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则古代寓言，说鲁国有一个人非常喜欢钓鱼。他用名贵香料肉桂做鱼饵，用黄金打造钓鱼钩，整个鱼具还点缀上银丝及碧绿的玉石，垂钓的丝线是翡翠色的。他拿竿的姿势非常标准，选择钓鱼的位置也很正确，但是钓到的鱼却没有多少。
所以，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只将注意力单纯放在外在的形式上，而忽视了其实际的效用。同样，为人所用，就要拿出真才实学来，而不能过分追求搭花架子装点门面，这是很难有所收获的。
当年，孙武向吴王阖闾进献兵法13篇，即后世所称道的《孙子兵法》，吴王读后大悦，当即任命孙武为大将。史载，孙武曾率兵“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为吴国的霸业立下赫赫战功，从而赢得“兵圣”的千古美名。
古代辅佐帝王的名将名相，一般都具备“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的精神。只有这样的将相，才能称得上是国家的宝贵财富。蜀汉丞相诸葛亮在率军攻打魏国前，曾写下《出师表》，表明自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但是在连胜几阵的大好形势下，由于错用“言过其实”的马谡镇守街亭，导致街亭失守，蜀军一下子转胜为败，满盘皆输，只好撤军回国。诸葛亮为了严肃军纪，挥泪斩了马谡。他对自己也作了深刻的反省和自责，上奏幼主刘禅，请求把自己连降三级，并将自己的过错公布于全国，让大家揭发其缺点。诸葛亮的所作所为，令人钦佩，真不愧为“国之宝”。
用之于人后，靠自己的努力做出了成绩，积攒了一定的威望，这是令人快慰的事。但是也要当心，“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会引起小人的妒忌。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甚至会引起人主的猜忌。唐时贤相魏潋，常常当面指出唐太宗的过错，让唐太宗下不来台。有时唐太宗也恼的慌，甚至想把他杀掉。但恼过之后，仍是觉得魏潋不错。他说：“别人说魏潋疏慢，可我总觉得他妩媚好看。”魏潋因犯颜直谏，虽总有被杀头的危险，但始终有惊无险，一方面是因为魏潋心地磊落，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国家；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遇到的是唐太宗这样的明君。在古代历史中，同样是为国出力、肝脑涂地，因为遇到的君主不同，结局往往会大相径庭。战国时代著名改革家商鞅的悲剧性结局就是一例。
战国时期，秦孝公任用商鞅实施变法。商鞅变法取消了贵族的特权，规定重新按军功大小给予爵位。贵族由此失去了无功受禄的特权，对商鞅十分不满。而秦国经变法以后，很快强盛起来，生产力大大提高，国库充盈，将士作战勇猛，威震六国。商鞅因变法有功，受封商地十五邑，号商君。在变法过程中，太子的老师触犯了法律，商鞅为了使新法能得以实施，依法进行了严厉公正的处置。太子曾为老师向商鞅说情，但无济于事。从那时起，太子便对商鞅恨之入骨，欲除之而后快。孝公驾崩后，太子嗣位，史称惠文王。有人趁机诬陷商鞅谋反。惠文王虽然清楚商鞅没有谋反，但为了出气，还是下令逮捕商鞅。商鞅此时在自己的封地，听到消息便只身逃了出来，打算潜往别国躲避。这天，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商鞅急于逃离秦境，便匆匆赶路，来到关下，不想被守关军士拦住，声称：“商君有令，黄昏后非公事不得出城。”商鞅只好来到一家旅店，要求住宿，老板走出来说：“请问您是谁，我要接待了身份不明的人，会被杀头的。这是商君的法令，违背不得呀！”商鞅当然不敢承认自己的身份，他走出旅店，仰天长叹道：“想不到我自己制定的法律，竟反过来害了我自己！”商鞅后来被抓回咸阳，受车裂之刑而死。
