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那遥远的地方
飞机在陌生的南方城市落地，夜已深。乘出租车穿过市区，途中绵延着大大小小的烧烤摊，夜风裹挟着烧烤味，从敞开的车窗扑入我的鼻孔。混同而来的还有人们的谈笑声。男男女女穿得清凉，触目皆是的啤酒瓶也透出清凉的质感。
我到旅馆放下东西出来，随便找了个摊位落座。几张油渍发亮的折叠桌围满塑料凳，没有一张空桌，生意实在红火。我和大学生模样的两男一女拼桌，他们扫了我一眼，继续专心对付金属盘里的烤蚝。
桌上已有一堆蚝壳，像古生物的化石。
老板过来招呼我：“靓女，吃什么？”
我要了半打泡椒烤蚝，一支啤酒，顺便问他去绿岛的船一天有几班。绿岛是和这个城市隔海相望的岛屿，何琴的明信片就来自那里。“时间摇篮咖啡馆”位于绿岛十五号，根据网上的评论，是个适合情侣约会的店。
和我同桌的几个人七嘴八舌地说：你是过来旅游？绿岛不好玩。就那么几家小店。还不如在这边逛。
他们的热情让我窘迫。“听说岛上有家咖啡馆不错。”
“几张明信片，哪里没有啊。”一个男孩笑道。
“咖啡馆好像被查封了。”他身旁的女孩说。
我的心一沉。“什么时候的事？”
“就最近。听说有人在那里卖毒品，放在饮料里给人喝，让人上瘾——好恐怖哦，谁还敢去那种店？”女孩有浓重的南方口音，把“好”
字拖得长长的，仿佛港片的国语配音。我想起小山，一次性杯子里的啤酒变得苦涩。
她的说法和网络的流言一致。不过此地的公检法倒是出乎意料的敏捷，我之前没听说上海有哪家夜店因为喜梦被查封——难道换成咖啡馆就有人管了？
我向他们道谢，那对情侣和同伴又回到专注吃喝的状态，不时用方言聊几句，女孩尖声笑起来，这回我是一个字都听不懂了。
何琴在上海的第一年，我们也常在路边摊消夜。夏天小龙虾，冬天烤串。何琴不像我那么热衷于十三香龙虾，说有土腥气。离宿舍两个路口有条排档巷子，一溜小饭馆对着停车场的围墙，在白天显得破败凋零。入夜，窄巷活转过来，蓝蓝绿绿的塑胶小凳陆续被人占领。
店主们站在门口用大锅炒龙虾、田螺、河粉，以及顾客们当场选的时蔬。
油锅炸响，花椒的香气在空气中弥散。
何琴每每吸着鼻子说：“真带劲。”
光顾过所有店家之后，我们成了尽头倒数第二家的拥趸。老板曾是饭馆的二厨，他开排档是因为不用做午市，而且只需一个小工。他的手艺很好，食物量比其他家少一半。我们每次抗议，让他再加一把田螺，他呵呵笑：“总归要让我赚一点，才能保证质量。你们不就是冲着吃口来的吗？”
这话倒也在理。
冲着吃口光顾的我们常点一份龙虾，一份田螺，烤鸡翅尖和青椒香菇蒜薹。啤酒照例是两支哈尔滨冰纯。何琴先注满我的一次性杯子，她自己对瓶直饮。就是说，我两杯，她一瓶半。
她刚到上海的夏天，手上没什么钱，却不肯让我买单，总要抢。
后来回想，她自有潜藏的自尊。同坐在油腻小饭桌前的好友是个初出茅庐的记者，前途纵然不如锦似缎，至少没有生活之虞。她内心肯定有着不安和疏离，我当时一无所觉，每当被何琴抢了单，我总说她生分。
“腾冲的烧烤更好吃，”何琴感慨，“鸡爪子，小瓜，罗非鱼。哎……”
“别馋我，有这个就不错了。要是哪天我混不下去，就弄个云南烧烤摊，怎么样？我猜能火。”
她像在忍笑。“我又不是没吃过你做的菜。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人贵有自知之明。”
我用不拿烤串的手敲她一下。“又没说我自己做。”
“你别打我的主意……”
“小气！我可以引进外援，这样好了，请海椒的妈妈帮忙！来吃的人肯定会排长龙。”
