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逃出流放地
春天临近了，道路又将泥泞不堪。托洛茨基为了加快逃跑过程，决定两轮并作一轮进行。一位农民朋友同意把他和一位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女译者E. T.送出维尔霍伦斯克。夜晚，在田野里过夜的时候，他将逃跑者用干草和蒲席盖起来，伪装成他车上的货物。这时，为了赢得两天的时间，托洛茨基家里也用被子做成一个假人躺在床上，装成生病的样子。车夫以西伯利亚人的习惯，风驰电掣般赶路，1小时甚至跑20俄里。车子颠得厉害，托洛茨基用脊背计算着路上的坑洼，那位女伴一直呻吟不止。途中换了两匹马。快要到铁路时托洛茨基跟她分了手，为了不至于两人同时遭不测，托洛茨基顺利进入车厢，车厢里已经有几个伊尔库茨克朋友替他准备了一只箱子，里面放着洗烫好的衣服、领带和其他象征文明的东西。托洛茨基手上拿着格奈迪奇译成俄文的荷马的六脚韵诗，口袋里放着一张填有托洛茨基名字的证件。托洛茨基是他随意起的一个名字，想不到后来他竟一生用了它。托洛茨基乘火车向西行。车站上的宪兵都漫不经心地把他放了过去。身材高大的西伯利亚女人把烧鸡、乳猪、瓶装牛奶和一堆堆面包拿到车站上来卖，每个车站都像是西伯利亚土产的博览会。一路上，旅客们只是不住地喝茶和嚼便宜的西伯利亚圆面包。托洛茨基一面读着六脚韵诗，一面想象着国外生活。整个逃跑过程无一点儿浪漫色彩，只是不断地喝茶和嚼面包而已。
2 加入《火星报》
托洛茨基来到了萨马拉。这里聚集着《火星报》一个国内班子。领导人叫克勒尔，他就是现今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克尔日让诺夫斯基。他和他妻子都是列宁在1894—1895年间在彼得格勒从事社会民主党工作期间和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的朋友。托洛茨基在萨马拉算是正式参加了《火星报》组织，克勒尔给托洛茨基起了个地下工作假名叫“彼罗”，俄文的意思是“笔杆子”。这是对托洛茨基在西伯利亚当记者取得的成就的赞赏。《火星报》正在为重新建党而努力。1898年3月在明斯克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未能建成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党。大逮捕摧毁了在全国尚无坚实基础的年轻的组织。此后，革命运动在一些分散的中心发展，大多具有地方色彩。与此同时，它的思想水平降低了。在争取群众的斗争中，社会民主党人连政治口号也不提了，因而逐渐形成了一个所谓“经济派”。上世纪最后一两年产生的危机加剧了国内对抗，推动了政治运动的发展。《火星报》为建立中央集权革命政党同地方主义和“经济派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火星报》总部由于处在国外，并在职业革命家中挑选它的成员，这就保证了它的组织的稳固性。这时《火星报》的支持者仍然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他们在努力控制社会民主党各地方委员会，并为召开保证《火星报》思想和方法取得胜利的党代会而斗争。这可以说是这个革命组织发展的最初大致轮廓。这个革命组织在发展与巩固中与工人群众建立了越来越密切的联系，并且带领他们进行了越来越广泛的斗争，因而在经过短短的15年后推翻了沙皇政权。
3 组织偷越国界
受萨马拉组织的委派，托洛茨基前往哈尔科夫、波尔塔瓦和基辅，与一些已经参加《火星报》组织和需要争取其参加组织的革命者联系。他一无所获地返回了萨马拉：南方的通讯联络相当薄弱，在哈尔科夫，地址不对；在波尔塔瓦，遇到了地方主义者。很显然，蜻蜓点水是什么也干不成的，非得脚踏实地地工作。此时，与萨马拉组织保持频繁通讯联系的列宁催促托洛茨基去国外。克勒尔给托洛茨基提供了路费，并且告诉了他一些在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克附近越过奥地利国境的必要知识。
托洛茨基很顺利地乘火车到达边境地带。在最后一站，警察要他拿出证件，当检查了他的伪造证件并且认为完全符合手续时，托洛茨基真是惊喜万分。负责指导偷渡的是一名中学生（现今他是一位知名化学家，正在领导一个科学研究所）。他当时的政治观点是支持社会革命党。当他知道托洛茨基是《火星报》组织成员时，便立即绷着脸说道：
