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后赵树理写作”的内涵界定
就“后赵树理写作”这个提法来说，它的确既揭示了山西新一代写作与赵树理的传承关系，又表明赵树理之“后”文学写作发生的“与世推移”。但究竟如何理解“后赵树理写作”？“赵树理写作”的质的规定性何在？“后”又意味着什么呢？换言之，“后赵树理写作”在何种意义上才是存在与可能的？我觉得目前对这一提法的理解过于泛化，似乎凡是关注现实、具有民间立场和人文关怀精神、深入思考和真切表现普通人的现实生存状态，就都是“后赵树理写作”，而这样一来，“后赵树理写作”其实已经与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几乎等同起来，那也就无所谓“赵树理写作”、无所谓“后”了，这一命名的提出也就没有意义了。但事实上，它对赵树理之后某些山西作家的创作确实又是有概括力的，关键在于对“赵树理写作”的质的把握，故而，对赵树理的重新认识和阐释看来仍然是很必要的，当然还有“后”的问题。
在我看来，“赵树理写作”在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写作中独树一帜，上面几点尽管都是质的要素，但赵树理之为赵树理，更在于他的民间立场和关注民众生存是与民族文化神韵和当地地方民间艺术精神结合在一起的，尽管有当时历史政治的影响，但他基本上不为时潮所动，不是观念化理念化的写作，而是一种接近“原生态”的小说写照，像《三里湾》中的糊涂涂、铁算盘、常有理和《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三仙姑等人物塑造，是活生生的人的世界，是真正意义上的小说。严格地说，“赵树理写作”作为一种已为现代文学史上经典化了的独特样态，其精神内涵应该包括民间立场与视角、执著于普通民众生存状态的关怀与写照、三晋文化底蕴与艺术上的民间情调、民族化的叙事形式的统一。这也当是“后赵树理写作”的基本内涵。人们常常提到“赵树理精神”，并以“赵树理精神”来评价或激励某些作家的创作，而“赵树理精神”与“赵树理写作”是不同的，前者是一个形上的普泛性“精神”概念，后者是一个更特定的形态性概念，故“赵树理写作”应该有其质的特殊规定性。另外的一个关键词在“后”上，出于“后现代”与“现代”这一关系模式的“后”，在今天已是流行语毫不费解了，即是随着时代变迁“推移”、“叛逆”或“超越”了的意思。经过“新时期”、“后新时期”三十年历史演进的洗礼，从文化到文学的反叛性、超越性都是显然的，这很重要，自然也是“后赵树理写作”的创新所在和当代价值。
还需要强调的是，对于“后赵树理写作”的概念，理解和使用上应审慎甄别，如果作为对一些作家、一种创作现象的概括，必须从现象出发、遵循事实优先原则。如所周知，现象学哲学原理对我国学术界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其“历史的悬置”就是要清理思想史上概念与事实抵牾的情形以寻求真理，在经过20世纪至新世纪三十年的学术进阶后，对术语概念的厘清与实际的切合已成为当今学术考虑的前提，故而，用“后赵树理写作”对山西当下的一种创作进行命名分析时必须与文本相符，不可笼统地把整个年轻群体牵强纳入。这与此前的“晋军”不同，“晋”只是一个地域概念，并无绝对的内含规定。而当年“山药蛋派”因概念内涵与其中有的作家文本的不符就引起很大争论。当然，如是作为一个倡导性的口号的话，就是另一回事了。现在看来，在这个概念的生成中这两者有些含混，初倡者一面将“麦地丛书”作为“后赵树理写作”的实绩，一面籍此倡导“后赵树理写作”，问题是：“麦地丛书”全部都能归入“后赵树理写作”吗？似乎不妥。
二、“后赵树理写作”的存在：葛水平小说文本
