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与特定时期批评的环境相关
20世纪末期是一个在某些方面相似于五四时期而又在本质上相异的特殊时代，是一个由中国的百年现代进程实践与世界开放对话潮流所决定的全面、自觉走向现代化的时代。如果说在社会转型上，在外来思想、知识体系的引进上，在追求科学、民主和社会进步上，二者有许多共同点；但在社会性质上、历史进程上以及整个经济、政治、文化形态上则各有其特殊的规定性。
五四时期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处于“德先生”、“赛先生”现代启蒙阶级，民主与科学意识远未自觉，社会主要矛盾是民主革命与封建专制之间的对抗性矛盾，社会关系亦是对抗性的阶段斗争关系，因而整个语境是一种充满对立、斗争的激烈革命时代。由此决定了文学批评主体很难有平和的心态，不同观点、观念之间不是平等、讨论、沟通、共存的关系，往往是唯我独尊的批判、打倒的关系，所以，《新青年》倡导“文学革命”，便不可能以温和的讨论之对话体形式推出，而是先由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发出第一声呐喊，随后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予以声援。在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为艺术”、“为人生”的观点之争中，亦缺乏平心静气的讨论、对话。在30年代“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论争中，更是唇枪舌剑、“匕首”“投枪”、有你无我。表面上呈现出多元化的形态，但批评主体的潜意识仍是封建传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一元论观念，竭力打败一方标立一方。而相比于那个“打倒”与“革命”的时代，20世纪末期则是一个“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历经近百年曲折的现代化进程，中国社会逐步实现了民主与科学的现代转型，社会主要矛盾转为发展生产力与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精神需要的非对抗性矛盾，整个语境更为宽松、开放、自由。由此决定了文学批评主体平等交流的心态，无论对域外文学、民族传统文学还是新型文学，不同观点、观念之间形成了讨论、碰撞、理解、共存的关系，即所谓“众声喧哗”。正是这样的一种时代文化语境，为对话体批评的兴盛创造了可能。
2.与批评本身的需要相关
文学批评活动有自身的发展逻辑，并非民主、开放时代就一定会产生对话体批评。其实，20世纪末期对话体批评的兴盛更直接地源起于现实批评实践的呼唤和批评自身现代性的内在要求。自从20世纪以来，在近代实证主义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想影响下，打破了传统的印象——体验——评点式批评的旧格局，文学批评走向了从大处着眼进行科学的理论分析、归纳、综合概括地把握的运思方式，在批评文体上形成了重事实、重演绎、强调理性分析和逻辑结构的特征，并成为20世纪基本的和通行的批评形式。然而，这种文体在显示出先进性的同时却也构成对文学批评某些内在本性、要求的遮蔽，例如忽视了文学批评的感觉性、体验性、灵思生发性、交流讨论性等等。固然，这一欠缺可以由其他文体形式补充，像随笔体、书信体等，然而随着文学批评日益归附于政治特别是被迫与极“左”政治、阴谋政治联姻，批评的个体体验性、交流讨论性也就实际上被完全扼杀，使论说体批评趋于一尊以至演化为极度的独语独断——不可讨论、不可置疑的权威性定论发布，如“文革”中梁效、池恒等的文艺评论文章即是典型例证。显然，这种专制独断与文学批评探索、讨论的本质是根本相悖的。因而，当推翻和批判了极“左”政治、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代，当批评本体性和批评主体性被发现被确认、批评取得相对独立时，仅仅那种独语论说体就再也不能满足批评的需要。
面对无数新老问题和不同主体角度的批评话语，批评迫切需要辨析，需要两种或更多声音的交流、交锋。于是，在1981年—1982年前后，出现了大量的商榷性文章，诸如鲁枢元的《关于灵感的一点质疑——与庄某某同志商榷》，周来祥和栾贻信《也谈艺术的本质——与何新、涂途商榷》，等等。这些批评文章已表现出批评开始走向平等对话的现代转型。应该说，这便是对话体批评的现实生发基础和前奏。此后，随着历史的推进和文学的繁荣，该时期文学变化之迅速、花样之杂多、更迭之频繁，当属建国以来所未见，来不及思考成熟，也不可能作出定论，而又需要在短时间内作出迅速的反应，这也向批评提出了新的挑战。诚如有学者所言：“我国文学多范式多话语共生的现实迫切需要相互间的交流和沟通，热烈呼唤着相互理解和融合。而当代各种理论话语的成熟与发展也为对话主义的历史性出场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应对现实实践的需要，适应批评现代性的内在要求，就成为批评活动的一种合乎逻辑发展的规定，构成对话体批评崛起的直接机缘。
3.与批评主体文体意识的自觉相关
对话体批评的产生和流行，还在于批评主体思想形态的变化和文体意识的自觉与追求。否则，顶多延续“商榷”的路子，而不会出现对话体批评。但实际上，新的批评环境已经为其创造了可能的主体。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到90年代社会全面进入市场经济，从80年代初各种西方哲学文论的引进到90年代前后对复调对话理论的拥戴，改革开放的大气候和西方现代观念的渗透，都在精神深处激发批评家们走向批评意识的觉醒与自觉。尤其新一代批评家，绝少历史的保守与惯性，更不安于现状，力图开拓创新。而面对文学的多维、多层面的复杂形态，面对批评的多维、多声音缠绕，无论理解中的矛盾、困惑与焦虑，还是渴望交流或引起他人的关注与讨论，都使他们深感长期习用的独语论说体表达的不适、不够，这就形成了他们突破单一形式寻找新形式的追求和兴趣，从而与对话体批评在20世纪末期的历史纬度上相遇。
