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FLY 让我们飞
FLY
FLY是飞的意思，用个诗意点的说法叫飞扬。和稍前提出来的“漂一代”相比，FLY一族更加洒脱，个性鲜明，讲究生活的非凡品位。他们需要生活质量，需要名车豪宅、浪漫情调、非凡品味、无穷魅力，需要成为焦点人物，所以他们得大把大把地花钱来包装平凡的日子以及他们自己。他们全部的目的只有一个，让自己更自由更快乐。听起来真好。
让我们飞
如今这世界有两个最大的特点：一是变化快，二是花样多。稍不留神，你自个儿都会觉得自己太落伍了，惴惴然颇有些抑郁失落之感。别的不提，单就不断捅出来的一个接一个的新奇响亮的名词，就让人目不暇接。不断往外捅词也代表了FLY一族的一种观念，他们喜欢新鲜的东西。新的东西不断出现，所以旧的也就不断淘汰。比如说“漂一代”的提法，拿FLY一族的看法，就已经是垃圾。垃圾就是应该扔掉的。上一代人总是习惯积存大量的东西在家里，FLY一族在这方面好多了，他们什么东西都舍得扔，所以他们受到的束缚非常少。这也是他们能够FLY起来的原因。无牵无挂，没有负担，这正是FLY一族对生活最标准的解释。
他们没有包袱，谁也甭打算把额外的什么东西拴在他们身上，当然拴也拴不住，他们只对自己负责，不对别人负责。只对自己负责当然简单许多。前几天听朋友说了件新鲜事，一个在外企工作的女孩花一千元买了双袜子，当然不是越南币而是人民币。唬得我心理不平衡了好久——这大概就是FLY一族的行为特征。拒绝存钱，崇尚消费，出手不凡，一掷千金。他们花钱的大手笔却不是因为钱赚得容易，而只要是可以提升生活质量，他们就肯花钱。能不能花钱也是看本领的，他们的前一代即使钱来得容易，也不大肯轻松花出去。顶多买些好一点的酱油，换一身式样好一些的衣服。他们永远不会做出1000元买双袜子的事情来。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生活态度。有一个小故事讲得特别合体。说一个中国老太太攒了一辈子钱，终于买了一所房子，住了没几年，老太太去世了。另一个外国老太太结婚的时候就贷款买了房子，直到老的时候才还完，还完也就快去世了。这个故事是很可以刺激一下中国人的投资理念的，但前一代人根本学不来，倒是FLY一族活学活用，他们已经走得更远。其实，这是个对未来有没有信心的问题，挨过饿的人一辈子也挣脱不了那种恐惧，他们只敢花手里真实存在的钱。他们会说谁知道将来能够怎样。但FLY一族哪管将来会是怎样，他们关心的只是今天。“漂一代”的人还有些具体的提法，FLY一族表现出来的却只是抽象的美丽。他们要的是自由自在，要的是洒脱，要的是最非凡的品位。前一代人总要为未来留有余地，即使不为自己打算，也得为下一代考虑一下吧。但他们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FLY一族说了一定要孩子吗？也许他们全都义无返顾地决定不要小孩。
FLY一族那么痛快淋漓地不把钱当钱，在灯红酒绿与阳光灿烂之间任情任性地飞翔，吸引力实在是非常巨大。但前辈们却几乎没有可能被拉下水。就像现在的歌手，像莫文蔚，可以在舞台上跳性感的舞蹈，老歌手们哪里做得来？再说即使老歌手们肯做，还不一定能做得来，莫文蔚的身材可不是谁都有的。这不是肯不肯献身那么简单的事。到FLY一族这里，很多事都复杂多了，当歌手不是能唱好歌就可以了，还得有取悦歌迷和炒作自己的本事。邓丽君是幸运的一个，那时候唱歌的女人太少，所以不好听也算好听。很多人都从买东西要凭票的时代过来，那时候肉铺里只有那么点肉，爱买不买，哪里还有挑的权利。
FLY一族和漂一代有很相同的地方。一个女孩，刚刚24岁，工作两年多，却已经换了三次工作。因为她每做半年就要出去旅行一次。公司不给假，那就辞职，从没有考虑的余地。她老爸一辈子在一个学校里当老师，从没挪过窝，开始听说她辞了职，吓得够呛。但女儿旅行回来又找了公司，而且工资还涨了，老头心里才有了底。FLY一族宁肯加班加点地工作，做事就全身心地做，然后就找一段集中的时间出去散心。这和父辈最理想的一杯茶水一张报就是一上午的做法大相径庭。那不是等死吗？FLY一族说话可不客气。他们说的其实挺对。
2.话语权力 异口同声与众声喧哗
话语权力
