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子里大约有百来户人家。他们在村子边缘的一家人家里安顿了下来。四周是树木，下面便是勒拿河，顺勒拿河往上走有几处金矿。金子的四光在整条勒拿河上闪耀。乌斯库特村曾经有过兴盛时代——那是骚乱、抢劫和凶杀的时代。可如今村子沉寂了。但是，酗酒成性的恶癖却留了下来。他们住处房东老俩口就是饮酒无度积习已久的酒鬼。这里的生活是愚昧、压抑和与世隔绝的。夜里，整个屋子充斥着蟑螂的令人惶惶不安的悉悉声，它们在桌子、床上，甚至在你脸上肆无忌惮的爬动。有时他们甚至不得不搬出去一两天，以便打开门窗，让零下30度的寒气吹进来。夏天，蚊子肆虐，有一头母牛迷了路，竟然在林子里被毒蚊咬死了。农民们只好头上戴着涂了焦油的、用马鬃编织的网罩。春秋天又是一片泥泞。大自然固然绮丽无比，可是在那个年代托洛茨基完全没有心思去欣赏它，而且觉得把时间和精力放在那上面实在太可惜了。他虽然生活在河流和森林之间，却从没有留意过它们的姿容，书籍和个人事务占据了托洛茨基的一切时间。他一边用手驱赶着书页上的蟑螂，一边钻研着马克思的著作。
勒拿河是流放者来往的一条大水道。流放期满的人逆河而上回到南方。随着革命形势日益高涨，流放者人数日益增多。各流放点的相互联系从未中断。流放者们经常书信来往，有的信写得很长，几乎就是一篇论文。流放者提出迁居雷经伊尔库茨克省，省长批准，但也不是不可能。于是托洛茨基和亚历山德拉·利沃芙娜搬到了250俄里以外的伊里河边，那儿有他们的朋友。托洛茨基在那里给一个百万富商当了一个时期的管事。他的皮货仓库、店铺和酒馆遍布于一块差不多有比利时加荷兰那么大的地方。这是个势力很大的巨商。有好几千通古斯人为他干活，他叫他们“我的通古斯小子”。他不识字，用画十字代替签名。他整年过着吝啬的生活，可是在一年一度的下诺夫戈罗德的集市上又一下能挥霍几万卢布。托洛茨基为他工作了一个半月。有一天他在记账时把1磅红丹写成了1普特，并把这荒唐的账单寄给了很远的一个店铺。这损坏了托洛茨基的声誉，因此他就辞职了。
于是他们又回到乌斯库特。这年冬天酷寒，气温达到零下五十几度。一路上，马车夫不得不时常用手套敲掉马勒上的冰柱。托洛茨基在膝盖上抱着出生才10个月的小女儿，他给女儿头上套了个皮筒子，每当车子一停，总是提心吊胆地掀开来看看她是否还活着。总算旅途一切顺利。不过这家人在乌斯库特没住多久，几个月后省长又允许他们搬到稍南一些的维尔霍伦斯克，那儿也有托洛茨基的一些朋友。
一些老民粹派流放者，由于在这里多年，多少有了建树，打下了基础，故而成了流放者的贵族。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则是这里的一个特殊阶层。托洛茨基在流放地时，正好一些罢工工人（他们多半不识字）也被流放到这里来，对这些工人，流放正好是不可多得的学习政治和文化的机会。正如在其他囚禁人数集中的场所一样，思想纷争常伴随着私人龃龉而越加激烈。个人之间的冲突，尤其是带有罗曼蒂克色彩的，常常像一出戏，有时甚至就是一场真正的悲剧。在维尔霍伦斯克，有一个基辅大学生表现出可能会自杀的迹象，大家就轮流看守着他。托洛茨基看见他桌上有许多亮晶晶的金属片，后来知道，他是在为自己的猎枪制作铅弹。但他仍然死了，大家没有看住他，他是用枪口对着自己胸膛，用脚趾扣动的扳机。流放者默默地把他安葬在一个土岗上。大家都羞于说一些虚伪的话，所以没有人发表演说。各个大流放点上都有自杀者的坟墓。一些流放者（尤其是住在城里的）与周围的一切融为一体，另一些人则借酒浇愁。不管是坐牢还是流放，只有紧张的学习和思考才能挽救自己。托洛茨基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做了一些真正的理论研究工作。
在这些年中，在这条勒拿河大水道上，托洛茨基先后认识了捷尔仁斯基、乌里茨基和其他一些在以后的革命事业中发挥重大作用的青年革命家。大家热切地等待每一批流放犯的到来。一个漆黑的春夜里，人们围坐在河水汹涌的勒拿河边，捷尔仁斯基用波兰语给流放者朗诵了自己写的诗，他的嗓音和他的容貌一样俊美。
3 作家“安迪德·奥托”
