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港说，授课内容准备不足、目的不明确的老师还有许多“轻松授课”的方法：让学生轮流朗读教材来消磨时间，让学生翻译高难度的英文，利用上课时间派学生去图书馆查资料，学生有不懂的地方，老师也没有“闲暇”解释。
何港还说，一直逃学、整个学期从未听过课的学生也能被评上“优”。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是在什么也没学到的状况下完成了学业。
何港说，他傲硕士论文用的高频电源电路是由老师指定的。由于老师不负责任，这种电路有重大错误，致使何港围绕论文所做的长期辛苦劳动化为乌有。而且学校仍在使用旧的、过时的数值计算程序软件，使他付出了大量的无谓劳动。按计划，明年4月何港毕业。何港想进入一家向中方投资的日本公司工作，但在求职过程中，双方话题一旦进入实验或程序软件等问題，何港总以失敗告终。
在交给法庭的洋洋两万余言，题为《他们配称为教育者吗》的申诉书中，何港还痛陈了至办公室问事被无理拒绝、上选修课以课堂人满为由挡之门外、课堂上老师取笑学生、实验室外线电话为防盗打必须由助教替本人拨电话等遭遇。何港还回忆说，在有近百名留学生入校的开学典礼上，校方竟然一句也未表达对留学生欢迎之类的话，取而代之的是，同日本学生一样听日本国歌，反复起立、坐下、敬礼，完全无视留学生的人格和国格。
何港说：“因为东京商船大学的重大行政错误，还使我失去了申请硕士年度奖学金的资格。我在这近四年里不仅没有学到任何东西，而且所遭遇的区别对待，反复的人格侮辱，人权優害，对我造成的精神损害是一生也治愈不了的。”
何港向东京商船大学索赔金额250万日元，而他给记者算的一笔账是：他在东京商船大学读书期间总共花去学费及生活费共500多万曰元。日本最大的中文报纸《中文导报》报道了何港的官司，并配发了题为《揭穿日本教育的弥天大谎》的评论。
行文至此，何港状告东京商船大学的是与非、输与赢显然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原先在国人眼里充满光环的“出国留学”，终于恢复了其原有的真实面目，那就是：与中国一样，外国学校质量也参差不齐、鱼目混珠，留洋，尤其是自费花巨资留洋，并非一定能学到东西，其所获得的洋文凭也不一定货真价实。
问题是，在国内上不了大学、出国却上了劣质大学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们的内心苦痛，中国的教育管理部门难道能熟视无睹吗？
中国教育能否将包袱变成钱袋
1999年3月我就此一问题组织并编发了由成都作者林雪采写的题为《教育包袱能否变成钱袋》的文章，这篇文章刊发于第11期的《中国青年》杂志之后，很快被《新华文摘》9月号全文转载——
新闻背后的新闻
1998年11月下旬，成都报界爆出一大新闻：来自全国各地不同体制的60多个用人单位，提前一个月进驻我国电子综合类大学中综合实力位居第一的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并且斤出了以往人们望尘莫及的高薪抢购电子通信类人才，最高年薪开到14.8万元！
毕业生与在校教师的待遇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传媒很快又爆出一条标题为《电子科大撑不住了》的新闻，报道了该校教师“军心动荡”的情况。其实，全国高校，尤其是重点高校的老师“撑不住”，早已不是什么新闻。有数据表明，近年来全国重点大学的一线教师，每年约流失10%，而成都电子科大仅通讯学院的一线教师，近年来就已经减少了40%，其中20%是因为老教授退休后无法补充，而80%是因为80年代留校的博士生流向国外。这个学院有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担负着国防和民用通信的重大科研项目。可是在最近一年半的时间里，20个人中就有7人出国，1人去公司。主持这个实验室工作的国家863计划专家李少谦教授说：“走的这些人，都是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囯家来说是无法替代的优秀人才。现在我们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好起用本科生留校，搞教学和科研，这简直是在国际同行中闹笑话。因为在国外像我们这样档次的学校和专业中，留校的起码都是博士，而我们却连硕士都留不下来。”这就难怪现在有人私下评价国内的好多名牌大学是“一流的学生，二流的设备，三流的教师”了。
