德王组织的‘内蒙自治军政府”都对我们扩展势力极为有利。再者，英美对我侵华行为尚采取观望态度，苏联无暇东顾，中国国内国、共两党尚未正式合作。”说到这里，东条英机稍加停顿，看到司令官植田谦吉在聚精会神地听着他的长篇宏论。于是又继续说道：
“司令官阁下，我的意思是，此时是我们征服中国的天赐良机。我认为应把我们的设想报告大本营。”
植田谦吉既钦佩东条的精辟分析，又为他的胆识和雄心所折服。说道：“先按你的想法，写一个详细报告，向大本营提出全面出兵中国的建议。”
东条英机在当天即写好了给大本营的报告，并反复强调：“从准备对苏作战的观点来观察中国目前的形势，我们深信：如为我武力所许，首先对南京政权加以打击，征服中国，除去我们背后的威胁，此最为上策。”
近卫上台不久，即电令日本关东军司令、中国驻屯军司令和驻华大使，要他们为达到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扩大冀东伪组织，驱逐中国29军出华北这三个目的，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
“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于6月20日上午接到命令，21日便在司令部召开秘密会议。内容是：(一)速派重兵向平津铁路线作实弹演习，一面向附近居民示威，一面向29军挑战。(二)向天津29军负责长官提出强硬要求：撤退冀察29军；厉行防共，取缔排日；实行中日经济提携。会后，责令参谋长桥本群拟订具体实施方案。
桥本群为了掌握中国方面的情报，6月22日亲自找来冀察政府委员会“招聘”的日本顾问，详细询问了情况。五天后，日本军界发布机密命令，令在冀察政务委员会中任建议委员的日本顾问宋谷猛雄，限他三天内把北平至大名间军用公路地图取来。日本参谋本部参谋及军事顾问在丰台、卢沟桥、长辛店一带频繁视察地形。与此同时，加紧调兵遣将：华北军猛增至16000人；冀东伪政府奉日军之命赶修飞机场；日本海军第3舰队在中国渤海海面游弋。7月，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命令牟田口部队由天津至北平铁路沿线开始进行实弹演习。至此，日军做好了发动侵略战争的各种准备，正待机寻衅，挑起战争。
日本的步步进逼，使华北的形势日益动荡。当时驻在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平津两市的国民党部队是第29军。军长宋哲元，山东乐陵人，原是冯玉祥的部下。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着名的“北平政变”后，脱离了直系军阀，将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宋哲元历任第四方面军总指挥、第29军军长、察哈尔省主席、平津卫戍司令。此时，他又兼任冀察政府委员会委员长。可以说，宋哲元是华北执掌实权的军政首脑。对于日本的步步进逼，他持一种矛盾的态度，既有妥协的一面，又在许多问题上有着不妥协的成分。此时，全国正在兴起抗日怒潮，何况29军曾在喜峰口抗击日寇，誉满国内外，全国上下希望29军能奋起抗战，拯救民族危机。再者，29军士兵的抗日情绪日益高涨。
在1936年11月7日和11月12日，先后在红山口和固安与日军举行对抗性演习，毫不示弱，表现了扞卫主权和领土的信心与勇气。
鉴于这种情况，宋哲元在1937年4、5月间召集幕僚研究对日政策，并密切注视着形势的发展。
卢沟桥的炮声，宛如天空中的惊雷，震醒了熟睡中的东方雄狮，雄狮已开始怒吼。
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共中央便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庄严的号召：
“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即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即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该立即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
我们的口号是：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
同日，毛泽东、朱德、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林彪、叶剑英等代表红军全体指战员，给蒋介石发去急电，要求蒋介石本着“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并表示我红军将领“以抗日救国为职志，枕戈待旦，请缨杀敌，已非一日，当此华北危急存亡之紧要关头，敢请我国民政府，速调大军增援河北英勇抗战之29军，我全体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抗日的激流又一次把蒋介石推到了前台。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他于1937年7月17日在庐山发表了谈话，宣布准备抗日的方针。
“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任人强占，那么我们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北三省；北平若果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整个国家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蒋介石表示，一旦到了最后关头，就“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要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如果放弃了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在最后关头，“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图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还提出了解决卢沟桥事变的四个条件：
