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人所皆知的一个普通道理是，人要生存、活着，首先要吃、穿、住，物质需要是首先的和第一位的，这也是马克思研究以往人类全部历史后揭示出的一个无可置疑的真理；但另一方面，也正像马克思所发现和揭示的另一个真理——人与动物的不同就在于当人类解决了吃、穿、住的问题时，另一种更高的需要就会被提升出来，这便是人的精神需要。人不同于动物的就在于人的有意识、有思维、有言说、有愿望、有美感，实际上当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最早的歌谣“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口耳相传时，人们就已经开始创造着“诗”的形式相伴他们的生活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又何尝不可以说作为精神食粮的文学是人生存、生活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滋养？纵观宏大而漫长的物质史、自然史及至人类史，我们不难发现其演进的历程清楚地表征着这样的真谛：生命现象是物质发展的高级阶段，精神现象是生命现象发展的高级阶段，人之所以超越了低等动物阶段，就在于人类把精神的需要和物质的需要最大限度地统一了起来，大大地发展了自己的精神文化、文艺审美，并使之成为人类内在的和本质的需要。我们可以从现实生活中明显看到，人类社会越向前发展，精神审美就越是突出，人类的生存品位正是以满足这种更内在的、更本质的需要而展开的。从这一点来说，文学不是别的，它是人类的一种审美性生存方式。
有史以来的文学活动其实从来都是如此。譬如我国先秦最早的典籍《尧典》中记载的“诗言志”说，一般都作创作根源、创作目的讲，实际上它已表明了人以诗作为自己内心活动的生存方式和生命价值实现的方式；汉乐府“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传统，也同样是把文学当做生存中的精神调节方式和一种心意弥补。中国享有盛名的诗人屈原、陶渊明、李白等等的诗作，哪个不是借文学以省察人世、追求自由、抚慰情感的生命活动？汉代的《管子·内业》中对此说得很明白：“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忧患。是故止怒莫若诗，去忧莫若乐……”宋朝的大哲学家兼诗人的朱熹在自己的《诗集传·序》中的一段道理说得更为透彻：“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进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显然，自古以来文学一直是伴随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才有曹丕“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感慨。及至现代，文学更成为人们不可缺少的精神兴寄方式。在现代工业化文明的社会中，一方面是高科技和经济物质的发展带来的人的生活的便利、享受，另一方面却是其相应带来的人的理性工具化、欲望膨胀、对世界的荒诞感等负面东西，人文情怀、人文精神的衰退和失落是当今人类面临的严重问题。有如德国哲学家施泰格缪勒所指出的：“人的整个存在连同他对世界的全部关系都从根本上成为可疑的了，人失去了支撑点，理性知识和信仰都崩溃了，所熟悉的亲近之物也漂向遥远的地方，留下的只是绝对孤独和绝望之中的自我。”那么，在这种现代世界的复杂、变幻、荒诞面前，在这样一种新的精神分裂的困扰之中，文学可以说担当着比以往更重要的角色和作用。虽然电子媒介、影视图像等为人们开辟了更广阔和多样的精神生活方式，但文学无疑仍是一种基本的、主要的方式，而且无论电子的还是影像的都离不开文学的支撑，实际上是与文学结合的一种综合方式（或可说是电子图像文学）。西方20世纪以来，许多哲学家和哲学学派都表现出对文学艺术的特别重视。从现象学到存在主义，从法兰克福学派到解释学，都有一种明显的要改变传统认识论那种基于自然科学的倾向，他们越来越重视诗的语言和审美的经验形式，例如德国哲学家阿多诺提出了以美学、艺术作为希望的乌托邦起到对人类的救赎功能，法国哲学家萨特明确把“诗”看做人类“存在的家园”，而且本人即从事着诗的活动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小说。