“你呀，人家凭什么不待在自己家，和你来这个陌生地方？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大城市。”她的语调忽然严肃起来。
“你也不喜欢？”我忍不住反问。
她露出一个浅淡的笑容，几乎是忧伤的。“我在哪里都一样。”
何琴的这种反应总让我怀疑把她喊来是否正确，但我转念就会说服自己：她只是还没适应上海。不论如何，来这里有我照应她，比起她在大理当店员的暗淡日子，上海的每一天有更多的可能。
隔了这么多年，在异乡的烧烤摊吃着不够辣的烤蚝，恍惚地想起不再的夏天，我忽然意识到，真正需要何琴在上海的不是她自己，而是我。大头想念尾巴，就这么简单。可笑的是我还不断给自己找理由，说这都是为了何琴的前途。
我付账离开，那几名男女仍在继续悠长的吃喝战线，无从判断他们是外来客还是土生儿。我莫名地羡慕他们，也许因为我已经过了夜摊能带来莫大愉悦的年纪。更可能因为他们有彼此做伴，我却不断失去亲近的人，何琴失踪已近一年，小山下落不明也有四个月了。
第二天一早，我搭电动三轮车来到轮渡码头。一天只有早中晚三趟渡船往返，如果我想在当天回到市区，要么中午离岛，要么搭傍晚的最后一班。离开船还有一会儿，我站在没有围栏的水泥堤岸眺望大海。是个阴天，海水呈现比天空略深的铅灰色，风用力挤压着云层，使天空的灰白愈发浓重。没见海鸟。
绿岛在视野的右前方，那一小团凝固的暗绿色像是被谁遗忘在调色碟上的绿颜料。被多数旅游指南忽略的小岛，走一圈用不了一个小时。网上倒是有绿岛的攻略，除了那家当地情侣爱去的咖啡馆，还有海神庙值得光顾。绿岛的邮戳是独一份的，和海这边的大陆不同。有个博客不无煽情地写道：“如果你想寻找一份不会被人打扰的清静，请来绿岛。”
我要找的是麻烦而非清静。该博主还提到，记得避开双休日，否则整个岛上满是拖家带口的人群。对市区的人们来说，绿岛是他们的公园。
所以我选择周日离开昆明，在周一的早上前往绿岛。人们陆续走上四面敞开的渡轮，有人带着成捆的蔬菜，大概是去卖菜。推着自行车的三五个人像是上班族，有个男人穿着显眼的白衬衫，下摆一丝不苟地束在皮带里。我猜他可能是邮局工作人员。
渡轮长长地响了一声汽笛，我顺着栈桥上船，铁皮在脚底发出咣当当的声响。船开了，巨大的钢铁箱体缓慢靠近绿岛，我站在栏杆边眺望，那团凝固的绿颜料多了些内容，几个代表房屋的白点，一抹灰色的码头，接着渐渐显出码头上的人影。我在靠岸时看表，全程不到十五分钟。
我随着稀稀拉拉的人群上了岛。人们穿过出口，骑车的骑车走路的走路。趁人还没散尽，我赶紧逮着白衬衫男人，问他咖啡馆怎么走。
近看才发现此人不年轻，南方男人的年龄总有些莫测，高颧骨阔嘴的他们一般不会中年发福，白衬衫也同样。他漫不经心地往右一指。
“没开门。上个月被封掉了。”
我不死心，又问：“咖啡馆老板在岛上吗？”
“刚才在船上啊。不开店还跑过来。这里明明什么都没有。”
我赶紧四顾，但此时码头已经空了。男人摆摆手，一跨腿上了自行车，晃晃悠悠地骑远了。裤腿被骑车的动作拉上去好大一截，我发现他没穿袜子，赤脚套一双上世纪八十年代流行的白皮鞋。那背影透着某种古怪，却和南方惫懒滞重的空气莫名协调。
回去的渡轮要到中午。用整个上午在小岛上找人，应该不难。
我向右手走去，窄窄的柏油路寂然无人，榕树的绿荫两侧不时闪现石子路，几间风格不一的平房掠过视野，冰品店，杂货店，以及，仿佛是理所当然的，有个修自行车的摊子。没多久便看到一间打烊的咖啡馆，红砖小屋用玻璃加盖了半截阳光房，里面一览无余。白色的木头桌椅，桌上的台灯顶着粉色碎花布灯罩，一旁是插在细颈花瓶里的绢制红玫瑰。靠近吧台有一座巨大的搁架，顶上标着月份，左侧从上往下钉着一到三十的数字，显然用于放置“写给未来”的明信片。