第一，任何解决办法，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
第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政变；
第三，中国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第四，第29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
最后，蒋介石强调说：“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是在事变的第二天早晨得到消息的。那天黎明，塞外的天空阴沉沉的，乌云愈积愈浓，一丝儿风也没有，远处不时传来闷雷声，大有大雨倾盆之势。关东军的军营静悄悄的，士兵还在酣睡。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照例又在4点半钟起床了，驯顺的勤务兵早已打来了洗脸水，准备好了洗漱用具。东条英机洗漱完毕后，向床头走去，伸手摘下了挂在墙上的日本武士刀，又看了一眼卧室中贴挂的“武运长久”的醒目条幅，然后转身向室外走去。
“参谋长，陆军部发来急电！”
“什么事情？”东条淡淡地问道。
“我在华北的驻军，今日凌晨与中国29军在卢沟桥已交火，事态必然扩大，陆军部要我们作好应战准备。”
“什么，再说一遍！”东条瞪大了眼睛，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作战课长又高声重复了一遍。
东条眼中掠过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惊喜。他把手一挥说：“走，去作战室。”
这时，站在门口的勤务兵走上来说：“参谋长，该吃早饭了。”
“不，有更好的‘美餐’等着我们去吃，今天的早餐免了。”说着东条与作战课长向作战室走去。
在作战室内，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古等人也已在那里了。植田谦吉说：“参谋长，你来得正好，我们应研究一下关东军的战略，看怎样出兵更有利。”
“司令官阁下，我看我们还是向参谋本部、内阁呈递我们的出兵意见，争取早日得到允准，然后再计划出兵不迟。我想，东京军部中必有一些人对事态扩大而忧心忡忡，下不了出兵的决心。我们应该以关东军的名义敦促他们下决心。”
“依你的计划行事。”司令官植田谦吉点头同意。
在东条英机的亲自谋划下，关东军一面向东京陆军部递上了措词强硬、要求乘机征服中国的意见书，一面于当天下午18时10分擅自发表声明：“由于狂妄的第29军的挑战，如今已在华北酿成了事端，我关东军正以极大的关切和坚强的决心，严密地注视该事件的发展。”与此同时，东条英机还派高级参谋田中隆吉向华北方面军陈述强硬的意见，要求联名向日本国内提出意见。
东条英机以关东军名义发出的电文和关东军的擅自声明，东京陆军部都已获悉。这时，在陆军部内部和政府的内阁中都在围绕如何处理卢沟桥事变而进行着激烈的争论。在要不要把这一场局部冲突扩大为侵华的全面战争问题上，分成了两派，即“扩大派”和“不扩大派”。
在内阁和军部中，两派争论的结果还是“扩大派”占了上风。7月8日夜，陆军大臣杉山元下令：京都以西各师团，原定应于7月10日复员的步兵联队两年兵延期复员。海军中央部也下令进入警备状态，以备对华紧急出兵。9日，陆军省决定了派兵方针。早上8时50分，杉山元便在临时内阁会议上正式提出派兵案。他说：“要继续交涉。但目前中国军队的真意不明，而且自事件发生以来，射击不断，是一种无信不逊的态度。尤其从第29军的兵力和抗日态度来看，不如在此时派出适当的兵力，亦即从国内抽调三个师团派遣到当地。”恰好在此时，得知中日双方于9日凌晨达成了三项口头协议。因此，杉山元的派兵案暂被搁置。后来，日军不断挑衅，对双方的谈判毫无诚意，事态日益扩大。又加上关东军的侵华鼓动和“扩大派”的极力督促，日本内阁于7月11日批准了增兵华北的方案。当天下午18时24分，日本政府正式发表《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这个声明歪曲事变真相，为其武装侵略行为竭力辩护，是日政府进一步发动侵华战争的宣言。声明说：
“这次事件完全是中国方面有计划的武装抗日，已无怀疑的余地。……就帝国和‘满洲国’来说，维持华北的治安，是很迫切的事，不待赘言。为维持东亚和平……政府在日本内阁会议上下了重大决心，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增兵华北。”
听到政府决定增兵的消息后，东条英机抑制不住心头一阵狂喜。竟不自觉地拔出战刀，擦拭起来，口中还自言自语地说：“机会终于来了，机会终于来了！”正在东条自我陶醉之际，电话响了。东条收起战刀，抓起话筒，听出是司令官植田谦吉的声音：“参谋总长给我关东军发来‘临参命第56号’令，命我们急速派遣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团主力，飞行集团1部，至少6个中队，高射炮2个中队，铁道第3联队主力等部开赴华北，暂受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指挥，请东条君速为调遣。”
果然，事情的发展正如东条英机预料的一样。7月11日增兵华北的声明发布后，事态在一天天扩大。代替病重的田代皖一郎担任中国驻屯军司令的香月清司不断寻衅，破坏双方已达成的关于和平解决事变的协定。而且关东军的副参谋长今村均少将、参谋田中隆吉中佐受东条英机之命也到天津四处活动，力促香月清司采取强硬方针，并明确表示，关东军对此将予以积极支持，并愿做驻屯军的坚强后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