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上面朱熹那段话中所提出的人由“思”到“言”再到“诗”的精神过程，可以说，“思——言——诗”是对人的生命活动与存在的一个重要的发现和概括，它深刻揭示了人类由心理内思到表达言说、到审美境界的思维结构和精神必然。这是一个闪烁着通达的智慧、识见之光的逻辑命题，这一命题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揭示了文学于人的生存的必然发生和必需性，而且在于它应和了古今中外人类的普遍通约性。无独有偶，在西方近现代史上，“思——言——诗”也成为众多学者认识“人”、人的生存方式和精神活动的一个基本点。17世纪的老笛卡尔就曾提出著名的“我思故我在”这一经典的命题，正如一位学者所评价的：“它蕴含着一个极其明白而又极其深刻的道理：我‘是’我的明证，就在于我思；而我吃着，无论吃什么，都不是对我的确证。”老笛卡尔这里揭示了“思”作为人类所特有的一种生命存在和体验。特别是到20世纪，使我们看到“思——言——诗”这一命题竟异曲同工地出现在西方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学说中。只不过他是把语言问题纳入了他的存在主义哲学的视野，而把思——诗皆看做一种语言事实，未必与朱熹同样的排列顺序，但在对“诗”的“思”“言”本质认识上是大体一致的。他从存在主义角度出发，在对科学技术文明及其潜在的危机的批判中，探求着人的存在方式及其意义，认为人与物的最大不同在于人的存在包括了他对自己存在的意识和自觉，只有人才会对烦、畏、死等有一些特殊的体验和关注，才会有“思”，才会有纯粹的言说，而“纯粹说出来的东西恰恰就是诗”，正是“艺术作品以自己的方式开启了存在者的存在”。这里，无论“纯粹的言说”还是“艺术品”，其实都是人在自然生命、审美体验意义上的一种精神优游。这不能不令我们惊奇：处于不同的时间和空间里的哲人，竟对人类生存本质和精神活动规律有如此应合的共同发现，绝不是一种偶然，不能不说是对人类生存本质特性的一种揭示。而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早在12世纪中国的朱熹提出的思想并未引起十分重视，处于20世纪德国的海德格尔的思想却产生了空前的世界性影响，但不管怎么，有一点是最重要的，这就是人们对“思——言——诗”这一人类的审美存在方式和精神活动特点的充分理解和认识。我们从自己身处的现实也可以明显感到，面对当今迅疾万变令人陌生的这个世界，人们的困惑与思考、探寻与追求、表达与寄托似乎比以往更为渴望了，诚如朱熹所说的：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而言之所不能尽则不能无诗也。
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文学有时又会遭遇被挤压、边缘化的境况呢？其实这是社会发展转型、不同重心所决定和影响的，是社会运动中的一种正常现象，但虽然当今物质、经济社会的发展使文学边缘化了，却并不等于文学就不重要了；虽然电子媒体的高度发达使很多人从图像中获得审美快乐，但并不等于文学就要消亡了！ 当代美国一位叫米勒的学者就提出了“文学、文学研究可能会消亡”的担忧，但诚如中国学者童庆炳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文学批评会消失吗？》一文中所指出的：“由于新电信媒体的高度发达，文学不得不变尽方法来跟新媒体竞争，文学虽然有这样或那样的改变，但文学不会消失，因为文学的存在不决定于媒体的改变，而决定于人类的情感生活是否消失，如果我们相信人类和人类情感不会消失的话，那么作为人类情感的表现形式也是不会消失的。”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在人们的现实生活尤其是精神活动中，朱熹与海德格尔所揭示的“思——言——诗”之精神生命活动到处存在着。那些哲学家、文学家自然不用说了，就拿我们身边的普通人来看，不仅有无以计数的文学读者，更有大量业余文学创作者。例如有一位老学者、老编辑，曾谈到他退休后寂然无聊颇有闲暇，于是开始了散文、小说的创作，还常常读一些古诗之类。他在所写的《说老归故纸》中这样说：拿到一本古诗读读，见到那些过去读过的诗句，就像回到了从前熟悉的老地方见到了老熟人一样倍感亲切快乐。很显然，他是在借文学回味自己的人生，充实自己的生活。还有许多人，他们虽然从事文学以外的各种工作，但在辛苦忙碌之余，常常或吟诗作词、写些散文。他们这种割不断的文学情结表明，人离不开文学相伴的生存方式，或直接的文学形式，或综合了文学的其他艺术媒介形式，总之是离不开。