前一辈的人总是看不上后一代的人，或者说是总有看不上眼的地方。七十年代生的人是这样，但他们的老爸却也被他们的爷爷曾经骂为“逆子”，“逆子”们最经典的行为是离家出走，当然一般是两个人。但这种叛逆的行为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屑做了。他们当然也有了新的叛逆方式。而他们与父辈不同的地方在于，即使还没有被承认，他们已经开始要发言。虽然早晚会轮到他们发言，但他们已等不及了。
异口同声与众声喧哗
前辈们总是看到我们身上的污点，然后就拒绝和我们交朋友。连一丁点哪怕恨铁不成钢的痛惜都不屑于装出来。他们真是不想和我们交朋友了。但他们却犯了两个错误。其一，我们什么时候说和他们交朋友了，他们是前辈，很有尊严很正经的，我们只是隔着距离的与他们交换一下眼神而已。其二，毛主席他老人家向来主张治病救人，而不是一棒子打死，他们倒好，半句话没说完，滚字就出来了，没有起码的红十字会的道义精神。这都是我们暂且认为他们说的都对，我们确实一无是处基础上的，但圣贤们还说孰能无过金无足赤，他们凭什么要求这么高。卫慧也好，棉棉也好，暗夜也好，非道德、非传统的性爱也好，毒品、抑郁、肉体的冲撞、感觉的痛疼等等，这只是某一部分人的生活。并不能代表七十年代。
什么70年代、80年代，或者是十年后的90年代，我们只不过是长大了，经过了娇宠、天真、浪漫、感知，我们和当年的50年代、60年代一样。人都难免有一个从懵懵懂懂到成熟的过程，我们所不被接受的实际上是我们的不温顺。而更真实的事实是我们其中一部分人的不温顺。显然卫慧、棉棉和余杰都不是温顺之辈。而不温顺尤其表现在发言时的掷地有声和挖掘人性阴暗面时的果决。余杰不就是戳到了余秋雨的痛处了吗？余杰还年轻，运用的方式可能有些过激，可能接近于曾经“文化大革命”里运用的手段，这些做法是欠妥，但他还年轻啊，他难道会永远抱着这种态度与前辈说话吗？显然不是，他有一天也会在说话的时候把温良恭俭让都表现出来。可见问题的症结不在于说话的方式如何，重要的还是内容，在于他说得到底对不对。有一种人天生就是粗粗拉拉，但你不能否定他的善良、质朴与直率。有人辛辣地指出余杰的炒作能力，我怀疑他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商业社会里，更怀疑他在这个社会里生存下去的能力，他应该是那种看到广告说好然后就去买然后就骂娘的人。而事实的另一个层面是余秋雨的炒作也很成功，他的书炒作了，而他的文体本身简直就是赤裸裸的炒作。
我们指出了一些本来就存在的事实，这个事实很早就存在并且被发现，但有城府的前辈们却不愿意提。不提也就罢了，年轻人提出来，他们又很不屑，大意是我们早知道了，要你们这些乳臭未干的人来道破吗？我怀疑他们到现在还没有读过安徒生先生的童话故事《皇帝的新衣》，里面那个男孩子说了真话，却被人嘲笑。尤其值得嘲笑的是，那些嘲笑小男孩的人特别肯定地认为自己正确无误。有些人一辈子都在提倡和追寻门当户对的爱情，并且享受着因为老丈人的权势给自己带来的好处，但另一方面却极力声明自己对这种想法的深恶痛绝。在有人指出婚姻永远是一种手段的时候，他们表现出怒不可遏的样子。而性、爱和所谓体己的关怀，他们却也要到旁处去找，只是不声张罢了。
从这个角度说，卫慧和棉棉写文字赚钱还是勤劳的吧，写字总是一种劳动，靠自己的劳动来赚钱永远是最可爱的。而发言其实也是一种劳动，发言是为了塑造一种信誉和知名度，公司里面的公关部门其实就是在执行这样一种职能。在现在这个社会里知名度也是一种财富，尽管可能是无形的，但几乎每个有着一定知名度的人几乎都能得到一定的回报，没有什么事情是劳而无功的。但这种制造名誉的过程曾经被认为是出风头的，知道这样一个历史的人才能理解为什么有人对此如此反感。而另一个激化矛盾进而形成代沟的事实是，年轻人不太在乎上一代人对自己的指手画脚，大家都太忙，哪里有工夫管别人怎么看。但前辈们显然是习惯了关心我们这些晚辈的，他们不放心啊！
前辈们最动听的口号大概是伦理，他们小时候从《三字经》上学来的东西总是可以派上用场。但他们显然不想回忆自己当年在“文化大革命”里是如何的“潇洒”，那时候他们在讲坛上的发言是何等的汪洋恣肆，他们喊出的口号是何等的响亮悦耳。看来他们自己也是晓得当年的行为该怎样定性了。他们实在是老了，知道时尚的生活不是你们的了，知道不再是振臂一呼，有应之以六十年代末的口号、七十年代末的诗歌的了！这些曾经一颗红心的文学青年们啊！
