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1910～1985），出生于江苏金坛县的一个小杂货店的穷困家庭。父亲华老祥40岁得子，把他视若掌上明珠，便按当地迷信的说法，将小罗庚扣入萝筐之中，“进萝避邪，同庚百岁”，因此，便取下了“罗庚”这一名字。
华罗庚的童年顽皮贪玩，父亲小店的柜台成了他跳上跳下的“鞍马”，镇上演戏，他成了个“小戏迷”他玩得如疾如呆，因此，在他上小学、初中时，功课常常不及格，挨打、受罚成了家常便饭，为此，善良的母亲还为他向菩萨乞求智慧和聪明。
初中毕业后由于家里生活困难，父亲没有让他上高中，把他送到上海的一个职业学校学会计，可是只学了一年半，由于家里实在供不起，最后连一张文凭也没拿到，两手空空回到金坛，代替父亲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
此时的华罗庚已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家里他一面帮助父亲经营小店，一面继续坚持自学，往日旋转腾起的“鞍马”现在成了他展卷的最好的书案。
华罗庚18岁时候，初中时的一位老师担任了金坛中学的校长。校长同情他的处境，让他回母亲当一名事务员。然而，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当时金坛瘟疫流行，华罗庚染上了伤寒，父母变卖家产，求医问药，乞求神灵，奄奄一息的华罗庚卧病半年后，居然挣脱了死神的魔爪站起来了，但他却落下终生的残疾——左腿变瘸了。
为了给华罗庚治病，他家中一贫如洗。他只好强支病体，又回到学校，挣取聊以养家活命的微薄的工资。尽管如此，他也没有消沉，以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顽强自学，一颗心全让数学的奥妙占有了。
1930年，华罗庚在当时的《科学》杂志上看到苏家驹教授写的一篇《代数的五次方程式之解法》，他仔细研究，反复运算，终于得出结论——苏教授错了。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不能成立之理由》发表在《科学》杂志上。
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被当时数学界泰斗、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发现了，熊教授十分欣赏华罗庚的数学才能，邀请他来清华工作深造。
华罗庚来到清华，留在数学系当了一名助理员，收发文件、管理图书、打字刻写……一个人干了几个人的事。然而，他每月的工资仅有40元，只相当于助教的一半。尽管如此，他已经心满意足了，因为工作之余他可以借助于这里的条件，在数学的王国里遨游。在这里华罗庚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就攻下了数学专业的全部课程，并自修了英语和法语。
1936年，华罗庚告别祖国，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在剑桥的两年中，他争取一切可能听取多种门类的课程，博采世界诸家的成果。他重点研究了堆垒素数论，先后就“华林问题”、“他利问题”“哥德巴赫猜想问题”等写了18篇论文，他的关于“塔内问题”的论文被誉为“华氏定理”。
1938年，正当华罗庚结束留学生活，将到苏联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深造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消息猛烈地触动了他。他毅然决定以最快的速度返回祖国。他的恩师熊庆来推荐他到清华担任数学系教授，并于1941年完成了他那部名震海外的《堆垒素数论》。
1946年，谋杀闻一多、李公朴的惨案发生以后，他怀着悲愤的心情离开了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在美国伊利诺大学执教。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到大洋彼岸，华罗庚激动不已，于1950年毅然回到清华大学担任数学系主任，肩负起为新中国培养数学人才的任务。
在社会主义时代，华罗庚的数学研究开始了真正的黄金时期。1956年，他的重要论文《典型域上的调和分析》荣获中国科学院第一批科学奖金一等奖，随后，他的长达60万字的巨著《数论导引》问世了。
1956年，华罗庚来到祖国西南高原的成昆铁路工地，开始了应用数学“统筹法”的试验和推广，他深入工地，给工人讲课，把数学科学应用到了生产实践中。
1950年华罗庚回国后，先后任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数理化部主任，中国数学学会理事长、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理事长，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主任、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82年被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83年被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创始院士。1985年被选为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是全国人大代表，并当选为第一、二、三、五、六届常务委员。1985年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华罗庚对数学的研究是多方面的，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著作很多，重要的有《堆垒素数论》、《数学引论》、《典型群》、《高等数学引论》（第1卷）、《数学导引》等十几种。
“归去来兮”
