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①张国良.传播学原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47页
新闻传媒是现代社会的守望者，也是公众对于新闻传播媒体的基本要求。公众需要得到足够的信息，了解自己所处的环境对于自身利益的影响，这是由现代社会中的大众这一群体的基本特点所决定的。一方面，大众和社会的联系十分紧密，每天的生活和各种各样的社会因素息息相关。大众需要了解今天的天气是否适宜，大众需要了解上班时的交通是否安全，大众需要了解购物的过程是否公平，大众需要了解经济运行是否正常等等。另一方面，大众在社会中又是相互平等、各自独立的个体，有着自己独立的人格，独立的见解，独立的生存空间，个人的生活有着一定的私密性，互相很少往来。现代城市中的同一幢公寓大楼中，居民绝少像农民一样串门。郊外的别墅住家之间的往来就更少了。因此，新闻媒体，几乎就是公共信息来源的唯一渠道。在现代社会中，没有什么比新闻媒体发布的信息更具有权威性、广泛性、快捷性了。不能设想，社会一旦发生重大事件并极大的影响公众利益时，新闻媒体会保持沉默。假如人们在某一天遇到了诸如大地震动、疫情蔓延、失火、爆炸等等突发事件，第一反应一定是立即打开收音机、电视机、电脑、手机等等，了解周围的环境究竟发生了什么，对自己有什么影响，自己应该立即采取什么措施。假如新闻媒体不能及时告诉公众这些信息，失去了社会守望者的功能，那么一定会遭到公众的唾弃。
3.新闻媒体的守望功能的一度弱化
然而，在过去一段比较长的时期内，新闻媒体的社会守望功能一度弱化。人们忽视了新闻媒体是社会的瞭望哨这一基本常识，改变了新闻媒体的基本功能，在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某种危机的时候，还竭力淡化危机，甚至黑白颠倒，混淆是非，把危机说成是成就。十年“文革”中的新闻媒体就是这样。当时的国民经济明明几乎陷于瘫痪，媒体还在那里连篇累牍地歌颂“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就”，竭力渲染“到处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在过去一段较长的时期里，媒体总是一味报喜、从不报忧。这种忽视社会危机的做法，比社会危机本身更危险。因为危机是一种客观存在，并不会因为人们的忽视而减少甚至自动消失。事实上，对社会危机采取忽视和隐瞒的态度，实际上是对于危机的怂恿，助长了危机的扩大，只会给公众利益带来更大的损害。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保证不发生突发事件而造成危机，而一个健全的社会机制，也绝不是忽视和隐瞒危机，而是能够及时发现社会危机，及时解决社会危机，使危机给公众带来的负面影响减少到最小最小。在一个健全的社会机制中，社会各个领域应该各司其职，共同协调，维护社会公众的最大利益。就职能来说，新闻传播媒体应该及时地发现危机，大声疾呼；社会科学家应该及时地分析危机，提出对策；而政府应该及时地落实措施，解决危机。有些社会负面现象，如果当初能够及时地发现，及时地解决，也许还不至于造成太大的影响。法轮功这一邪教组织目前已经被政府取缔，但为清除法轮功的恶劣影响而付出的社会代价似乎过于沉重。假如当初媒体对于这种社会负面现象当它在萌芽时就加以披露并加以鞭挞，引起整个社会的注意，以便政府及时处理，那么它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一定会小得多。我国的工交行业每年都会发生大量的安全事故，虽然去年经过各级政府的努力，死亡人数比前年有了大幅度的减少，但还是达到了136102人的惊人数字①。假设我们的新闻记者们对于这些安全事故的新闻背景做些调查研究，更多地关注发生这些重大事故的深层次原因，恪守一个社会守望者的应尽的职责，虽然难以完全避免这些触目惊心的安全事故，但至少可以唤起人们的警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这些灾难的发生几率。
4.重塑新闻媒体的守望功能
重塑新闻媒体的社会守望功能，除了国家有关新闻传播的法规政策需要进一步完善之外，关键还在于新闻媒体自身素养的进一步提升。因此，重申新闻传播学的一些基本要求，也许不无意义。
首先，媒体人应该具有神圣崇高的理念，即我们所从事的新闻传播工作，决不仅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而是肩负着沉重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确立新闻传播的公众意识，监视环境，守望社会，消除弊端，增进社会福祉，乃是新闻媒体的道德义务。近几年以来，这种理念和新闻媒体的社会守望功能一样，似乎被人们渐渐地淡忘了。特别是在市场化的条件下，媒体的格调似乎越来越低，一些媒体的自恋倾向日益膨胀，媚俗之风越刮越烈。
注释：①经济日报.2004.2.4