你们老了，不是我们让你们疼痛，是你们自己啊。但老子哪里错过呢？贾政做的事再浑，再没道理，他也可以掀翻贾宝玉，然后打他的屁股。嘴里可能还嘀嘀咕咕：敢他娘的笑你老子，看我不打你的屁股！遇到这样的老子，我们也没办法，只好让你们打好了。但打人的并不一定是对的，真理往往不是掌握在拳头硬的人手里。我们知道总有一天，我们也会像个卫道士，但那是以后的事，谁知道。就像你们在1969年、1979年和1989年还不知道1999年、2000年会这样来到。
我们还会继续发言，因为那是我们的权力。您也接着打我们的屁股吧，我们忍了，也认了，因为那是您的权力。当然是您认为这是您的权力。
3.荤段子 可爱的荤段子
荤段子
荤段子几乎是最能考验一个人聪明程度的一种文体，因为可以随意发挥，所以创作者的智力如何，确实是一目了然。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说话都比较干净，偶尔不干净，也是直来直去，一听就是脏话，没什么艺术水平。王小波可以算是一个例外，他出生于1952年，但说荤段子的能力有目共睹。越是高层次的人越会讲荤段子，而且编排得越是精巧。人都有上半截和下半截，上半截见人的时候用，比较体面；下半截私下里用，开心快活。
可爱的荤段子
学好不容易，学坏倒快。这是长辈对我们经常的评价。从小学到中学，我们大抵都习惯说脏话的，开口闭口都把别人的长辈挂在嘴边。人的内心深处有一种通过说脏话来发泄的欲望，很少有例外，只是我们长大后懂得了压抑，大家才看起来道貌岸然。但很多层次很高的人也还是偶尔露出马脚的，在他们生气的时候、喝醉的时候、看到自己喜欢的球队大败的时候，那些藏得很深的珍稀语言就悄悄地溜了出来。这个说法可以从老外的身上得到印证。大一的时候，班里有个韩国来的留学生。一次上课迟到了，推开门，老师已经在讲课了，他很不好意思，情急之下整出来一句：“我操，都来啦！”结果哄堂大笑，但因为说脏话的是个外国人，还觉得挺可爱。同样道理，无论英语学得怎么样，“FUCK”中国人大抵是懂得的，即使不太明白，看了那个口型，听到的也一定跟人急。
中学毕业之后我们就一下子文雅多了，门关紧了，脏话也就很少有机会溜出来。但我们其实是更聪明了，懂得了用更有趣的方式来表达。中学的时候经常因为说话带上了别人的家长而发生战斗，大学时这样的事情就很少了，反而每次讲的时候大家都能会心一笑。这个时候我们把脏话称为寝室笑话，或者黄色笑话，或者荤段子。既然可以叫段子，就沾上了相声或者小品的边，显得高级多了。事实上小品刚刚出来的时候也就有这样的功能，赵本山和潘长江他们都说过这样的段子，反响还不错。当然，那时候对赵本山和小品来说也是中学阶段，现在大学了，所以就得打扮得立立整整地出来见人。
上过大学的人大抵有过“把讲过的荤笑话出一本书那该多好卖”以及“应该来一次全国高校间的荤段子学术交流”的想法，每次想完了还挺激动，好像那是经天纬地的事业，更多的原因是觉得这样的想法没办法实现。但现在市场上成人笑话已经很多了，激动的人反而少了，这说明把一些东西藏起来确实是有害的，只能使其变得肮脏起来，阳光一晒，其实也就消了毒。但显然现在说荤段子还是一件被君子不齿的事情，他们的论据是缺什么的人爱谈什么，这样得出的结论就是说荤段子的人多半是性无能。这一棒子打得可够重的，哥白尼提出日心说的时候，也顶多被戴了个“疯子”的帽子。疯子的痛苦可就少得多了。
真正的事实是，越是高层次的人越会讲荤段子，而且编排得越是精巧。这不仅说明了他们智商高人一等，而且得承认人家是有生活的。小说理论家不就宣称艺术来源于生活吗？这方面洪晃女士的见地很专业，她说，人都有上半截和下半截，上半截见人的时候用，比较体面；下半截私下里用，开心快活。当然，最好还是两者结合在一起，这才是生动的一个人，不但真实，而且可爱。可惜的是我们看到的上半截多了点，下半截却藏藏掖掖，偶尔露峥嵘。现代人生存压力大，所以也就急需放松，这是环保的说法，直白点说其实就是发泄。没人敢对老板说不，在单位里多半时间唯唯诺诺，这样持续久了，也就难以保证一个健康的心态了。日本有公司设立专门发泄的地方，里面的东西随便砸，可以畅快地口出不逊，甚至也可以攻击老板的长辈。北京的球迷们曾经上演3万人齐出“京骂”的一幕，没有谁羞愧而死，骂的人却心情舒畅了，出了体育场继续像个人似的去上班。这其实挺好。有些东西并不是想象的那样下作，在酒桌上说说，无伤大雅，也算一种调节，于人于己没什么害处。当然拿到和老外的谈判桌上就过分了，那样的人是有病，算不得正常人，所以没必要用来说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