1938年，华罗庚结束留英学习生活，满怀献身科学的希望回到祖国。但踏上满目疮痍的国土后，他失望了。由于蒋介石推行民族投降主义路线，日本侵略者的铁蹄由东北而华北，而华中、华南。祖国的半壁河山横遭践踏。北大、清华、南开辗转迁徙，先后迁到大后方昆明，建起西南联合大学。文化科学界一派零落。
华罗庚就任于西南联合大学，全家寄居在昆明郊区的一个小村庄，七八口人挤在两间摇摇欲坠的阁楼里，生活相当艰难。另外，每天都有敌机的轰炸，还时时听到反动派枪杀革命志士和青年学生的枪声。面对残酷的黑暗现实，华罗庚悲愤不已。
在民族危亡，豺狼横行的苦难岁月里，共同的爱国热忱，把他和民主战士闻一多紧紧连在一起。在与闻一多的频频接触中，他被闻一多的爱国热情感染了。然而，残废的腿束缚了他，他只能将满腔的义愤熔铸在密密麻麻的数字、符号、公式之中。他虽然不能像其他人那样，走上街头，游行宣传，但是，他却支持十五、六岁的长女华顺加入反内战的斗争行列。一天晚上，一个来历不明的人找上门来。
“请问，你是华教授吧。”来人四处瞅瞅，冷言问道。
“是的，有什么事吗？”华罗庚反问道。
“华先生，你知道你女儿的事吗？”
“知道。”
“你要劝阻她，不然，对她、对你、对你们全家都很不利！”来人威胁道。
“哼！你们要抓我的孩子，那就先把我抓起来吧！”华罗庚怒目而视。
那人碰了个硬钉子，便灰溜溜地走了。
震惊中外的谋杀闻一多、李公仆的惨案发生了。烈士的鲜血，友人的死难，猛烈地震憾了华罗庚的心灵，他悲恸欲绝，义愤填膺。他想：学数学有什么用？我恨不能去搞政治，跟他们拼一拼！可是，这条不听使唤的腿……”就在这时，他的一个挚友、党的地下工作者告诉他：“黑暗不会太长，搞你的数学吧，将来会有用的。”华罗庚从烈士的鲜血中依稀地看见，新中国的朝霞即将出现。他想在黎明到来的时候，做一个够资格的科学工作者，于是带着对反动派的愤恨，带头失去挚友的悲伤，带头对祖国未来的希望，赴美讲学去了。
华罗庚远渡重洋，到了美国，担任伊利诺大学的终身教授。事业上，数学成就与日俱增，一帆风顺；生活上，住的是洋房，出入有汽车，还配有助手，各方面条件都十分优越。可是，这些怎能拴住他那颗炽热的爱国之心？他无时无刻不在思恋着祖国，渴望着祖国的新生。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1949年岁末的一天，华罗庚捧着长女的信激动不已，“祖国解放了！新中国成立了！”他热泪盈眶，思绪翻滚，多少年来他日夜盼望的一天终于来到了！他怎能不激动万分呢？他恨不能立刻就插上翅膀，飞回到祖国的怀抱，加入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行列。
1950年2月的一天，华罗庚全家登上了一艘驶往祖国的邮船。他站在甲板上，望着东方冉冉升起的旭日，望着浩森无边的大海，望着展翅翱翔的海鸥，他心潮澎湃，多年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此时，电波里正播送着他的《告美国同学的公开信》，“锦城虽乐，不如回故乡，乐园虽好，非久居之地，归去来兮！”
育人才甘做阶梯，做学问不怕挑剔
建国之初，祖国的各项事业百废待兴，各方面的建设人才更为奇缺。为培养人才，发展数学科学，华罗庚呕心沥血、不知疲倦地工作着，显示了一个人民数学家的本色。
在清华大学数学系，他一丝不苟地给学生讲课，同学生们一起讨论问题，攻克难关。他不仅熟悉学生的学习情况，而且掌握了他们的个性，做到了因人制宜，因材施教。
有一天，他来到教室，对一个不声不响而又善于钻研学习的学生语重心长地说：“你在典型群问题上要多下功夫啊！”
“我试试看，华老师。”
“不是试试看，半年之内一定要拿出一篇我能认可的论文。”他严厉地说。
两个月过去了，这个学生带着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来见华罗庚，他仔细地审阅了学生的问题之后，对他批评道：“这不是墙！你不应该让它挡住，自己回去想想。”
两个月又过去了，这个学生确实下了一番功夫，攻克了原有的难点，可又碰到了新的钉子。正当他抱头思索的时候，华罗庚来了，他打量着学生，微笑着说：“撞墙了吧？”学生抬起头来，望着老师亲切的面容，把遇到的问题说出来。
华罗庚高兴地坐下来，“是呀，这是一堵墙，不怪你，名家也没有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他详细地讲述了自己的见解和解题的方法。临走时，留给学生两本参考书。就这样，这个学生在华罗庚的严格要求和循循诱导了，终于推倒了科学研究中的堵堵高墙，同老师合作，写出了关于“典型群”问题的论文。
华罗庚不但对学生严格要求，而且还鼓励他们超过自己，乐于让青年一代在自己的肩膀上更快地向科学高峰攀登。
有一次，华罗庚给数学研究所的青年研究员上课，当他在黑板上列出算式后，当时，还是实习研究员的王元从座位上站起来，指着黑板说：“老师，你的行列式错了。”课堂上鸦雀无声，众人被他的突然举动惊呆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实习研究员，居然指责赫赫有名的教授，大家都替他捏了一把汗。
华罗庚移动残腿，上前踱了一步，凝视着黑板，仔细检查了算式，转过身来，双目流露出兴奋的光彩，当场宣布：“我错了！应该按王元的意见改正这个行列式。”
紧张的气氛顿时缓和了。在新型的师生关系中，孔夫子的“师道尊严”失去了往日的权威性。
如果说华罗庚接受自己的学生的口头批评令人钦佩的话，那么能接受素不相识的青年的书面批评，则表现出了一个学者的谦逊的品格。
1956年，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性的第一次数学研讨会。会上，华罗庚高兴地宣布了一个震惊全场的消息：厦门大学一个名叫陈景润的青年图书管理员，对他的《堆垒素数论》中的它利问题提出了批评。并以别致的方式和精确计算，弥补和改进了它利问题。面对青年的挑剔，他喜出望外，兴奋地连声称赞“太好了！太好了！”根据他的推荐，陈景润被调到了数学研究所工作，安排在自己身边，从而为陈景润摘取数论王冠上的明珠创造了不可缺少的条件。
“假若我能比别人瞭望得略为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是英国著名科学家牛顿的名言。为了为祖国培养更多的数学科学人才，华罗庚甘愿当人梯，让青年一代站在他的肩膀上，更快地向科学高峰攀登。
（贾治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