其次，媒体人应该具有锐利深邃的见识，即能够在大千世界繁多纷乱的表象中采访到对于大众利益的影响最为重要的事件，并洞察新闻事件背后所隐含的社会意义，从而提炼新闻事件的社会价值，为社会起到预警的作用。一个称职的新闻记者，历来就是称职的社会观察家，眼观四路，耳听八方，见人之所未见，发人之所未发。新闻报道中最为看重的无非就是独家新闻了，其实，所谓独家新闻的含义不仅仅是独家的事实报道，还包括具有创见性的新闻评论。但在我们现在的媒体上，大话式假话式空话式套话式废话式的新闻还时有所见，泛泛而谈、隔靴搔痒式的评论还不难见诸报端，负面新闻作正面报道的事例还有市场。
第三，媒体人应该具有无畏奉献的精神，即能够在为社会公众守望时不怕困难，甚至敢于牺牲。社会瞭望哨既是一个光荣的岗位，也是一个危险的岗位。因为就一般情况而言，为社会守望更多的是需要发现危害社会的因素，揭露危害社会的现象，这种发现和揭露必然带有一定的危险性。缺乏对于这种危险性的充分认识，缺乏无畏的奉献精神，很难胜任社会的守望工作。全世界每年以身殉职的新闻记者有几百名之多，受到伤害和遭到精神打击的就更不计其数了。人们应该永远纪念这些为了公众利益而恪尽职守、勇于献身的社会守望者。其实，以上所述都是老生常谈，不过，在重塑新闻媒体的社会守望功能时，再强调一下也不为过。
自2003年SARS疫情的报道开始，新闻媒体的社会守望功能引起了理论界和媒体实务界一定程度的重视。一些大学的新闻院系编撰了问题新闻传播学丛书①，为新闻传播媒体的社会守望功能提供了理论说明和实务操作规程。2004年媒体的一些新闻报道，如有关禽流感疫情的新闻报道，比较及时有效，基本发挥了新闻媒体的社会守望功能。但是，目前的新闻媒体的社会守望功能还较多地体现在自然灾害和健康传播领域，如能在政治法治、三农问题、工业交通、财经金融、生态环保、教育科技、思想文化等领域更多地发挥社会守望的功能，新闻传播媒体的公信力无疑就会大大增强。
注释：①靖鸣主编.问题新闻传播学研究丛书.香港天马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3.12页
二、传媒：现代大众社会的调节器
传媒是现代大众社会的调节器，它负载着协调社会的功能。所谓协调社会，就是指调节社会中的各种关系，使之更加平衡、更加和谐、更加合理、更加有序，从而推动社会不断健康地发展。
人类社会是由个人、单位及政府机构等各种元素组成的有机统一体。这一有机统一体的生存和运作，依靠的是各种元素之间紧密关系的连接。没有社会关系，作为社会元素的人就不可能组合；没有社会关系，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就不可能运作。社会关系是否得当，决定了社会运转是否正常，甚至决定着整个社会的命运。而要使各种社会关系经常处于平衡、和谐、合理、有序的状态，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需要社会调节机制的健全和有效。这里有两个原因。
其一，现代社会构成元素的多样性及各种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在原始社会中，由于经济比较落后，生产方式非常粗放，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也比较单一，即社会构成元素比较简单，因此它的社会关系也相当简单；而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经济比较发达，经济总量十分巨大，生产方式非常精细，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也十分庞大，社会构成元素也相当复杂，因此它的社会关系也相当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小小的因素就会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
其二，现代社会的各种社会关系不是一种静态，而是一种动态。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要在动态中达到平衡，比在静态中达到平衡要困难得多。就像一个人骑自行车一样，要在动态平衡中不断前进，需要高超的驾驭艺术。实际上，社会关系不可能永远处在理想的状态之中，总会或多或少地发生一些偏差。正像大自然中总是有风霜雨雪，人的身体总有头疼脑热一样。如果说，大自然中的风霜雨雪也许会给环境带来一定影响、甚至会造成自然灾害，人的身体头疼脑热会给人的健康带来损害、甚至危及生命的话，那么，社会关系发生的偏差同样会给社会造成负面作用，甚至带来严重后果。有一位伟人说过，社会的发展可以分为常态和非常态两种类型。在社会的常态情况下，应该是关系和睦，公开公正，利益均等，有序发展；而在社会的非常态情况下，就会关系紧张，矛盾频发，冲突不断，动荡不止。基于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追求前者，避免后者，就成了社会控制的一个基本目标。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取决于社会关系的调节机制的健全和有效。而大众传媒，则是最重要的社会调节工具之一。
