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赛需要规则和裁判
改革开放的20年里，我们在许多领域反复经历了“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不良循环，教育也不例外。教育部前几年也以委培、代培、自费和其他形式，在下放权利方面作过尝试，结果却出现了文凭过滥、教学质量下滑等问题。据说某个地方党校为了“敛財”，根本就不顾什么教学质量，一下子就发了上千张硕士文凭，以致有的名牌学校为了维护自己学校的名声，宁愿受穷，也坚决拒收“委培”之类的学生。这样的举动为坚持“教育良心”的人们，抹上了一笔悲壮的色彩。
就像设立比赛项目的同时必须设立规则一样，我们的大学在市场这个广阔的赛场上开展竞争的同时，也需要设立规则，这个规则首先——I靠市场来执行。中国在培育市场走向成熟的同时，也促使了市场中人自身的成熟，即使是对电子科大那样“热门”专业的学生，企业在抢聘的时候，也不是“萝卜快了不洗泥”英语没上四级的不要，专业课程不及格的不要，两门或者三门功课在60分左右的不要，还要征求导师的意见等等。最近华东某大学还对用人单位作出承诺：毕业生不合格包退，重新“回炉”培训学习。所有这些都表明：在日益成熟的市场上，学校将是学生选购的“商品”，而学生毕业之后，其基本素质和实际能力也将成为被社会“选购”的主要标准。和一般的日用品消费品相比，人才这种“商品”的质量更是关系到“顾客”最切身和最长远的利益，对学校和学校培养的人才的优胜劣汰就将在这种利益中苛刻而且公平地进行。当然我们还要看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大学将依然是国民仰望的殿堂，是高高在上的“卖方市场”，关闭了多年之后猛地一下子放开，同样会冒出许多的“假冒伪劣”，这就需要监督，也就是竞赛中的裁判。只是和以往不同的是：裁判不能仅仅依靠高校的“亲爹妈”一各级教委来充当，而要依靠应用人才的整个社会。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存在着许多社会评估机构，它们聘请社会各方面的专家，从各个角度全面地对本国乃至世界的高校进行排名。这些排名因为公正，有着很高的权威性，对学校的声誉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这样的监督方式，我们也不妨尝试尝试。当然，新闻的监督依然是不可缺少的锐利武器。
谈到高校权利下放问題的时候，成都电子科大的李少谦教授建议可以先在国家一些重点院校——比如列入了“211工程”的大学中试点。因为这些大学毕竞有着较高的学术水平和教学质量意识，很多学校都在世界上有一定的名气，他们不会拿自己的名声开玩笑。就在这篇文章即将完成的时候，教育部出台了1999年高考的七项改革，在一系列以“下放权利”为宗旨的条例中就有一条：给予教育部44所直属高校和34所已经批准进入“211工程”的中央部属院校以的招生计划调节权。
在每年300多万考生中，2X的确是一个很小的比例，可是它表明加速高校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对于一系列即将随之而来的变化，我们的国民应该有心理准备。高校的学费将在目前的基础上逐渐提高，同时高校的大门也将越来越宽，人们对它选择的余地也将会越来越大，也许最终会像国外一样，达到“想进就进”（但不一定想毕业就毕业）的理想境地。当中国的高等教育成为国家重要产业支柱的时候，当中国大多数的年轻人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时候，当我们成千上万的科学家、专家和教授能够在自己的国家安心工作和生活的时候，那必定是中国真正强盛的时代。
谁在无视中国教育的巨大市场？
无论收入高低，我国大多数居民对子女教育的投人都抱有相当一致的观点。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发布的一项调查表明：的城市居民认同“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的看法，60%的人表示举债也在所不惜。该中心副秘书长李晔说：“我国每年有近10%的小学毕业生、50%的初中毕业生、75%的髙中毕业生不能升入高一级的学校学习。与此同时，90%的家长都希望子女能接受高等教育。巨大的反差，形成居民对教育投人的强烈愿望。”
这项调查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武汉、西安科学抽样了1230户，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