由此完全可以说，文学之于人类是生存的精神本欲和审美需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的观点显示出它的深刻：“诗不只是此在的一种附带装饰，不只是一种短时的热情或一种激情和消遣。诗是历史的孕育基础。”为什么说诗是历史的孕育基础呢？这里，海德格尔发现了人的生存与“诗”之间的一个根本上的联系——即人的生存在本质上是诗意的，他引用诗人荷尔德林的著名诗句说明之：“充满劳绩，但仍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这就是说，人类无论有多少劳绩都是一种有限的世界，而人类又总是向往着超越、向往着无限、向望着对有限超越中的那种自由美好状态，这种自由美好只能存在于精神界，而诗恰恰提供了这种可能。诗的这种价值用莎士比亚的生动诗句说就是：诗人可以活两次，一次在现实中，一次在诗歌里。其实我们说何止诗人，对所有文学活动参与者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从劳绩到诗意，文学就是这样把人们从日常生活带到了诗意的审美状态中，从而使人在一个更高的精神层面上体验着生活的意义，提升着情致的品第，抚慰着跃动的心灵，寄托着优游的灵魂，追寻着生命的价值。总之，使人有滋有味地生活着。
我们不妨可以想象一下，假如没有了审美，没有了文学、艺术，我们的生活会怎样呢？
2010年4月
“生生之德”与艺术之境
在20世纪融会东西方生命美学思想的哲学家中，宗白华和方东美是成就和影响最突出的两位。二人早年皆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都有西方的留学背景，后曾共事于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又同为“中国哲学会”理事。宗白华先生曾以“天风浪浪，海山苍苍，真力弥满，万象在旁”评价方先生的作品，而方东美晚年对宗先生也多有推举。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中国哲学造诣同样深厚，又都受到西方生命哲学家柏格森的直接影响，将中国的“生生之德”与西方的“生命创化”打通而言说生命境界。“生生之德”的思想始源于《周易》“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系辞》）这里的“生生”指宇宙万物是一种活泼泼的、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体。方东美著有《中国人生哲学》《生生之德》《生生之美》等，宗白华著有《中国哲学史提纲》《形上学》《美学散步》等，二人皆以特有的诗性言说方式来抒发哲思，以生命之思灌诸笔端，对《周易》到老、庄的宇宙生命哲学以致中国艺术意境作了生动的阐说，从而开创了生命哲学的诗性范式。由此，在文学艺术的审美理解上，宗、方二先生的生命美学思想至今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
一、真力弥满的生命之思
1919年11月，宗白华先生发表《读柏格森“创化论”杂感》开始了他的生命之思，文中指出：“柏格森的创化论中深含着一种伟大入世的精神，创造进化的意志。最适宜做我们中国青年的宇宙观。”柏格森的生命本体论认为创造宇宙的本体就是“生命冲动”，这一思想若隐若现地影响了宗先生后来对生命的思考。而发表于1921年的《看了罗丹的雕刻以后》则成熟地体现了他的生命本体论思想。首先，宗先生认为“大自然中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活力，推动无生界以入于有机界，从有机界以至于最早的生命、理性、情绪、感觉。这个活力是一切生命的源泉，也是一切‘美’的源泉。”从而将生命活力提高到创造宇宙万物的本体的地位。其次，宗先生认为“宇宙活力”是一种精神的神性的生命本体，而“所谓自然的内容，就是一种生命精神的物质表现而已”。还有，宗先生认为生命本体的生生不息是大自然的真谛，因而“极真、极美、极善的灵魂和肉体的协调、心物一致”才是生命的本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