到乌斯库特不久托洛茨基就开始给伊尔库茨克报纸《东方评论》写稿。这是一家由一批老民粹派流放者办的合法地方报纸，偶尔也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涉足其中。托洛茨基一开始写些农村通讯，曾激动地等待过第一篇稿子的问世，后来得到编辑部的赏识，逐步转向写文学评论和政论。托洛茨基想取一个笔名，于是就随手翻开一本意大利辞典，一眼就看到anti doto这个字，于是许多年中托洛茨基就用安迪德·奥托这个名字。托洛茨基打趣地跟朋友们解释说他想用马克思主义的解毒药注入到合法的报刊里去。报纸突然把他的稿酬由每行2戈比提高到4戈比，这是托洛茨基成功的最好证明。他开始写农民问题，评述俄罗斯古典作家，论易卜生、霍普特曼和尼采，还有莫泊桑、安德烈耶夫和高尔基等。他整夜整夜地写稿子，反复地修改，力求找到确切的概念或恰当的词汇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托洛茨基慢慢地成为一个作家了。
从1896年（当时托洛茨基还企图避开革命思想）和从1897年（当时他已参加了革命工作，但仍然力图避开马克思主义）以来，托洛茨基在人生道路上大大前进了。到流放时，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他的人生观和思想方法的基础。在流放中，他努力用他所掌握的新观点研究人类生活中的一些所谓“永恒”的问题，即爱情、死亡、友谊、乐观和悲观等等。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环境中，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在爱、在恨、在憧憬着未来。正如树是由根吸取土壤中的乳汁来养育它的花和果一样，人也在社会经济基础中寻找食物来抚育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包括那些“最崇高”的感情。托洛茨基在当时所写的文学评论实际上只围绕一个主题，那就是个人与社会。不久以前这些文章汇集成集出版了。如果今天他再写这些文章当然会是另一种形式，不过其基本思想不会变。
就这样，生命的两年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彼得堡、莫斯科和华沙的大桥下又流过了多少河水！革命运动开始由地下涌上城市的街头。有些省份还暴发了骚动。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在西伯利亚铁路沿线纷纷建立。他们也与托洛茨基取得了联系。他为他们写过号召书和传单。经过3年的中断以后，托洛茨基又开始投入积极的斗争。
流放者们再也不愿意待在他们的监禁地，出现了逃亡的热潮。大家不得不安排一个次序。几乎每个村子都有几个从小就受过老一辈革命者影响的农民，他们愿意用小船、大车或雪橇秘密地把政治家们一站一站地送出去。西伯利亚的警察们其实与流放者一样的无能为力：一望无际的雪原既是他们的帮手，也是他们的天敌。要抓到逃亡者极为困难，他们更多的是把希望寄托在逃亡者自己在河里淹死或在原始森林里冻死。
革命运动广泛开展，但仍处于分割的状态，每个地区每个城市都在进行各自的斗争，而沙皇政府却有着一致行动的绝大优势，所以建立一个中央集权政党的想法在许多人的脑子里萦绕。托洛茨基就这个问题写了一篇文章，其抄本流传于各流放点，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流放者以为这个问题尚未引起国内外同志足够的重视，其实，他们早就想到这一问题，并且已经开始行动了。1902年夏季，托洛茨基收到从伊尔库茨克寄来的几本书，封皮下藏着用考究的薄纸印刷的最新国外出版物。这时流放者才知道，国外出版了一份马克思主义报纸《火星报》，其任务就是建立一个以铁的纪律为保障、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中央集权的革命组织。在日内瓦出版的由列宁撰写的小册子《怎么办？》也传到流放者这里。托洛茨基觉得他的那些手抄文章、报纸上发表的论文和为西伯利亚同盟草拟的宣言等等在新的巨大任务面前显得太渺小和太落后了。应当寻找另外的活动领域，应当逃走。
这时托洛茨基已经有了两个女儿，小的才4个月。在西伯利亚条件下生活十分艰难，托洛茨基的逃跑将给亚历山德拉·利沃芙娜增加双倍的负担。但她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是一个字：走！对于她来说，革命的义务压倒一切的想法，首先是压倒了个人的欲望。当这对患难夫妻认识新任务时，妻子首先提出让丈夫逃走的问题，并消除了托洛茨基对出走的所有疑虑。由于她的出色的掩护，托洛茨基逃走后好几天警察还未察觉。托洛茨基从国外几乎无法与她联系。以后她又遭受第二次流放。后来这对患难夫妻只偶尔见过几次。生活使他们分开了，但他们的思想联系和友谊却是长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