上述概念的辨析并非完全否定这一提法，只是强调“文本”依据，在此意义上应该说，“后赵树理写作”在山西确是存在的，但现在还不能说是一个流派，因为它不具备流派、思潮的性质，它就是一种历史的、地域的文学现象。宽泛地看，山西作家都有些本土风气的。作为一个独特的地域圈，山西的生活风情和文化底蕴自然产生着山西文学的形象，就像一个人的长相气质，山西人既不同于上海人、广州人的那种大都市的浪漫、浮华、虚幻情调，也不同于山东人、陕西人的那种东部或大西北的气质，其生存所处、面对、体验和审美的情思遐想都源于一个中部内陆省份的赐予生成，就像电视剧《黑金地的女人》中那样的自然环境和民生情状，其历史渊源、文化血统都流淌着一种淳朴、厚重、笃实，甚至保守、固执。由此，带给我们在今天的山西作家的写作中总感到有山西味，但有的评论将获得鲁迅文学奖和赵树理文学奖的山西作家及“麦地丛书”全部归为“后赵树理写作”不免有失过泛。实际上，其中最能见到“赵树理写作”的影子、名副其实的是葛水平的小说文本，它是一种典型的、地域的文学现象，呈现出特有的精神、气质、风情、神韵。在这个意义上说，“后赵树理写作”是存在的。
葛水平小说的出现，对山西乃至中国文坛来说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不同于近年来一些女性作家笔下的都市碎片生活、私人化写作、“欲望化”叙事，它是一种独特的新乡村小说，民间立场和视角自不必说，写的都是普通乡里的生存状态，散发出浓郁的三晋文化底蕴（太行山沁河文化）与民族叙事艺术色彩，非常讲求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塑造。像最早引起广泛反响的《甩鞭》，把一个女人的命运置于一波三折的种种变故中，先是被卖为丫环、之后逃出“做小”的陷阱初嫁、继而又不得不改嫁、直至最后杀夫，故事曲折跌宕，设置了许多戏剧化的冲突、细节，王引兰从一个为旧观念束缚的弱者到反抗自救的强烈性格跃然而出。被拍成电影的《地气》也是在好看的故事中托出了富有鲜明性格的王老师和他的女学生，其中对翠花和李苗的吵架及粗野而又朴真的性格刻画，颇有些赵树理《三里湾》的风范情调。特别是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喊山》，开头是这样写的：“太行山走到这里开始瘦了，瘦得只剩下一道细细的梁，瘦得肋骨一条条挂出来，挂了几户人家。”这种有质感的、山野滋味的东西，可以说是典型的“后赵树理写作”。诚如白烨所言：“读葛水平的小说，总让人联想起赵树理。果不其然，葛水平正是赵树理的同乡，都是喝沁河水长大的沁水人。我以为，沁河里流淌的，其实是文化的血液。葛水平与赵树理相隔了数十年时间，但其作品已然有着与赵树理相似或相近的许多地方。比如，与乡风、乡土、乡亲、乡民不隔的原生态真实，比如以乡间土语表达农人心理的民间化情趣，等等。”
但无疑这里还有一个“后”字，也即后代对于前代的“扬弃”、“叛逆”或“超越”。葛水平小说无疑已不再是一般现实主义的，而是融合了更多的现代艺术观念，带有魔幻现实主义的味道。它看似实写乡村生活其实却并不拘泥于眼前生活现实的描摹，所关心的是表现沧桑历史中普通而又特别的风俗、人物，其故事的曲折怪异、环境的虚幻与符号化、社会历史的幽深与蕴涵、富于想象象征的暗示，还有不时的诗情幻觉、女性灵犀，都营造了一种写实而又诡谲的小说世界。如《甩鞭》，写了一个女人先后两夫都不明原因死去，最后用刀捅死唯一可依靠的一个男人的故事；《地气》写“住了百年的十里岭，说不能住人就不能住人了”，可最后竟又有人住了上去的故事；《天殇》更奇，写了一个大家闺秀因嫁王家后陷入家族矛盾，在被逼害下竟携儿入伙土匪复仇求生的传奇。正因此，葛水平的小说读来很别致，一方面像是写身边的人与事，是实实在在的广袤山野中村夫村妇的故事；另一方面又不是单纯的依傍现实和白描叙述，却是一个超现实、超历史、充满奇幻和象征意象的世界，充满形而上的意味。由此观之，“后赵树理写作”凸显出不同于赵树理的“后”的特征。最主要的，就是从国家意识形态和政治教化意念到个体自由体验和审美化艺术创造的变化，如果说赵树理是积极入世的、怀揣解决“问题”的愿望写小说，“后赵树理写作”则是更沉静、沉思，也就把写作当做了写作；赵树理是为社会使命规约下的现实主义精神，“后赵树理写作”则是一种超脱自由的艺术高蹈心态；赵树理写作是从人民出发为革命工作，“后赵树理写作”则是发自我审美观照和传达的兴趣与冲动。“后”无疑注入了更多当今时代“后现代”的文化艺术因子。
