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黑龙江省的版图像一只展翅飞翔的天鹅，那83900平方公里的大兴安岭就是那天鹅的头冠。那里是祖国的绿色瑰宝，山高林美，资源丰富。有多少人对这片神奇的山林心向往之，趋之若骛。当然，作一次进山的旅游者很惬意，如果要长期在大山里生活就不容易了。高寒和高纬度环境会使许多人的身体不适应，严重危胁人生命的心脏病发生率较高。这几年，这里的人们对心脏病却不再惧怕了，因为有一位上海的心脏病专家，成了他们的“守护神”，他随叫随到，一年有五六次跑进大山为病人动手术。如果你找到上海他工作的瑞金医院，只要你说是“大兴安岭的”，他便如亲人般给你安排医疗。更重要的是，由他牵线，大兴安岭地区医院已和上海瑞金医院建立了合作关系，在他们的指导下，地区医院已组建成了全省地市级医院中一流的心血管专科。
这位“大兴安岭人的守护神”叫张大东，当年在呼玛县下乡的上海知青，现在是上海瑞金医院集团闵行医院的院长助理、心血管内科主任，中国着名的心血管介入治疗专家。
那天早上八点半，我就赶到了位于莘庄镇的闵行医院，在那座新建的大厦的15楼，我找到了心内科的病房，楼厅里挂着许多锦旗，都是赞扬张大东的医术和医德的。他正在查房，按个病房的巡视，亲切地询问病人，仔细地检查，身边跟着许多实习医生。半个多小时过去了，站在走廊上的我失去了耐心，我只好对护士说：“我是大兴安岭的，找张主任。”这一招还真灵，张大东马上出来见我，把我领到他的办公室接受采访，这其间，呼玛县一位姓赵的县人大副主任来找他，她是来看病的。还有科里的护士长，也来主动介绍情况，她曾和张主任到过加格达奇为病人作手术。
大东很帅，有点像哪部电视剧的男主角，儒雅又亲切。听说我在黑河当过知青，他说呼玛和黑河是近邻，我们都在黑龙江边下乡。接着就无话不说了。他说，我是1954年出生，1970年4月15日下乡的。我们是知青中的小字辈，被称为“小六九”（六九届中学生）。当时只记得路太远了，走了好几天，先坐火车从上海到塔河，又换汽车跑到一个叫三间房的小村落，前面就没有公路了。乡里要安排我们坐拉行李的拖拉机，可是我们一激动，要来个急行军！没想到，那是110里的山路。开始我们还指点江山，有说有笑的。初春的兴安岭，残雪未尽，达子香已绽出紫色的花蕾，山色秀美，我们像逛公园一样高兴。后来就步伐越来越沉重了，满脚的泥水，衣服都被汗水湿透，军用水壶的水喝没了，书包里的馒头也啃光了。饥寒交迫的我们就只好抓路边的残雪解渴了！总算在半夜时分，走进了察哈彦这个地处黑龙江转弯处的小屯子，倒在土炕上就睡，一夜无梦，我们浪漫又艰苦的知青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和那些逃难到大山里的移民一样，大东他们春夏秋季开荒种地打粮，到了冬天就进山伐木。对这些大城市的孩子们来说，什么活都不轻。年纪最小的大东一点不示弱，重活累活都抢着干，不长时间他就“出人头地”了，先当上队里的民兵排长，后来还当上了生产队副队长，主管副业生产。从下乡的那年冬天开始，连续四年领着大伙进山伐木，在零下37度到38度的严寒中，他们跪在大雪地里，用简易的弯把子锯，把参天大树放到，再砍掉枝叉，把树干用马拖到楞场，再堆成垛，等待火车装走。在楞场抬大木头是又累又危险的活，白白净净的大东，总是抢第一杠，他指挥着8个棒小伙弯腰挂钩，一起身抬起数千斤的大元木，然后迈着稳健的步伐，向前走去，他们一起喊着号子――
哈腰挂，那个嘿哟 挺起腰，那个嘿哟……
往前走，那个嘿哟 莫回头，那个嘿哟……
嘶哑的号子里有血丝飞迸，在广阔的楞场上空回荡，和火车的鸣叫、山林的呼啸，组成动人心魄的交响乐。这是张大东人生中最重要的旋律，现在想起还让他激动。他说，人生就是要承担责任，再重的担子也不能弯腰，也不能回头，只能一个劲往前走！后来大东担任了金山公社的团委书记，他不愿意坐办公室，经常活动在各个村屯，和知青同吃同住同劳动，成了一千多个知青的知心朋友。在不经意中，他还发现因为自然环境的恶劣，地处边远，老乡和知青看病难是个很严重的问题。有的屯子的干部要到县里开会，要走一个星期，别说是老乡看病了。公社没有像样的卫生院，村里的赤脚医生根本满足不了农民的需要。那时已经有来自上海的医疗队，在这一带巡诊，大东很敬重他们，但是他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也会加入他们的行列。但是命运还是安排了这个心地善良又特别有责任心的青年成了人民的白衣天使。
1976年，张大东被公社推荐上大学，只有一个学校，那就是上海第二医大，没有任何医学家传和个人愿望的他走进了医学殿堂。对于实际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大东，学习的压力很大。但对于有过抬大木头经历的他来说，一切困难都能战胜，无非是付出更多的努力。三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的大东被留校工作，成了附属的瑞金医院的临床医生。从普通医生到主治医生，大东干得很出色。1990年他被派到法国的贝藏松大学的医学院进修，在这里他学习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心脏导入手术。199２年1２月，学成回国的大东主持了上海第一例心脏介入手术。病人是一个36岁的司机，他心绞痛发作生命垂危，原因是心血管狭窄，还长满斑痕。大东用国外采用的从血管导入的方式，用球囊导管扩开血管，让血液流通。手术成功了，工人得救了，一项新的医疗技术通过大东在中国推广。做为这项技术的专家，他被请到全国各地进行示范手术，三年的时间里，他奔跑在江苏、浙江、广东、福建、云南、广西、江西、湖南、湖北、山东、黑龙江和新疆等地的上百家医院。在奔波中，大东很辛苦，也很满足，在不断实践中他的技术更加娴熟，他要攻克心脏病的信心更加坚定。
