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有女性自我书写亦有博大的社会关怀
所谓“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恰恰说出了晋域女作家群给人的感受，这个群体在不经意间成长壮大着，让你忽然发现了她们。而当进一步走进她们的小说世界中，你会觉出她们的创作在当今众多的女作家小说群派前的那一份不同的东西，那种来自山西晋域风土文化孕育出的独特的姿态、声音、情韵。
作为女性小说家，对女性的关怀和书写自是题中之意了。这个女作家群中大都有着对女性自身命运的关注，以女性的眼光、女性的切身体验、女性的表现方式书写着女性的历史。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晋域女作家同许多女作家的创作一样是一种自觉不自觉的女性自我书写。但晋域女作家的女性自我书写又绝不是“书写自我女性”，而总是将“自我”融入整个大世界中的女性书写，她们关注和书写的是大千世界中种种不幸的、艰辛的伙伴。因了她们的性别和文化身份，使她们对女性的理解和书写往往不同于一些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往往与人物一起经受社会的、经济的、精神的、感情的种种磨难，一起经历着人生炼狱，一同感悟和奋斗，一道解脱与升华，有着女性所独有的细腻微妙的心灵感应和情弦共振。
于是我们看到，在晋域女作家的小说中，既写了女性的不幸，更写了女性的抗争，既写了社会文化强加于女性的种种不公，更写了女性的不甘屈服，既写了女性的痛苦无助，更写了女性的无悔追求。蒋韵作为这个群体的常青树，她的创作在题材与写法上有过多种探索和创新，但她对女性的独特体验和书写却是执著的。如她20世纪90年代的代表作《栎树的囚徒》中，那些有情有义、坚韧善良的女性显然反衬出朴园中男人们的鲁莽麻木、软弱苟且，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中，女人们个个凛然顽强，她们不仅和男人们一样平等地参与了历史的实践，而且她们无论是生是死都比男人们更加辉煌和坚韧，陈桂花、关莨玉、贺莲乐都以自强自立的精神走完了她们有价值的一生。近年的作品中，《完美的旅行》是很突出的。小说中的陈忆珠也是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刚烈女子，身处嘈杂险恶的环境，却依然自成一派不顾别人非议地活着，她活得很诗意；但不设防的城市往往招来最猛烈的攻击，当无法自保的她被丑恶的人们逼到绝境时，她并没有苟且偷安，而是遵从自我内心的想法自主地安排了死亡，带着一个纯净的灵魂去完成那完美的死亡之旅。晋域其他女作家中，张雅茜不仅明显表现出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和探索，而且以对中国传统文化积淀和影响最深的晋南文化习俗的反思为鲜明特色。她的小说总是将女性的命运、女性自主意识泯灭与觉醒的嬗变过程放在整个晋南文化传统的体系中去表现，例如近年的代表作《依然风流》中，“我的姥姥”、“我的母亲”、“我”等最为典型。“我的姥姥”、“我的母亲”被晋南文化中“以夫为天”的观念束缚了一辈子留下了无尽的遗憾，“我”虽然也处在传统文化规习的包围圈中，但“我”却不屈服于现实与传统文化的双重挤压，处处抗争搏斗，终于步履艰难地支撑起自己的天地，在逆境中实现了自我的独立理想。这里还应特别提到的是葛水平2004年引起广泛反响的《甩鞭》，此作可以说是女性立场和女性意识极为鲜明的。中国旧式妇女王引兰一生依附着一个又一个男人过活，从没有独立的精神人格，“小时候女人活娘，长大了活男人”是她的信条，她不得不接受那个男权社会给她的一切安排，同时又自觉地就范于世俗的一切规约。作为一个女性，她在男性面前完全丧失了主体自我，但就是这样一个弱女子，当她认清她一直看做给自己生命里带来春天的“甩鞭人”对她只是性欲的需要和肉身占有之丑恶时，终竟愤而举刀刺死了“命中就剩下的这一个男人”。在小说那伤感而决绝的描写中，小说突现出女性自我救赎的审美塑造，也成为妇女主体意识觉醒、走向自强独立的一曲凄美之歌！葛水平最近的新作《天殇》在家族间矛盾复仇的故事框架下，其实也主要是写女性的不幸、社会文化强加于女性的种种不公和女性的不甘屈服的，上官芳从十八岁成为王家媳妇、到孤儿寡母、再到入了土匪为众刀客之“娘”和首领，在被视作“祸水”和本家大伯的坑害、逼迫下走上了无奈的自救和报仇之路，虽然终为悲剧结局，但一个同王引兰一样刚烈自强而更增添了豪侠义勇的女性形象跃然而出。此外，张素兰的《金粉在春天微笑》中对坚执刚强、不畏世俗辱笑坚持自谋生路的金粉的写照，《搓澡女阿婷的爱情》中对甘尝苦果以搓澡换取生活费、不屈权势唯求人间真情的阿婷的写照，都是透视女性精神人格、探寻女性生命意义的艺术阐释与理想寄托。