这些年尽管国家也很重视教育投入，但如果按照西方国家的人均标准来投入教育，至少要占用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为了解决教师的收入与市场的差距，一些有远见的企业家悚慨解囊。最近香港巨富李嘉诚先生拿出1000万元设立《长江计划》，用于奖励全国高校中的100名“10万年薪教授”。这个计划落到像成都电子科大这样的重点高校，只有一两个名额。即使落到中国高校“重中之重”的北大，也只有13个名额，而北大的教授却超过千人。
完全依靠国家投资的路走不通，企业家的赞助看来也只是杯水车薪，那么教育的投资又从哪里来呢？
“教育是一项最合算的投资”
择校，这几年全社会对此褒贬不一，但被择的学校从中获得了丰厚的资金，大大地改善了办学条件并提高了教师的待遇。那些有足够信心的中小学已经加大了自身改革的力度。成都市的一所中学已秘密定出奋斗目标：力争在很短时间内，把教学水平提高到社会公认的标准，然后争取由“公办”转“民办”，彻底和皇粮告别，也和一切约束教育自身发展的条条框框告别，凭自己的本事挣饭吃。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大学的死气沉沉。在西方发达国家，公立学校只占百分之二三十的比例，而我们这样处在发展中的穷国却是百分之百地由国家出钱来办高校，从而使得国家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目前高校培养一名大学生需要1一2万元，而实际上现在学校每年向学生收取3000元左右的学费，就这些钱，学校也以学生的助、奖学金和困难补助等方式，将其中的70%-85%返还给了学生。除了国家对招生名额的控制之外，也由于多招一个学生就得多补贴一笔钱，学校对于扩大招生不积极，致使我国高等教育的升学率至今严重偏低。与此同时，教育的市场却在迅速扩大，全国居民的储蓄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他们对于小汽车大别墅之类高等消费的兴趣，恐怕远低于与自己子孙后代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教育。可是就目前国内大学的招生体制，他们中的絶大多数人的愿望一直难以实现。
这种现状恰恰给早已产业化了的国外高校提供了求之不得的契机。他们瞄准了中国每年200万落榜生，以高于本国学生若干倍的收费，来中国开拓“生源市场”（其中公立大学的收费为2-2.5万美元左右，私立大学则在2.5-3万美元之间），每招收一个中国学生，学校将获得1万美元的利润、并扩大本校在中国学生中的影响。
1999年3月13曰，教育部出国服务中心在北京举办的“‘99国际高等教育展”上，16个国家的百余所教育机构争相前来中国招收留学生。前来咨询的有很大一部分是高中生的家长。而在相对偏僻的四川，1998年期间自费出国留学的900名学生中，中学生就有200名。按照所签的合同，出国的学生将在相应的大学上一年的预科，补习英语及其他功课，然后通过托福考试，直接升入该学校半工半读，并由学校提供打工的机会完成学业。
很显然，市场的潮流已经势不可挡地沖击着中国的教育，而至今在这个潮流面前紧闭着大门的中国高校，眼看着大笔的金钱源源不断地流向国外，不可能不受到震动。其实早在好几年前，位于南京的东南大学放在教育部的首肯下，悄悄地搞过一个试点：在名牌专业中特设一个班，收取一批分数线在一定的范围内的高考落榜生，并为这些学生定下每人一次性收取10万元的天价。据东南大学的某位领导后来讲，他们当时还很担心：这么高的价格会不会有“买主”，谁知消息一经传出，报考者蜂拥而来，真正做到了学生、家长、学校都满意。只是好景不长，由于其他学校也纷纷要求效仿，这样的“特设班”以后就再也没有办过。东南大学的领导谈起此事现在还非常感慨：“只要让我用一半的名额来办成私立大学，我将不要国家的一分钱，就能养活我们这个国家级的重点大学！”
看来自己花钱去读书，既是国民自身的需要，也是高校和国家的希望。面对这种“需要”和“希望”，中国教育的改革到底何去何从？
贫困生怎么办？