商鞅为秦国的强盛而主持变法，不畏权贵，执法如山，称得上功劳盖世，可惜最后仇家变成了持有生杀大权的君主，而其行程却被自己制定的法令所延误，“作法自毙”，最终惨遭车裂酷刑而死，实在是可悲可叹。
在社会上打拼的人，难免遇到危难，要格外小心谨慎，同时也要积极进取。不谨慎无以身安，不进取无以脱困。谨慎和进取犹如硬币的两面，任何一面都不可偏废。过分谨慎而不进取，就易变为保守；过分进取而不谨慎，就易变为冒进。保守会逐渐落后，并导致最后衰败；冒进会使根基不稳，并导致倾覆。这两种情况就像孔子说的“过犹不及”一样。
最后，当功名升到一定的程度，就不该再有野心了。如若再升就有逼上的嫌疑，这时就需要妥善处理自己的地位与升进之间的矛盾。此时应该好好经营自己的那份事业，用自己的功劳，铺垫好今后的路，免得自己的基础不牢靠。如果当止不止，很可能会引火烧身。太平天国的东王杨秀清就是因为这样而遭杀身之祸的。
太平军金田起义后，杨秀清封东王，称九千岁，掌握军政，节制诸王。他是起义军前期的实际指挥者，曾指挥太平军成功地突围永安，攻克武昌、汉口、汉阳等重镇。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今江苏南京）后，他又筹划、组织了太平军第一次西征和北伐诸战役，战功显赫，位高权重。杨秀清居功自傲，与天王洪秀全的矛盾逐渐加剧。在太平军连破清军江北、江南大营后，他逼洪秀全封他为“万岁”。洪秀全遂下密诏，令领兵在外的韦昌辉、石达开等返天京除去杨秀清。韦昌辉率部抵达天京后，突袭东王府，杀了杨秀清全家。
由此可见，我们需要在谨慎和进取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使前进的路途更加平坦通畅。其实，这个点不是轻易就能找到的，这就要做到鬼谷子所说的“虽覆，能复不失其度。”这需要我们自身拥有较高的修养和智慧。只有这样，当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可以举重若轻，拿得起，也能放得下。
成事之谋
所谓“飞钳”，其意犹如“捭阖”，不过这里侧重于笼络人才的意思。“飞”者，指使人敞开心扉自由言论的方法；“钳”者，本意指夹住，引申为“控制”，指使人不能自由活动的方法。飞钳之术，即先用动听诱人的话套住对方，从其言谈中察知真实意图，最后使对方为我所用或制服对方。古往今来，任何人要成就大业，都必须有人才辅佐。取用人才的关键，就在于能准确权衡人的智能、才干和气质，并坚持正确的用人方法。也就是说，飞钳之术是一种引人之术、服人之术、用人之术。
先礼后兵飞而钳之
想要理顺乱丝和结绳，只能用手指慢慢去解开，不能握紧拳头去捶打；要排解搏斗纠纷，只能动口去劝说，不能动手参与；要想获得对方好感，使对方听命于自己，必须想方设法得到对方的认同。所以鬼谷子说：“引钩钳之辞，飞而钳之。”即用激昂的言论引诱对方，得到实情，再大加称赞，对方就会受命于你。每个人都喜欢听到夸奖和称赞，而不喜欢受到批评、指责。与人交谈时，要全方位深入了解对方，要学会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尽快消除陌生感，努力营造认同感。不着痕迹地赞美、恭维别人，使对方乐于与你交往，这样才能使人一见如故。