调查表明：60%的受访者表示，如有需要愿为子女的教育举债。从分布地域看，西安人的愿望尤为迫切，这一比例达到80%，广州的比例最低，为37%。但这并不是说广州人对教育的投入愿望不强，因为广州人的人均收入相对较高。
对于“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的提法，81%的人赞同，特别是在武汉、西安，这一比例更是高达86%。相对而言，只接受初级和中等教育的人更多地认同这一观点，而接受过高等教育和没接受过正规教育的人对这句话的看法“相对漠然”，但总比例仍达到了78%。另外，随着月收入的提高，认同这一观点的人也呈下降趋势。
家长对敎育投人的强烈愿望，也导致了他们对这方面的盲目支出。调査表明，68%的人在子女教育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盲目支出现象。其中35%认为严重存在，33%认为存在但不严重。
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秘书长李晔分析说：从目前家庭子女教育支出看，可分为常规性支出和非常规性支出。常规性支出主要指学杂费和一些行政事业收费，这项支出弹性较小；非常规性支出指的是子女参加特长培训班的培训费，为孩子请家教支付的工资，找一所好学校付的择校费以及购买课外书籍和辅导材料的费用等，这项支出弹性系数大，不同的家庭支出不尽相同，且相差甚远。盲目支出，大多集中在非常规性支出这一块。
收入越高，盲目支出的可能性越大。月收人3000元以上的人中，81%认为自身存在盲目支出现象。
调查进一步发现，70%的人在孩子出生前就已提前为曰后的教育准备资金。其中53%的家长表示，如果建立教育互助基金，他们是会参加的；31%的家长表示届时将视具体情况而定。
高校扩大招生，无疑是中学生们及其家长们的福音和希望。扩招施行后，高考相对地变得容易了，评卷的分数把握也宽松了一些。与此同时，确保孩子有一个良好的中学教育，对多数学生家长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据有关统计，我国目前每年仍有近10%的小学毕业生、50%的初中毕业生不能升入高一级的学校学习，让子女尽可能接受好的教育成为家长们千方百计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
为了孩子，家长可以不惜血本，教育投资看涨
在今天的社会里，没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就意味着先天地失去了与他人平起平坐的竞争点，未及出师先已矮人一头。因此，竭尽全力为子女创造良好的教育机会，已成为现在许多做父母者的首要任务。
慧聪集团北京调查中心1999年联合各地分公司对北京、上海、天津三大直辖市以及呼和浩特、哈尔滨、武汉、青岛等四城市的部分中小学生家长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家庭消费中用于子女教育的支出也在“水涨船高”，七所城市中，高达三分之二的中小学生家长的子女教育费用占到家庭总支出的10%-40%。
在教育基金的准备上，由于预期投资看涨，习惯于量入为出的中国人在这点上也是一如既往，未雨绸缪。调查显示，有三分之二的家长早早地为子女将来的教育准备了一笔专用基金，这个比例与城市的综合发展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一种负相关的关系，即城市越发达、教育环境越优越、受教育机会越多，家长为子女准备教育基金的比例越低，反之则越髙。
青岛是七城市中为孩子准备专用教育基金比例最高的城市，达91.9%，而在京、津、沪三大直辖市，这一比例普遍较低，分别为6.16%、5%、68.4%。约30个百分点的差异反映出在不同的城市里家长对将来子女的教育压力的不同预期，而各个城市之间经济发展水平、教育体系完善程度、教育机构数量等因素，也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左右着人们的选择。当然，从总体看，这个比例仍是相当高的，从一侧面表明，目前教育体制方面的一些变化，已经迫使家长提前作出了应对。
在基金的准备上，稳妥、易于操控的传统的储蓄方式仍然是家长们的首选，为近四分之三的家长所选择，其余四分之一的家长则主要选择给孩子买保险。在上海，有50%的家长接受了“保险”这一更新颖的形式，为孩子储备教育基金。