关于“后赵树理写作”的存在，文本形态无疑是唯一根据，把蒋韵归之为“后赵树理写作”就有些值得商榷。如所周知，蒋韵从1980年代起一直都是被作为“晋军”中的一员，正如人们一般对“晋军”的共识：启蒙的立场、俯视的视角、文化的、救世的情怀。如果把蒋韵同时又归到“后赵树理写作”中，要么蒋韵得有分身术才行，要么“晋军”与“后赵树理写作”就是二而一，那新时期以来所有“晋军”作家就都是“后赵树理写作”，概念的混乱和模糊已是不可避免了。所以，我认为，不能说具有民间立场或写民间民众生活的就是“后赵树理写作”，太过宽泛，其有效性也就消解了。“后赵树理写作”更内在的规定性在于从立场关切到艺术叙事整体上的精神质蕴，有一种气质性的东西。而蒋韵及“晋军”作家的观察视角大多是文化人的、居高临下的，因为他们多为高等学历或大城市长大，并且有着特定时代养成的巨大历史感和文化意识，所以总有一种从优越的文化立场而生的审视的眼光，不论批判还是欣赏，总让人感觉到一种叙事中的在上感和距离感。就以蒋韵的《上世纪的爱情》和《完美的旅行》来说，都写了一种祭礼式的超现实情愫和精神梦游，其作品中频繁出现的是“死亡”意象，“死”成了独特的美丽的意象，成了一种脱离平庸进入崇高的手段方式。这种形上的意象、暗示在整体气质上很难说是“赵树理写作”的。
三、“后赵树理写作”与镕畅小说的分析
镕畅的小说创作在全国已有较大反响，作为21世纪初山西年轻的女作家，是否可以说是一种“后赵树理写作”呢？如果宽泛地从“赵树理创作精神”上说尚可，像关注现实、写普通人小人物等等，但严格说，似乎难以归为“后赵树理写作”。读了她最新的小说《官》和《窥》，感到这是一位有潜力的作家，有一双善于观察人生世相的眼睛，有一对善于聆听万物声音的耳朵，还有一种敏捷捕捉、结纳叙写的能力。《官》写弟弟去当了“官”的姐姐家为自己求“官”，在冷漠、自私、夸夸其谈的弟弟眼中，“官”即是权势，可以索求，其实姐姐是靠自己的辛勤工作被全票选举为副局长的，依旧像普通人一样依旧有一颗慈爱善良的心。这篇小说总体上叙事生涩、意蕴苍白，谈不上典型。倒是《窥》写得有声有色，值得注意。《窥》可以说是充分调动了其生命感受力和反馈传达力的写作，是一种来自当下真实生活的集中化写照，很有生活的质感和冲击力。小说以一个孤独而颇有精神品位的女主人开始，顺着她的眼睛和思绪，一一展开了对面楼上的男人女人的活动、楼下的超市、楼内的邻居、话吧、茶吧等等。这篇小说的结构很别致，有点像伍尔芙的《墙上的斑点》，但又不同。伍尔芙是由看到墙上的斑点而引发一个又一个的联想的，是在一种静态中的意识流和生活面辐射；而《窥》是在动与静的转换中展开生活辐射面的，所以它的故事性并不强，没有什么矛盾冲突的展开，主要就是顺着女主人公的眼睛和耳朵展开的一幅幅的生活画面、一阵阵的世相声音。比如小说一开头写道：“半夜起来去卫生间，经过窗口和阳台，对面七楼的灯仍然亮着。一个男人背对着我，他左手边，厚厚的一沓没用过的稿纸，他右手边，更厚的一沓写满字的纸。”这是动中偶然不经意间的“窥”。接着回来躺下后又开始在静态的意绪中“窥”，从“我躺回到床上”对男子打赤膊、裸着脊梁、阳台门窗洞开、没用风扇等等的描写，都是在脑海想象中完成的。对声音的描写是这个小说的又一特点，像躺在床上听到的邻居的起床声、锅铲掉地声、孩子的哼唧声、电梯的嗡嗡声、人们的锁门声、往衣袋里的揣钥匙声、楼下超市的磁带歌声、杂货店的刨锯声、在超市碰到的吵架声等等。依次之下的整个内容都是在动与静的结合中展开描写的，生活场面的信息量之大令人应接不暇，散发出浓郁的时代气息。
但无论如何，这篇小说在叙事写法和艺术格调上已离赵树理很远，颇有意识流小说和后现代“碎片”的色彩，还能否看做是“后赵树理写作”？时间上的“后”是无疑的，再就整个文本本身来说，这样的文本与赵树理有关系吗？从严格的意义上说，镕畅的小说已很难说是“后赵树理写作”。如果要把镕畅这样的小说归于“后赵树理写作”，除非在一种最宽泛的意义上理解，只要是关注现实、民间视角的、写普通人的，又有共同地缘文化，不论什么题材主题、审美情调及艺术形态，都属于是与赵树理精神有渊源关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