宋代有个读书人，被推荐到外地去做官。临走之前，他去拜见他的老师，老师教诲他说：“在外边做官很不容易呀，凡事一定要多加小心。”这位读书人很自信地回答说：“我准备了一百顶高帽，逢人便送一顶，应该不会有不愉快的事情。”他的老师听了勃然大怒道：“我们读书人如此清高，怎么能阿谀奉承呢？我当初是怎么教你的，你都忘了吗？”这个读书人连忙改口说：“天下像老师您这样不爱戴高帽的人实在太少了，我一定向您学习，不给别人戴高帽。”老师一听，顿时怒火全消，点头称赞道：“这才是我的好学生啊！”这位读书人告别老师，出门对送行的人说：“我本来准备了一百顶高帽，现在只剩下九十九顶了。”
我们常说礼多人不怪，其实每个人都希望被恭维，而且越是外表傲慢的人，可能越喜欢被人恭维。有人一本正经地说自己刚正不阿，吃硬不吃软，愿意接受批评，这其实只是门面话。如果你信以为真，毫不客气地直率批评他，他心里一定会很不高兴，如果他是你的领导，那你升迁的机会就几乎为零了。
多余的财富只能换取奢靡者的生活，而心灵的必需品是无需用钱购买的。良药苦口，忠言逆耳。但是，如果在苦口的良药外面包上一层糖衣，那么“良药”就容易被吞下去了。“骄傲画匠，怕的是多嘴的看匠。”人说错话，做错事时，很少有人能够在别人指出后不为自己辩解就立即承认错误。如果直接指出，对方一定会找理由来辩解，如果换种方式，则可能让人顺从地接受。实施“飞钳”术成功的关键在于，所“扬”事项和所“钳”事项有某些必然的联系，使对方喜滋滋地接受了“扬”之后，无法拒绝后边的“钳”，否则就会自相矛盾，陷入尴尬境地。
战国时楚庄王非常喜欢一匹马，他给马穿上华美的绣花衣服，把它养在富丽堂皇的房子里，让它睡在设有幔帐的床上，用蜜饯的枣干来喂它，结果，马因为肥胖而病死了。楚庄王要依照大夫的礼仪来安葬这匹马，大臣们都认为不能这样做，但楚庄王下令说：“有谁再敢进谏葬马就处以死刑。”优孟听到此事后，走进殿门便仰天大哭。楚庄王吃惊地问他怎么了。他回答说：“凭我们楚国的强大，有什么事情办不到，大王如此喜爱这匹马，却用大夫的礼仪来安葬它，我看不如用国君的礼仪来安葬它。我建议大王您用美玉给它做棺木，用名贵木材做护棺，派士兵为它挖墓穴，让各国使臣来陪祭，建祠庙，用牛羊来祭祀。这样，大家就都知道大王您轻人而重马了。”楚庄王恍然大悟说：“我已经错到这种地步了，我该怎么办昵？”优孟回答说：“大王您应该用安葬畜牲的办法来安葬它，用铜锅做棺材，姜枣做调料，用香料来解腥，用稻米做祭品，用火做衣服，把它安葬在人的肚肠内。”优孟将楚庄王的错误举到极点，是诤言之外裹着糖衣，用心大胆而细腻，终能使楚庄王认错，返回正途。
在运用“飞钳”术设法钳制别人时，说话的方式，措词的技巧，也会影响到语言的表达效果。
一位牧师问长老说：“我可以在祈祷时吸烟吗？”长老没有答应。而另一位牧师则问长老：“我可以在吸烟时祈祷吗？”长老却答应了他的要求。曾国藩屡战屡败，却上书说：“屡败屡战。”因此未受到惩罚，反而受到鼓励。同样的内容，不同的语言表述，却收到不同的效果。可见语言确实具有巨大的力量。
还有的时候，设法满足对方的心理欲求，能使你轻易获胜；瓦解对方的心理防线，也能使你轻易获胜。
传说中有一种似猴样的动物，专吃猛虎的脑浆。这种动物既无锋利的牙齿，也没有灵活的身手，只是善于挠痒。当老虎吃饱了在打盹的时候，它便凑上前去，做出顺从奉承的媚态，用爪子悄悄地挠老虎的前额，老虎觉得痒酥酥的很舒服，便任凭它挠。甚至挠到血出骨露时，老虎还觉得好受。等到把老虎的头盖挠穿，这种动物就冷不丁地把老虎的脑子掏出来，几口吞下，老虎便气绝身亡了。这则寓言形象地描绘了“飞钳”术的技巧在于挠在对方痒处，越挠越痒，越挠越舒服，从而控制对方。毒药往往盛在精美的金杯中，当面奉承你的人，很可能是日后置你于死地的人。