在办公室的书柜里，我看到了大东被中华医学会授予“中国介入心脏病杰出贡献奖”的证书和美国牛津大学临床试验和治疗心脏病研究中心授予他的“研究证书”。这标志着他在中国治疗心脏病方面的成就和地位。也许他更在意的是他和那片大山里的乡亲们的情感，他给我看他回呼玛县和乡亲们的照片，还有他给大兴安岭人作手术的照片，每一张都是一个感人的故事。
1999年春节前，风雪迷蒙的大兴安岭迎来了久违的客人，告别大山２3年的张大东一行四个当年插队的战友，又回来了！从哈尔滨到加格达奇，他们一夜无眠，下了车又换车直奔呼玛方向，翻过雪深林密的大兴安岭的脊梁，进入塔河地界，他们兴奋起来。“塔河火车站，储木场！”那是当年他们抬大木头装车的地方！大东的耳边又响起抬了大木头的号子声。“呼玛转运站！”那是他们每次回上海等车的地方，在那大通铺上他们留下欢笑，收获虱子，那是带回上海的最珍奇的礼物！在去呼玛99公里处，他们望见了窗外那片被大雪掩盖了的空地，楞场和帐蓬都不见了，他们曾在这里干过活，也打过群架……一切都成了美好的回忆。
他们终于找到了路边“三间房”的路牌，这里是他们苦难青春的起点，他们走下车，面对着夜色里的田野和远处的树林，他们大喊：“我们回来了！”那声音消逝在风雪的呼啸中。他们夜宿新街基，这里是金山乡所在地――大东的发祥地，他和每一个见面的乡亲抱头痛哭，“２3年了，你们终于回来了！”他们都这样说。第二天，他们又从新街基下江道，顺着结冰的黑龙江来到江边山下的小村察哈彦，乡亲们拿出最好的山珍、河鲜招待他们，狍子、山鸡、飞龙、野猪、猴头、木耳、嘎牙子鱼都摆上了炕桌，每一家都免不了一顿好酒，一场通宵达旦的回忆。老乡说，你们当时才十六、七岁，干活拼命，比我们都能干！他们还说，没有你们，就没有察哈彦的今天！你们创造了那么多财富，可是一分钱也没带走！说着，有的老乡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张大东被感动了，被震撼了！乡亲没有忘记我们，他们又是这样地需要我们。为他们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也许才是最好的报答！从呼玛一回到加格达奇，他就见到了地区医院的内科主任姜佩萍，一个帮助地区医院建设心脏内科的设想，在他们的讨论中有了眉目。大东的想法得到瑞金医院的全力支持，不长时间，这个计划全面实施，姜主任亲自带领全套人马到上海进修，大东帮助地区医院配备了先进的医疗设备，心脏介入技术就在这个大山深处的医院里开展起来。重要的手术，大东飞进大山，亲自率自己的团队参加，并做现场教学。这样一来，让大山里的人“谈虎色变”的心脏病并不可怕了，因为他们有“神灵保佑”了。
那一年的春节，大东是在大山里渡过的。回到上海，面对灯光璀璨的大都市，他很淡然，因为他的心留在了大山里，那山林中微弱闪烁的灯光，也让他动心。
在大兴安岭，许多人都会给你讲大东的故事。地区质量监督局王世成局长说，２000年我患心肌梗塞，地区的姜佩萍主任让我顺利地渡过危险期，大东又来电话让我到上海，他要亲自给我做手术。手术前，他告诉我不要紧张，尽量放松，然后指挥助手把我抬到手术台上，吩咐其他医生打针，作手术前准备。室内开始放轻音乐，又把荧光屏调到我的头上，让我自己看着心脏跳动的情况。大东坐在手术床旁边的椅子上，边操作边回忆同我当年插队的情景。不知不觉中２0分钟过去了，无任何痛苦地完成了手术。出院后我和爱人请他到馆店吃饭，答谢他的救命之恩，结果他花钱结的帐。我和爱人到他家看望他夫人和孩子，给他扔下的钱，他坚决不要。
地区实验中学的退休教师李祥富说，我得了心梗后，时常绞痛，一年要住两次医院。到上海找到殊不相识的大东后，他仔细诊察后，亲自给我做手术，一次装了两个支架，彻底根除了病痛。当时带的钱不够，大东又安排让我先做手术缓交钱。我要请他吃饭，让他推辞了。我偷着塞给他的红包，他又托人给退回来了。
北山宾馆的副经理蒋阁才四十出头，患了扩张性心肌病，有的医院检查提出要给他做换心手术，精神压力很大的他找到了大东。他为蒋阁做了认真的检查，说明他的心脏病没有那么严重，当晚还请他喝酒，打消了他的顾虑，还指导他们心脏保健的方法。
直接受到了大东诊疗的大兴安岭人不下百人，间接的就更多了。他们的关于大东故事是一时半会儿讲不完的。结束采访时，他对我说，我是个医生，为每一个病人服务，这都是我的天职。我又是大山里走出的知青，大山里的人有恩于我，为他们尽点孝心，这还有什么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