搁架空着，未来只剩下待填满的月份和数字。整间屋子有种被人遗忘的气氛，如果不是门上贴着惨白的封条，“××市公安局封二〇〇八年七月二十日”，你会以为这是个临时搭建的咖啡馆布景。
邮局离咖啡馆不远，途中有卖面包饮料的杂货店和照相馆。我买了瓶矿泉水边走边喝，进了邮局。进门一侧是供人贴邮票写信封的斜面桌，柜台后坐着个年轻女孩，和常见的邮局没什么不同，无非小点儿。
我在里面踱了几步，享受空调的清凉。女孩一次也没抬头看我，低头自顾浏览砖头厚的时尚杂志。
何琴的明信片是从这个邮局发出的。不难想象，咖啡馆的人按照架子的日期，每天来这里把若干明信片扔进邮筒。邮局的人不关心明信片的内容，他们要做的仅仅是盖上邮戳，将装满邮件的口袋送上轮渡。
没看见白衬衫男子，我想错了，他不在邮局工作。
离开邮局后，我在岛上晃了一圈，连海神庙也看了，又回到咖啡馆门口朝里张望。仍是那副光景，明信片架，白木桌椅，花布台灯，假玫瑰花。去年夏天比现在早些的时候，何琴坐在其中一张桌前写下给我的明信片。她眼下究竟在哪里做什么？为什么要写那些费解的字句，又为什么迟至来年发出？
背后有人喊了声“你好”，我一惊，转过身，几步开外站着个松垮的男人。这么形容他，因为此人身量不高，却穿了件大两个号的土黄T恤，胸口被汗浸湿了一块，下半身是及膝的肥大布裤，看不出是绿色还是灰色。他脚上的人字拖也显得过大，那情形仿佛在宣称，合体衣装无非是人生的束缚。
男人说：“照相馆的人说，你在找我。”
我反应过来，松垮仁兄是咖啡馆的老板，照相馆的人想必是穿白衬衫的那位。我递上旧名片，印有杂志主编的头衔。他瞥一眼名片，脸上闪过奇异的神色。
“不知你听说没有……我这儿出了点事，这会儿不适合接受采访。”
他的口音带着北方味，脸庞也是有别于当地人的扁平白净。
“不是采访。我收到一张明信片，是从你的咖啡馆寄出的，想请你看看，能不能回忆起寄信人？”
“我这儿每天要走好多明信片……”他迟疑着接过明信片，翻来覆去看了看。“不好意思，真不知道。我从来不看客人写的内容。你就这么一张明信片，还是去年的，实在没头绪。”
他的答案在预料之中。我摸出钱包，从里面抽出一张照片。那是何琴和我的合照。二〇〇三年秋天，两个女孩的身后是断桥的人头攒动。请路人用何琴带的凤凰相机拍的。为了放进钱包，照片被剪过，我们笑得仿佛全无心事。考虑到我当时的狼狈，只能说照片这东西很少呈现真相。
咖啡馆老板仔细地打量照片，说他对上面的人没印象。按理，谈到这个份上，我已经没什么可问的。至于咖啡馆倒闭的前因后果，即便我想问，估计他也不愿开口。奇怪的是他并不着急走开，直盯着我看。
半晌，他迟疑着说：“我原以为你要问别的事。”
“你以为我要问什么？”
他没有立即回答。一丝风也没有，窒闷的热意让汗水不断渗出。
在这样一个陌生荒凉的岛上，被人用古怪的眼神盯着看，不大好受。
他总算开口了。“你真的不是来找阿卡？”
“阿卡？”
“我老婆。”
我莫名其妙。“我来找我朋友，刚给你看了照片。”
“你真不是来找阿卡？”他固执地重复刚才的问题。我失去了耐心。
“我不认识什么阿卡，为什么要找她？”
他低头重看我的名片。“这本杂志……你们是不是写过药的事？”
“药？”我一怔，随即反应过来，“写过。你看过我们杂志？”如果这人和蒋海峰一样是我们的读者，真是巧得可以。