为确保顺利踏上高考路，三分之二的家长为孩子“择校”。高校扩招使得高考这座“独木桥”有越造越宽的趋势，然而对于众多学生来说，能否顺利通过而抵达光明的彼岸却还有曲折的路要走，而良好的中学教育无疑是奠定成功的基础。
虽然国家一直强调在义务教育阶段实行就近入学，但在调査中仍然发现，仅有33%的中学生在小学升初中时遵循就近上学的原则，有多达67%的家长为自己的孩子选择了“择校”的方式。在这些择校生中，61%的人选择了市或区重点学校，有32%退而求其次，虽未能选上重点学校，但选择了教学质量相对较好的学校，其余的3X则干脆选择上私立学校。显而易见，寻求具备较高教育水准的学校，是目前中小学生家长孜孜以求的目标。为实现这个目标，家长们付出了不菲的代价：的家长通过交赞助费达到目的，而私立学校的收费则更比赞助费来得可观。
对于是否择校，有36.4%的受访者坦然表露了“顺其自然”的心迹，也许目前孩子尚未上中学的家长，在子女将来求学的方式上还未体会到现实的压力，与已经是“过来人”的家长之心情相比，其心境之平和颇值得回味。但即使如此，他们中间还是有38.2%的人希望子女“择校上学”，在各项选择中高居第一。
此外，在本次调查中，我们看到，一种新的选择方式即“出国学习”，随着家长对子女教育期望的加深而开始显露出来：6.9%的受方家长将目光投向了外国的学校，在北京，这个比例尤为引人注目，达10%以上。
大学已是学业成就的最低线，85%的家长希望孩子通过高中进入大学。
随着现代化程度的提高以及社会竞争压力的加大，大学教育在客观上已经成为现代都市人寻求一个较好职业的基本要求。在面对“对现在的孩子来说上大学是否必须”这一问题时，只有0.87%的家长持否定态度，认为“不必要”，27.17%的家长态度不确定，认为“还不一定”，而高达71.97%家长表示认同这一观点。
与此相应，对那些子女即将面临考高中（中考）的家长进行的调查结果表明，有71的家长毫不犹豫地选择让孩子“继续上普通高中”，其余13%的人直接考职髙或技校，10.84%的人选择了出国留学。只有1%的人选择直接参加工作，而且这部分人之所以作出这种选择，基本上是出于家庭的需要，属于不得已而为之。很自然地，在选择让孩子上普通髙中的家长中，96.6%的人表示，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将来考大学！出国读书成新宠，初中高中大学支持比例依次升高。在调査中，送孩子出国读书的愿望在家长们心中浮现出来，而且表现出了令人意外的高认同度。调査显示，在受访者中，有10.8%的家长非常赞成送孩子出国学习，61.4%的家长稍微含蓄一些地表示，如果财力允许未尝不可，认为此举没有太大必要的仅为19%，而干脆持否定态度的不到4%。这种肯定与否定之间巨大的差距足以说明，随着经济水平的上升，出国留学作为一种趋势，越来越被望子成龙的家长们所看好。在现实的选择上，从升初中开始，人们便已经开始逐步把子女送到国外求学，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比例也在逐步上升。
国外的教育体制以及能让孩子真正掌握一门外语的现实吸引力，是导致越来越多的家长倾向让孩子出国学习的最主要的原因。当然，也有部分家长是因为孩子在国内不容易考上大学或考上一个好大学，于是采取了花钱直接送孩子出国学习的方式，其他的一些想法，诸如认为出国可能是条发展的捷径等等，也推动着“出国留学热”越来越往低龄化发展。
在各种职业中，教师、三资企业以及民营企业的员工主张孩子出国学习的比例最高。受经济实力的影响，身为国企职工以及下岗人员的家长则更多地倾向于顺其自然。同时，一个城市的开放水平与国际交流的程度，也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人们的出国意愿。在七所城市中，京、津、沪三市在选择出国留学意向方面明显地高于其他四个城市，北京则以21%的比例高居这些城市之首。
国内教育亟待改革，76%的家长赞同教育是一种产业的观念。从出国留学热中，可以深深地感到人们对目前教育现状的不满足。调查中，的家长认为目前的教育体制不合理，只有约三分之一的人认为它还算合理。同时，髙达肌咖的家长认为，目前迫切需要在素质教育上予以强化。
目前，有关部门正在探讨教育产业化的问题，人们更多地着眼于产业化的各种技术手段和专业化的进程。而这次调査的数据却显示出，教育的产业化方向发展已经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并且，尽管产业化意味着人们需要在子女教育上付出更多的钱，但11.6%的家长仍然认为教育应该是一种产业。这种广泛的群众基础或许是教育走向产业化最为可贵、也最值得我们珍视的力量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