但晋域女性小说创作并不止于对女性自我的书写。她们在倾心描述女性独特体验的同时并没有陷入时下的那样一种女性“自恋”，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而是继承了山西文学传统，以一种博大的社会关怀把笔触伸展到广泛的社会现实，这就使我们看到了她们小说中对时代生活的反映、对现实问题的揭示、对历史人生的思考。惟其如此，当某些女性创作日渐远离现实远离民众生活沉溺于私人化写作、身体与欲望写作之时，当某些女性小说近乎变成喃喃梦呓的文字游戏无以负载社会文化使命之时，“晋军”女性小说创作就格外地显示出了其草根立场、独到的价值。
像引起著名作家陈建功好评的高芸香近作《吴成荫买分》就是这样的一种力作。身处基层的女作家高芸香原为原平县中学教师，她的眼光总是向下关注现世普通人的生活，表现他们与社会历史进程交织在一起的命运与追求。其1987年的《铁一中的“第三世界”》，即以对变革之初一组含辛茹苦、兢兢业业、富有节操正义而又懦弱谦退的教师群像的刻画引起反响，及时提出了教师的过日月难、娶妻难、教书难等现实问题，被认为“所反映的教师生活是广阔和深厚的”。近作《吴成荫买分》的获奖与其一贯保持的社会关注立场是密不可分的，小说通过一个贫困的农家子女为上重点高中凑钱买分的事件，触及了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问题：教育领域的“买分”问题，不合情理的关系现象，背负重荷的农民生活，温饱之后的教育要求，总之可以说蕴涵着对诸多社会问题的抗议和呐喊，表达了对普通民众命运的关切和忧思，诚如陈建功所指出的那样：“高芸香的作品中，也蕴涵着批判的锋芒。”与高芸香极为类似的是高菊蕊的创作。或许因了生活经历和年龄性格的不同，高菊蕊的格调要爽畅一些，但她同样把视点主要投向了广阔的社会，正如她所言：“社会小说是我自己较为偏爱的。”其获奖小说《冬天里的炉火》即是典型的社会小说，它反映了下乡干部由发现有重要开发价值的产业资源从而使一个村子集体走上富裕道路的故事。小说中，你可以读到农村现实微妙复杂的社会关系，也能读到种种的矛盾问题和落后因素，同时还能读到改革大潮的涌动所带来的巨大变化，真正的党的干部是如何以知与行的统一率领群众奔小康的。另外2004年的两篇新作仍是有深意的社会小说，在《王满水的革命与爱情》中，把人性放在当年的土改运动中描写，对“革命”与情感的摧残、“革命”与人性的扭曲、“革命”的过激与破坏性等社会问题进行了触及；《药香》社会生活面更为宽广，其写了师爷、师傅及我三代行医人的命运故事，虽然在整篇情节结构和叙述语言上还欠连贯统一，但深厚的历史感、社会情势的今昔对比、世道风俗的变迁、人性人心的差异等等皆蕴涵于小说中，可以说包含了丰富的历史内容和社会人生的思考。当然，就女性的感悟来说似乎有别于男性，她们更富于细腻，所以同样是写社会生活或社会问题小说，晋域女小说家不像男性作家那样富于宏大、复杂的社会整体画面构造，她们常常是由一斑窥全貌的角度择取身边细小的人与事写出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的。
山西女小说家中虽以“二高”的小说最具社会小说特点，但蒋韵等人的小说也都体现出博大的社会关怀。蒋韵的角度不同于“二高”的“社会问题”视角，她往往是从“人”的精神、存在意义着眼的，一如有评论家指出的：蒋韵属于独特存在。……蒋韵也写女人，但她不刻意去写女人，更不拿女人的隐私当宝贝去卖。她的着眼点一直是‘人’，小说关注的是‘人性’，反映的是人的‘困境’。的确，蒋韵的小说题材广泛，她往往透过一定的生存环境和社会历史变迁，去探寻人的命脉、拷问人的灵魂，从而超越了女性经验达到“人”的一种普遍认识。例如新近的中篇小说《想象一个歌手》《在传说中》即是如此。前者着力表现一个追想中的伞头秧歌手热爱自由、率性乐观的人生方式，与现代社会对人的自由空间的挤压、缩小及人性的虚伪异化形成强烈对比，许凡的存在实际代表了一种追求自由的精神和对人性之真、生命之真的呼唤。后者集历史、传说、民间生活于一体，通过讲述发生在光绪年间开封城里的一些蹊跷之事和人们的生活、情感纠葛，展示了世间存在的真情、至善、至美，“人”的被侵犯和被维护的斗争，成为民间芸芸众生真实生活、情感、命运、意愿的写照。而其2001年出版的长篇力作《我的内陆》则更伸展到了对人同某一特定地域关系的关注和思考，在人与环境的冲突中，写出社会对人的精神、理想的吞噬和人类精神家园守护的坚定抗争。难怪大部分评论家都反对把蒋韵的小说看成是单纯的女性文学，而认为她的创作是一种无性别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