大众传媒调节社会关系有其独特的方法。它不像政治家的行政命令那样通过政治干预来调节社会关系，也不像执法者的强制行为那样通过法律途径来调节社会关系，更不像企业家的经济控制通过价值杠杆来调节社会关系，大众传媒则向大众传播各种信息，通过发表舆论来聚焦社会问题的方法来调节社会关系。虽然大众传媒调节社会关系并不像政策那么具有强势，像法律那么具有刚性，像金钱那么具有诱惑力，但在一定的条件下，传媒所制造的舆论力量能够超过政治、法律和经济，给社会以极其重大的影响。依照现代传播理论，大众传媒具有议程设置的功能，也就是说，社会公众所关注的社会热点、社会焦点和社会难点等问题，和大众传媒所关注的社会问题存在着某种相关性。大众传媒不仅仅是公众意见的表达者，同时也是公众意见的引导者。用中国新闻学的语言来说，大众传媒应该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传媒所关注的问题，可以成为公众关注的问题。换言之，大众传媒可以利用议程设置功能，引导舆论，并通过引导公众舆论来调节社会关系。
就大众传媒调节社会关系而言，大致可以分为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及选择性评价三个阶段。
选择性注意是大众传媒调节社会关系的前提。现代社会既然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有机统一体，当然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有待于传媒的发现和注意。换言之，一个社会中总是存在着许多的注意点。大众传媒由于其信息容量有限，不可能将所有的社会注意点都纳入自己的报道范围之内，因此有必要进行选择。而这种对于问题注意点的选择，体现了大众传媒本身的立场、倾向及观点。上文所述，由于大众传媒具有议程设置功能，它所选择的注意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成为社会公众的主要注意点，成为社会的热点和焦点。大众传媒可以扩大某一注意点的影响，并相对减少甚至忽视其他的社会注意点。也就是说，公众原先关注着某一社会问题，由于受到大众传媒设置的影响，会转而关注另一社会问题，这就使社会关系得到某种改变。在我国新闻传播史上，正面例子比比皆是，反面例子也不难找到。1976年7月28日，我国河北省的唐山市发生了大地震，全市几乎一夜之间成为一片废墟，死者高达20多万人。当时的传播媒体在“四人帮”的控制下，对于这样一个特大灾难，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起先大唱“地动山摇何所惧”之类的空洞高调，继而设置另一议题，转移关注视线，大批特批所谓的“右倾翻案风”。当时大众传媒的这种十分明显的选择性注意，无疑对于社会关系的改变产生了重大影响。
选择性理解是大众传媒调节社会关系的关键。在现代社会中，每天发生着无数的新闻事件，对这些新闻事件如何理解，是大众传媒在信息传播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对于同一个事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理解。对于日常生活琐事是这样，对于社会、国家乃至国际事件也是这样。对于事件的本质、原因、方式、结果、影响等等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理解。在文化传播学中，有一个分支学科叫归因研究。所谓归因，实际上就是选择性理解。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假设有一位亿万富翁在某一天早上到街上的小摊买了一只价格几毛钱的大饼充做早餐，这原本是一件小事，但因为他是亿万富翁，所以这件小事便有了新闻价值。然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有种种的归因可以解释。也许这位富翁是一个像泼留希金那样的吝啬鬼，生活过分节俭；也许这位富翁吃惯了山珍海味，想调调口味；也许这位富翁见到街上人很多，故意想作秀；也许这位富翁见到摊主是一个熟人，想照顾他的生意；也许这位富翁心血来潮，随意买买而已，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当大众传媒在报道国内国际的重大新闻事件时，选择性理解便会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甚至决定国家的兴衰、社会的存亡。在新闻学史上，一般人都认为19世纪末期美国与西班牙的战争是由当时的美国报业大亨赫斯特的《纽约新闻报》挑起来的，就是因为《纽约新闻报》在报道新闻事件时做了一个故意煽动战争的选择性理解。1898年2月15日美国军舰“缅因”号“因发生爆炸而沉没，有266名美国人丧生。但是，对于“缅因”号沉没的原因，始终没有人能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然而，有几家美国报纸却力求给人们造成这样的印象：西班牙对此负有间接责任。《纽约新闻报》悬赏5万美元给能提供消息而把罪犯捉拿归案的人，3天后，这家报纸的通栏标题称：《全国战争狂热》。大城市的报纸也越来越多地以通栏大标题和醒目的插图予以报道。美国国务卿谢尔曼不止一次地根据《纽约新闻报》的新闻报道发表声明，美国国会在4月18日终于通过了进行战争的决议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