他嘟囔了一声“没”，抬头向四周张望。“我们是受害者。”
我细看松垮仁兄的脸，他的眼睛下面带着憔悴的阴影。那双眼睛里没有疯狂，如果我的判断力没出错。
“你的杂志怎么了？”他终于问出一个正常的问题，“我在网上看到，你们爆过猛料，后来就没了。”
“关门了，”我瞥一眼死寂的玻璃屋，“和你的咖啡馆一样。你刚说你们是受害者，是这个意思？”
他抹一下额头的汗。“有件事想请你帮忙，这里说话不方便。你待会儿来海神庙背后找我，从围墙绕过去，有个观景台。”
于是我第二次来到小山包上的海神庙，站在被海风侵蚀得褪色斑驳的庙门口，可以俯瞰大半个岛。从这里看去，岛不愧于绿岛之名，陆地被原始的绿意覆满，只有一块块屋顶彰显着人类的踪迹。
我按照咖啡馆老板的话，沿着庙墙外围往后走，到了他说的观景台。那是一小片铺着石板的平地，周围有石护栏。隔着护栏外的几丛矮树，对岸的城市遥遥在望。影影绰绰的高楼让人想起巨大的蚁冢。
观景台除了我没有别人。这个“说话方便”的地点算得僻静，又有海神庙作为遮挡。即便在这里出什么事，也不会马上被人发现。念头闪过，我觉得自己有点神经过敏，大概是受到咖啡馆老板异常举止的影响。我把喝空的矿泉水瓶子扔进平台一角的垃圾箱，忽听得身后一声响，转身时正好看见咖啡馆老板翻过护栏。这人好好的台阶路不走，竟从树木间的小路爬上来。
“说吧。有什么事不能在下面讲，非得到这里？”我踮脚在护栏坐下，背对着海和远方的城市。我双脚悬空，无意识地想，万一他推我一下就不好玩了。
好在他没走近。他面向大海站着，边调整呼吸边说：“你可能觉得我有点怪。我本来不这样，最近出了太多事，我也觉得自己变得不太正常。”
“你别急，慢慢说。”
“长话短说吧，我希望你能帮我们。”
“你们？”
“我和我老婆。”
“你太太怎么了？”
“她现在在医院。”
“她病了？”
“是病，也不是病。”他握起拳头，一下下地敲护栏。“是那个药闹的。我见不着她，公安局把她监控起来了。”
我并非没有心理准备，“哦”了一声。“我问个问题，可能不中听。”
那人停止捶打护栏的神经质动作。“你说。”
“我来这里的路上听说，你们店的饮料掺有某种药品。是真的？”
他白净的脸倏然涨红了：“完全是造谣！”
“那你太太在医院被警察监控，是怎么一回事？”
“那是……”他猛然住口。
“好吧。你找我帮忙，又什么都不肯透露，”我叹息一声，“你先说要我帮什么忙吧。”
他在平台上来回走了几圈，我一动不动地看着这个张皇失措的男人。他仿佛下定决心般看过来：“你要相信我。”
我和老婆离开北京，到这里开咖啡馆，有三年了。之前我在一家设计公司做平面设计，老婆在家开淘宝店，卖些小饰品，就收入来看，我们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每年出门旅行一两次，欧洲南亚都玩过了。
要不是旅行的时候来过，我们也不会知道这个岛。毕竟这里算不上出名的景点。我老婆偏偏喜欢这儿，她觉得岛上安静，不像其他地方那么商业化。她一直念叨说，要是我们什么时候决定退休，就来这儿开个小咖啡馆，过世外桃源的生活。
我和她都没想过，退休的日子会来得这么早。其实是被迫的，因为她的病。
我们没有孩子，我老婆身子弱，头胎和第二胎都没保住。医生说这样下去会变成习惯性流产。我说那就不生了，两个人过日子也挺好。我真没太往心里去。可我老婆似乎因为这事有了心理包袱。她除了上网不怎么接触外人，可能这方面也有影响，渐渐的，我发现她变得不爱说话，网店那边也不上心，发货慢，还出错，有些买家给了差评。我问她，要不要找个班去上，她说不要。