拍马是为了骑马，给别人戴高帽，恭维别人只是一种让别人接受自己、受控于己的一种手段。这也正是鬼谷子所讲的“用之于人，则空往而实来，缀而不失，以究其辞”。用赞美、恭维的方式套出对方实情，使彼此间能够互相沟通，抓住机会，再深入探究他言辞的内容和含义则可以轻易地控制和利用对手。
吸引人才为我所用
通过鉴人之术锁定人才之后，怎样吸引人才为我所用呢？只知鉴才而不能用，岂不成了叶公好龙了吗？在这里，鬼谷子提出了“飞而钳之”的办法，即首先要了解对方，其次要以褒扬的方式俘获其心。
商朝末年，周文王为了实现灭商兴周的大计，四处网罗人才。由于他的礼贤下士，许多才俊之士纷纷前来投奔。但文王还是不满足于已有的人才储备，仍然四处搜寻。一次文王将出外狩猎，占卜得到：“捕获的不是龙、不是虎，也不是罴，而是独霸天下的辅臣。”于是，周文王西出狩猎，果然遇吕尚于小溪之上。两人谈论之后，文王大喜，说：“我的祖先曾经预言说：‘将来会有圣人到达周邦，帮助周国振兴。’难道说的就是您吗？我的祖先太公盼望您已经很久了。”于是称姜尚为“太公望”，立为周之国师。姜尚也不负众望，辅佐文王，一面加紧生产，一面训练兵马，先后灭掉了密须、崇等助纣为虐的诸侯国家，使周的疆界大为扩展，为灭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一个心有大志之人，能够做到屈己求贤，那么天下贤能的人就会云集而响应，一齐到他的麾下，为他的事业出谋划策的。
战国时，群雄争霸。燕国因为内乱和齐国的侵略，国力衰败。燕昭王继位以后，想重振国威，可是手下无人。一天，他去拜见贤士郭隗，诚恳地说：“我想招纳贤士，却不知道先去请谁才好，请先生教我！”郭隗说：“我给大王讲个‘千金买马骨’的故事。从前，楚王很想得到一匹千里马，不惜拿出一千镒金子来买马，但三年过去仍一无所获。楚王又派一位侍臣到民间四处访寻。一天，侍臣得知一个人家里有匹千里马，高兴极了，哪料他急匆匆赶去的时候，那匹千里马已经死了。侍臣就拿出五百镒金子，买下了这匹千里马的尸骨，带回去见楚王。楚王看到死马，非常生气，说：‘我要的是活的千里马，你买匹死马有什么用！’侍臣说：‘大王息怒，您付五百镒金子买一匹死马，天下人知道了，还怕没人把千里马送上门来？’果然，不到一年，楚王先后得到三匹千里马。如今，大王希望招致天下贤才，就请把我当做‘死马’吧，那些比我更贤能的人听到这个消息，肯定会来投奔您的！”
燕昭王大喜，立刻拜郭隗为老师，为他造了一幢华丽的住宅。消息一传开，乐毅、邹衍、剧辛等有才能的人，纷纷来到燕国。燕昭王对他们都委以重任。在群贤的辅佐下，燕昭王经过二十八年的励精图治，日益富强。后来，乐毅指挥燕国军队，将强大的齐军打得一败涂地，报了当年的破国之耻。
历史上敬重人才的例子还有很多。春秋时，齐桓公不计前嫌，任用管仲为相，成就春秋霸业；三国时，曹操听说许攸来访，喜出望外，连鞋子穿反了都不知道，从而在许攸的帮助下赢得了著名的官渡之战；刘备“三顾茅庐”，终于清得诸葛亮出山，为他创下了三分天下的霸业；而唐太宗李世民的礼贤下士更胜人一筹，他居然四次下诏，请出身贫寒的马周出来做官。只有热情、诚恳地对待人才，才能赢得有识之士的诚心相助，成就大业。
《世说新语》中记载了一个故事，说一个叫顾荣的高官在洛阳，一次应邀赴宴，发觉端烤肉的人露出很想吃烤肉的神态，就把自己那一份让给了他。同席的人都讥笑顾荣，顾荣说：“哪有成天端着烤肉，却不知道烤肉滋味的道理？”后来顾荣遇上战乱，过江避难，路上每逢遇到危难，总有一个人在身边保护。一问缘由，原来就是受赠烤肉的那个人。
风平浪静的时候，聚集在身边的人，不一定是真正的知己，可能事到临头，这些人就做鸟兽散了。但在危难之时能不离不弃，携手共度难关的人却一定是真正值得珍惜的朋友。所谓“疾风知劲草，日久见人心”，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