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园里，有一尊很著名的雕塑：一个学生一边啃着面包，一达在看书，雕塑下面刻着一行字：没有免费的面包。参观该校的中国学者们认为，这句话其实也应该在中国的大学生中推广，包括其中的100万贫困生。
我国现有大学生590万，其中五分之一属于来自边远地区和城市里的贫困生。按照现在每个大学生一年平均1.5万元的实际费用计算，如果像以前那样完全由国家来管，就得150多个亿。
解决贫困生的学习费用，应该是建立比较完整的学习期间经济保陣体系。对于成绩优秀的学生，可以按现行的方式录取，不另加收费用；对于分数在录取线以下的学生，则按照等级收费；在国内国外有一定声誉、毕业后能够获得高收入的专业，则可以提高收费的标准，用以加强自身的软硬件建设，扩大招生的规模。学校还应该从收取的资金中拿出钱来，增加奖学金的名额，提高奖学金的金额，以资助那些家境贫困但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与此同时，学校应该许可学生们半工半读，并为之创造条件（比如提供打工的机会等等）。对于实在没有经济能力维系学业的学生，应该允许他们延长学习年限，让他们能够在梓到钱之后再回到学校来读书。此外学校还应该鼓励没有条件打工的学生，到银行借贷低息学习货款等等。只有断了免费面包的来源，才会断了渴望“免费面包”的念头。外国的大学生能够依靠自己的努力来完成学业，好多在优越的生活条件下长大的中国学生出国后，也是一边打工一边读书。一个人适应环境和独立生活的潜能是巨大的，应该相信我们的贫困生也能够在学校和社会的帮助下，把自己的这种潜能发掘出来。
中国教育的症结不是缺钱，而是缺现代化观念
有人说，国营大中型企业所有的弊病大学都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没有的弊病大学也有。首先，大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市场”的观念，几十年来所设置的专业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导致了社会上有些不急需的“冷门”专业学生难以就业，留校和“读研”、“读博”的学生增加，可是读出来之后依然找不到研究课题，招不上学生，形成不良循环。而像电子科大的那些社会急需的“热门”专业，因为学生一毕业就有几万、十几万的年薪，再加上所交纳的费用只比“冷门”专业多500块钱，使得高考生和要求“读博”、“读研”的学生大幅度上升，学校却一不能扩大招生，二不能提高收费来吸纳资金，都说这是在捧着金饭碗讨饭吃。因为年轻教师的流失和老教授的退休，加上种种限制，近几年，通信学院研究生的录取系数曾经高达20：1，即使这样，一个研究生导师还得带十几个研究生。经费缺乏又不能正常提高学费的标准，这就逼得高校从旁门左道去槁“创收”，从校长到老师都忙于去办工厂、办公司，办各种各样的“创收班”，从而对学生中的“经商热”火上加油，导致校园里人心浮躁，教育质量严重滑坡。大学里人浮于事的现象也十分严重，久有“校级领导一走廊，系处领导一礼堂，其他领导一操场”之说，好多学校因为非教学一线的行政人员过多，正在把“力争让一线教师的比例达到50%”作为备斗目标。再加上学校办社会，包被越背越重，各种各样的漏洞也非常多，国家每年从国民收入中提取的教育经费几乎没有落实在教育事业本身，而是变成了养人的“人头费”。
有人认为中国的教育改革之所以无法进行，主要的原因是“缺钱”，其实主要是缺乏现代化的观念。那些一直都想拼命保持这片“神圣的净土”的人，应该认识到教育其实也是一项关于人才的产业，它根据社会发展的市场需求产出社会发展急需的高质量人才。有报道表明，美国教育产业的产值目前已处于所有产业的第3位，仅吸收留学生一项其产值就处于所有产业中的第5位。明白了这一点，才可能意识到学校是培养人才的“企业”，国家应该像对待国营大中型企业一样，给它以足够的自主权，让它能够和多年来的“小社会”分离，能够根据社会的需求设里专业，根据自己的能力招收学生；还要让它利用市场的手段来选择自己所需要的人才，确定给这些人什么样的待遇，并根据市场的“价格”来调整自身的价格，自己养活自己。然后让国家腾出手也腾出钱来，保护那些不能进入市场的基础学科，更重要的是把我国九年制基础教育真正办成名副其实的义务教育，以提高全民的基本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