“最近几期《火星报》一直在无耻地攻击恐怖主义，你知道吗？”
托洛茨基正准备跟他争论一番，哪知这个中学生又愤怒地补充一句：“我不送你过国境了！”
这个结局倒大出托洛茨基的意料。不过，他这样做是完全合情合理的。15年以后大家才用手中的武器推翻了社会革命党人，可那时，这个历史前景又有谁能知道呢？托洛茨基争辩说：“不能因为《火星报》上的一篇文章而惩罚我，并且声称，没有向导，我就在这儿不走。”那中学生终于软了下来。
“好吧，我送你过去，不过你告诉他们，这是最后一次！”
中学生安排托洛茨基在一个搞商品推销的单身汉屋里过了夜，第二天，把他交给了布罗达镇的走私贩。整整一天托洛茨基躲在一个乌克兰农民的谷仓的草堆里，主人不时递几个西瓜给他解渴。夜里，下着大雨，他带托洛茨基过国境线。他们在茫茫黑夜中跌跌撞撞地涉水走了很久。
“喂，爬到我背上来。”向导说道。“前面尽是水潭。”
托洛茨基不愿意。
“到了那边，你浑身湿透，是绝对不行的。”那乌克兰人坚持道。
于是托洛茨基不得不让他背着走，不过就这样鞋子还是灌满了水。15分钟以后，他们到了奥地利那边的布罗达镇，在一家犹太人的农舍里烤淋湿的衣服。
第二天，在银行兑换了钞票以后，托洛茨基发现自己的钱不够到目的地苏黎世——他要到那儿去会见阿克雪里罗德。他买了一张到维也纳的票，决定先到那儿再说。
到了维也纳，使他惊讶的是，尽管他在学校学过德语，可是竟然没有一个人说的话他能听懂，大多数路人也听不懂他的话。托洛茨基总算跟一个戴红帽子的老人解释清楚他要找《工人日报》编辑部——他决定跟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维克多·阿德勒说明俄国革命的利益要求他尽快前往苏黎世。这位老人答应带托洛茨基到需要去的地方。他们走了1个小时到了那儿，可是报社在两年前已经迁往别处。他们又走了半个钟头，才找到它。可看门人说不接待。托洛茨基没有什么可付给那向导的。他饥肠辘辘，更主要的是，他要到苏黎世去。从楼上下来遇到一位看上去不太和蔼的高个子先生。托洛茨基向他打听阿德勒先生是否在此。
“你知道今天是星期几吗？”他板着面孔问托洛斯基。
他不知道。乘火车，坐大车，夜宿推销员小屋，以及藏身乌克兰人谷仓等等使这个流放犯失去了时间感。
“今天是星期天！”高个子绅士宣告说，一面打算从他身边走开。
“那没关系——我需要会见阿德勒先生。”
这里，托洛茨基的这位谈话者对他嚷道——这个人的声音就像一个营长向全营士兵下命令冲锋：
“告诉你，星期天阿德勒先生不会客！”
“我有重要事情。”他坚持着。
“哪怕再重要十倍也不行，懂吗？”此人名福列兹·奥斯特列茨，是编辑部出名的“风暴先生”，说起话来，正如雨果所说，像电闪雷鸣。“即使你带来了天大消息，比方说你们的沙皇被杀，你们那儿爆发了革命——听见了吗？——你也没有权利影响博士先生休息！”
托洛茨基开始为这位先生洪亮的嗓音所打动，但他仍然认为他是在胡诌。星期天休息不可能比革命的需要更重要。托洛茨基决定决不后退：必须去苏黎世，《火星报》编辑部在等着他。此外，他还是从西伯利亚出来的。这也可以说明一些问题。托洛茨基站在楼梯下，挡住了“风暴先生”的去路。最后终于达到了目的：奥斯特列茨把阿德勒的地址告诉了他。在原先那位向导陪同下，他来到了阿德勒的住所。
出来见托洛茨基的人个子矮小，拱肩缩背，几乎是个驼子，此外，他的两眼肿胀，脸色显得十分疲惫。原来维也纳正在进行地方自治会选举，阿德勒前天曾在几个会议上发表演说，夜里又在赶写文章和号召书。这些都是一刻钟后他的儿媳告诉托洛茨基的。
“博士，请原谅我打扰了您星期天休息……”
“说吧，说吧……”此人外表冷漠，但声音并不吓人，而是鼓励托洛斯基说下去。他额头上的每一道皱纹都透出他的智慧。
“我是个俄国人……”
“这你不需要说明，我已经看出来了。”
托洛茨基跟正在用眼睛敏捷地打量他的博士谈到在编辑部门口同那位先生的谈话。
“是这样？他这么对你说？这可能是谁呢？高个子？大喊大叫？这是奥斯特列茨。你说他大喊大叫？对，是奥斯特列茨。不要去管他。要是你带来俄国革命的消息，可以半夜敲我的门……卡佳！卡佳！”他忽然叫起人来。他的儿媳妇，一个俄罗斯女人，应声走了出来。“好了，现在你的事好办多了。”说完，他就走出房间。
这样，托洛茨基以后的行程就有了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