我们不妨看看他们自己心路历程的坦陈。这是吴亮的想法和追求：“写对话的一个驱策……只是意识到自己常被两种相反的声音缠绕着，我所能做的不过是记录它们的彼此交谈而已”；这是王玮的想法和追求：“当我写下本文的标题时，一个声音——另一个自我的声音，便立刻冒出来找我辩难，……既然双重自我在互相辩难，那么，我‘照实录之’，作为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也许正是一种哲学的和艺术的宽容”；这是陈美兰的想法和追求：“我们之间有一些共同点，自然也存在差异，这就使我们可以从多种角度提出不同的看法。我相信，对话不仅使我们进一步认清自己，也有助于了解目前批评界的动向和发展，为深化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作出自己的努力”；这是张颐武的想法和追求：“互相不一定达成什么共识，可以构成一种立交桥式的景观，既是对国际文化讨论的一个回应，又是对中国大陆本身的文化讨论的参与。”
虽然以上话语说法不一，但我们却可以显然见出一个共同之点，那就是本时期批评家们渴望交流和对话的批评理念。可以说，正是众多批评主体对对话体批评的文体意识和自觉运作，最终促成了对话体批评的翻旧出新，异峰凸起。
三
任何形而下的形式问题，都不仅仅是一个表面的形式问题，其中必然与某种形而上的追求相关。新的批评形式是与新的批评意识、批评取向分不开的。透过对话体批评的流行，我们可以看到批评的一种新的精神向度。
这种批评的新的精神向度即是一种现代精神向度。
传统文学批评往往具有依附的、一元的、封闭的、极端的等精神特性。黄曼君指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在总体发展上趋向狭隘、保守、泥古、僵化，从以道统文、以文载道，到近代过分强调文学的政治功利性，再到20世纪愈益严重的教条化、单一化。事实上确是如此，在文学批评史上曾形成了种种狭隘陈旧的批评向度：诸如或者把批评看做个人孤立的独语活动，或者把批评看做唯我独尊的裁判，或者把批评当成批驳斗争的工具，或者把批评作为了政治判断和判决。正是鉴于这一切，在20世纪末期改革开放、开拓创新的时代潮流下，文学理论批评反思自身局限，续接五四开创的现代化传统，开始重新走向现代独立、科学的批评活动。多年来一些学者不断强调文学批评的现代性，如钱中文一直提倡“新理性精神”，认为“巴赫金的对话主义，可以促使我们反思我们以往的思维方式，逐渐消除一百多年来形成的那种具有极端性的非此即彼的二分法思维，并在历史的整体性的观照中建立起健全的、开放的和具有一定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许多学者也都倡导文学理论批评“自我主体与他我主体间的对话、交往和理解”，“在人与人之间、个人的思想与思想之间应有一种新型的平等交往的对话关系”。这显然是一种超越传统批评意识的现代精神向度。而这一点在新兴的对话体批评中表现得异常突出，从对话体批评中，我们读到的不仅仅是它提供出来的问题思考和讨论内容，还让人同时深深感受到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精神向度。
这种现代精神向度是透过其外在的对话行为、直观的对话形式和对话内容散发出来的，它鲜明体现了文学批评的现代性诉求。归纳起来，大体包括：独立与开放，民主与科学，自由与平等，多元与对话，理解与交往，真诚与坦率，等等。
1.独立与开放/民主与科学
对话体批评以两种或两种以上声音话语的共存、论辩、探索，标示出一种独立与开放、民主与科学的现代学术追求。而这在很长时期的文学批评历史中是不存在也不可想象的。“独立”、“民主”，意味着不依附于政治或别的什么而具有独立自主性；“开放”、“科学”，意味着不孤立保守或封闭而具有包容性和求真性。正如巴赫金所揭示的那样，在社会中存在的人，总是处于和他人的相互关系中，不存在绝对的真理拥有者，也不存在任何垄断话语的特权者，自我与他人的对话关系，便构成了我们真正的生命存在：“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例如，由“朦胧诗”该不该有明确的主题的争辩到艺术的社会效用、艺术的多元化等问题的讨论，这在政治高压时期都属于禁区，但在思想解放之初的1981年，吴亮就以独立的文学学术立场对原有定论提出怀疑和思考，对思考中的亦此亦彼的两种声音抱以一种开放的态度和求真的科学态度，睿智地采用了对话体形式来表达，其学术意识是显在的：“承认双方共同的合理存在。存在是不可能被某种意见抹煞的，对此我深信不疑。……在对话的写作过程中，尤其是陷于双方的冲突里的时候，我常常觉得有种快慰，发现世界真是十分的慈祥和宽容——因为它能容纳一切彼此矛盾的事物，包括人的种种不相同的认知。”再如1985年陈平原等人的对话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正像吴炫指出的：“这个文学研究观念是应学术界和文学界解放思想、突破政治对文学束缚的时代性要求而产生的，也是应‘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这一文化召唤而诞生的。”这篇对话体批评不仅以独立于政治性现、当代分期之外的“20世纪”整体文学观及全球化视野显示出独立与开放的学术追求，同时以对话的交谈、探讨形式显示了思想的敞开性和不孤立封闭的科学交流精神。1993年谢冕等《理想的文学史框架》提出了“当代文学”这一概念依附于政治而非基于文学的非科学性与重写文学史的问题，对此，有肯定支持的，有认为条件不成熟表示怀疑的，有引伸展开思索的，都表明了批评者精神深处学术独立与开放、民主与科学的现代性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